《宋史·夏国传上》载：“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
元昊自制蕃书，创造了西夏文，创造自己的文字，是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其独立建国、南面称孤的需要。正如他在宋宝元二年（1039年）给宋朝皇帝上的《表》中所言，“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伏。……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始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称大夏，年号天授礼法延祚”。
文字其实也十分重要，与能否立国相关。
西夏文字十分怪异，初看“字形体方整”，与汉字“类八分”，似乎认识汉字的人可以全认识。细看其“画颇重复”，笔画特繁多，且多是斜笔，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汉语言使用者一个也不认识。
元昊不是笨蛋，他能借鉴汉文字创立自己的文字，可以称得上天才，专家。他为什么要将西夏文造成复杂无比的“天书”，为什么不在汉文字的基础上，像日本人那样，只取偏旁，或者大力简化，而要复杂了再复杂。我想他的本意在于要与汉字有较大的不同，以保持其文化的异质，思想的异端，民族与国家的独立。
西夏文在西夏立国时的普及率我估计不会太高，到底占百分之几，我给不出答案，但百分之九十左右的文盲率是绝对有的。
西夏文在西夏亡国后逐渐成了死文字。党项羌这个民族很独特，国家灭亡了，国民也四处逃散四处游走，最终被别的民族同化融合了。看来，其民族内部缺少一种精神，一种凝聚力量。在这里，他们所信奉的佛教没能帮上他们的忙，他们独有的血统没能帮上他们的忙，他们所创制的刻意区别于汉字的西夏文同样没能帮上他们的忙。而且，由于西夏文字太复杂，所以后人在写史时，对西夏史不太上心，不愿费大力去解读，因此西夏虽辉煌，历史却被简单化处理了。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它与辽、金有同样的地位，但正史上没有专门的历史书籍。吴广成在《西夏书事·凡例》中说“宋有天下三百年，西夏、辽、金并雄西北，而辽、金有史，夏鲜专书……元昊自制蕃书以纪国事，国亡之后，文义莫辨，遂至掌故失传，宋、辽、金三史有附传而弗详”。虽然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而认为是蒙古人“灭其国而并灭其史”（赵尔巽语），但它也不失为一家之言。西夏文很长一段时间如同天书，无人能够读懂，它的破解，十分富有传奇色彩。清代甘肃学者张澍，从做官之地贵州回归故里养病。有一天他闲来无事，去武威一座庙游逛，发现有一个小房间封闭着，他问僧人房内所藏何物，僧人告诉他是一块碑，此碑怪异，不封闭恐带来灾异。张澍是官员兼学者，唯物主义的思想比别人多，不很惧怕。在好奇心的支配下，他强烈要求打开房门，要见识一下。僧人拗不过他，便遂了他的愿。张澍看到的碑，是“重修凉州感应塔碑”，正面全是西夏文字，他一个也不认识，可当他转到碑的背面时，那上面却刻着汉字，字数与正面一样多，他恍然大悟，这个碑是夏汉文对照的碑。这个碑的发现与揭秘，使西夏文逐渐地活了起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西夏文已被一部分人所掌握，这对于研究西夏的历史与文化，是十分有益的。上大学时，赵俪生教授评价张澍为三流学者，那标准，是与司马迁、段玉裁、王国维为一流的。但张澍的学问放到现代，赶上的人少之又少。他对于解读西夏文的贡献，尤其应当予以肯定。
西夏文字共有6000多个，其造字的原则与汉字相同，即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单字的笔画大多在十画以上，常用字中六画以下的仅占总字数的百分之一。西夏文的书写，有正楷、草书、隶书、篆书四种体式。在当代，在宁夏，西夏文书法已悄然兴起，这是文化上的复古，也是民族艺术的开掘与弘扬。元昊地下有知，应当高兴。党项的遗民们，也应当高兴。
2006.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