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昊叛宋，建立西夏国，与宋朝刀兵相见，分庭抗礼。西夏在建国以及迄后的政权建设、军事斗争中，用了不少汉人。汉人为党项人做了许多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宋朝汉人的帮助，西夏不一定能创立，创立了也不一定能维持近一百九十年。
史载，富弼在《上仁宗乞诏陕西等路奏举才武》中说：“国家取人，唯有进士、明经二科，虽近设制举，亦又取人不多。是三者大抵只考文辞念诵而已。天下之士有大才大行而赋性不能为文辞就举试者，率皆遗之。”富弼说，朝廷的三种考试选人方法，均以文辞为标准。天下人品出众，武艺高强，胸有韬略之人，因不通四书五经，不会做文章，所以参加不了这样的考试，所以也就选拔不上来。富弼说，比如河北、河东、陕西，这三路的人选拔上来少的原因，就是这里的人禀性质鲁，不能为文辞，不懂考试的套路，所以“皆老于科场，至死不能得一官”。这里的人，虽然不能为文辞，但若论及“大才大行及强悍奸雄”，其他路不及。富弼颇为沉痛地分析说，现在李元昊不断寇边，西陲用武，宋朝军队被打败，将领被斩杀，兵寡粮匮，调发无所，力所难支。在这样危难的情况下，那些科场失意者，不能为朝廷擢拔者，“踊跃快意”，兴奋得不得了，都想帮西夏人为宋朝制造麻烦。严重的，还有带头举事，屯聚盗贼、兵马，掠劫州县，自图富贵。
富弼上奏的中心意思，是说人才是多种多样的，武才不会做文章，但国家不可少。这些人一旦久试不第，必然怨恨国家，遇敌对势力进攻时，会成为帮凶。所以应重视这方面人才的选拔与任用。
中国有句古语，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有意思的是，造反的秀才却不少，特别是那些志向很高，野心很大，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却腹中墨水不多，或摸不清科举路子的“秀才”，怨恨情绪更强，叛逆性更强，危害性也更大。
李元昊手下的汉族大臣张元、吴昊，就是“累举进士不第”者。《闻见近录》载，张元，许州人，客居于长葛，以任侠自命，有抱负。张元常夜游山林，吹铁笛而行，几里外都能听见，很威风，“群盗皆避”。张元好多次举进士不中，又被县宰鞭打，所以跑到李元昊那里去了。逃跑前，张元到项羽庙，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买酒，对着塑像痛饮，并为泥像敬了酒，并唱道“秦皇草昧，刘、项起吞并”，意思是宋朝天子昏庸，所以才有人造反，所以他才要弃暗投明。他“悲歌累日，大恸而遁”。他内心很矛盾，很痛苦，他在向宋朝向祖国诀别，真正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张元在西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人评价说“昊虽强黠，亦元导之也”。元昊虽强悍狡诈，但他的胜利他的成果也是张元引导的结果。
《容斋三笔》记载：“西夏曩霄之叛，其谋皆出于华州士人张元与吴昊。”张元、吴昊、姚嗣宗都是关中人，“负气倜傥，有纵横才”，胸有大略，可以合纵连横，是谋士坯子。这几个人关系很好，他们曾游历过塞上党项人所居之地，观察了解山川风俗，“有经略西鄙意”，想做边臣边将。他们在崆峒山寺壁题诗，表露自己的志向。韩琦与范仲淹知道了这几个人，对他们的才华、志向表示惊服。这几个人想去见韩、范二帅，又“耻自屈，不肯往”，拉不下面子。后来韩、范召见了张、吴、姚三人，但在踌躇未用间，张、吴逃到了西夏。“范公以急骑追之，不及”。他只推荐姚嗣宗进入了幕府。
张元、吴昊到西夏，夏人倚为谋主，以抗宋朝。西夏寇边十多年后，致使宋“西方至为疲弊”，都是张、吴二人策划的。
张元、吴昊叛逃西夏，给朝廷上了一课，如何选用人才，成了一个新的亟待解决的课题。张元、吴昊助西夏痛击宋朝，也使边将受到教育，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力量，“自是边帅始待士矣”，开始善待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并发挥他们的作用。
落第知识分子造反的事不少，宋朝有个“半瓶子”文人、押司宋江，率梁山一百单八将，整出了不小动静。宋朝以后也很多，最著名的，当属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此公以基督教作理论基础，号召“杀尽不平方太平”，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给广大民众也带来严重伤害，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此人如果当了皇帝，天下比清朝还不“太平”。反统治者的不一定就是革命的，封建统治者也不能一概视之为反动统治者，否则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在“反动”中运转，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的。对一切统治者作仇视观，其心智与理念都是不成熟的。
如何制定科学的考试、选拔、使用人才的制度，如何把真正有才的人选上来，如何全面地衡量与荐拔人才，历朝历代都是严肃的课题，沉重的话题。今朝亦然！今人当吸取古人的成功经验与惨痛的教训，把事情做得更符合历史规律与时代潮流一些。今人断不可再去造就张元、吴昊、洪秀全之流。
2007.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