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牛撇捺文集·历史碎片(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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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 科举不第者“皆欲助贼为患”

李元昊叛宋,建立西夏国,与宋朝刀兵相见,分庭抗礼。西夏在建国以及迄后的政权建设、军事斗争中,用了不少汉人。汉人为党项人做了许多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宋朝汉人的帮助,西夏不一定能创立,创立了也不一定能维持近一百九十年。

史载,富弼在《上仁宗乞诏陕西等路奏举才武》中说:“国家取人,唯有进士、明经二科,虽近设制举,亦又取人不多。是三者大抵只考文辞念诵而已。天下之士有大才大行而赋性不能为文辞就举试者,率皆遗之。”富弼说,朝廷的三种考试选人方法,均以文辞为标准。天下人品出众,武艺高强,胸有韬略之人,因不通四书五经,不会做文章,所以参加不了这样的考试,所以也就选拔不上来。富弼说,比如河北、河东、陕西,这三路的人选拔上来少的原因,就是这里的人禀性质鲁,不能为文辞,不懂考试的套路,所以“皆老于科场,至死不能得一官”。这里的人,虽然不能为文辞,但若论及“大才大行及强悍奸雄”,其他路不及。富弼颇为沉痛地分析说,现在李元昊不断寇边,西陲用武,宋朝军队被打败,将领被斩杀,兵寡粮匮,调发无所,力所难支。在这样危难的情况下,那些科场失意者,不能为朝廷擢拔者,“踊跃快意”,兴奋得不得了,都想帮西夏人为宋朝制造麻烦。严重的,还有带头举事,屯聚盗贼、兵马,掠劫州县,自图富贵。

富弼上奏的中心意思,是说人才是多种多样的,武才不会做文章,但国家不可少。这些人一旦久试不第,必然怨恨国家,遇敌对势力进攻时,会成为帮凶。所以应重视这方面人才的选拔与任用。

中国有句古语,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有意思的是,造反的秀才却不少,特别是那些志向很高,野心很大,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却腹中墨水不多,或摸不清科举路子的“秀才”,怨恨情绪更强,叛逆性更强,危害性也更大。

李元昊手下的汉族大臣张元、吴昊,就是“累举进士不第”者。《闻见近录》载,张元,许州人,客居于长葛,以任侠自命,有抱负。张元常夜游山林,吹铁笛而行,几里外都能听见,很威风,“群盗皆避”。张元好多次举进士不中,又被县宰鞭打,所以跑到李元昊那里去了。逃跑前,张元到项羽庙,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买酒,对着塑像痛饮,并为泥像敬了酒,并唱道“秦皇草昧,刘、项起吞并”,意思是宋朝天子昏庸,所以才有人造反,所以他才要弃暗投明。他“悲歌累日,大恸而遁”。他内心很矛盾,很痛苦,他在向宋朝向祖国诀别,真正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张元在西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人评价说“昊虽强黠,亦元导之也”。元昊虽强悍狡诈,但他的胜利他的成果也是张元引导的结果。

《容斋三笔》记载:“西夏曩霄之叛,其谋皆出于华州士人张元与吴昊。”张元、吴昊、姚嗣宗都是关中人,“负气倜傥,有纵横才”,胸有大略,可以合纵连横,是谋士坯子。这几个人关系很好,他们曾游历过塞上党项人所居之地,观察了解山川风俗,“有经略西鄙意”,想做边臣边将。他们在崆峒山寺壁题诗,表露自己的志向。韩琦与范仲淹知道了这几个人,对他们的才华、志向表示惊服。这几个人想去见韩、范二帅,又“耻自屈,不肯往”,拉不下面子。后来韩、范召见了张、吴、姚三人,但在踌躇未用间,张、吴逃到了西夏。“范公以急骑追之,不及”。他只推荐姚嗣宗进入了幕府。

张元、吴昊到西夏,夏人倚为谋主,以抗宋朝。西夏寇边十多年后,致使宋“西方至为疲弊”,都是张、吴二人策划的。

张元、吴昊叛逃西夏,给朝廷上了一课,如何选用人才,成了一个新的亟待解决的课题。张元、吴昊助西夏痛击宋朝,也使边将受到教育,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力量,“自是边帅始待士矣”,开始善待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并发挥他们的作用。

落第知识分子造反的事不少,宋朝有个“半瓶子”文人、押司宋江,率梁山一百单八将,整出了不小动静。宋朝以后也很多,最著名的,当属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此公以基督教作理论基础,号召“杀尽不平方太平”,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给广大民众也带来严重伤害,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此人如果当了皇帝,天下比清朝还不“太平”。反统治者的不一定就是革命的,封建统治者也不能一概视之为反动统治者,否则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在“反动”中运转,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的。对一切统治者作仇视观,其心智与理念都是不成熟的。

如何制定科学的考试、选拔、使用人才的制度,如何把真正有才的人选上来,如何全面地衡量与荐拔人才,历朝历代都是严肃的课题,沉重的话题。今朝亦然!今人当吸取古人的成功经验与惨痛的教训,把事情做得更符合历史规律与时代潮流一些。今人断不可再去造就张元、吴昊、洪秀全之流。

2007.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