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吏治腐败，其重要的表现之一，是宦官专权。在军队节制，军事部署等方面，宦官也处处插手，比如童贯，在西北监军约二十年，权倾一时。宦官在有宋一朝，形成了气候。
李元昊建立西夏国后的头几年，是宋夏斗争十分激烈、战事极其频繁的几年。
1040年，西夏军队围延州，总管刘平驰援，与夏军交战。宦官黄德和带人临阵逃跑，宋军战败，刘平等人被擒，后被杀。黄德和害怕惩治自己的临阵脱逃罪，便诬陷刘平、石元孙投降了西夏。宋朝许多的官员，武将，在探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向皇帝进言。庞籍说：“黄德和退怯当诛，刘平等力战而没，子孙宜加赏恤。”韩琦说：“平以疲兵数千敌十余万众，昼夜力战，为德和所累。既被执，犹骂贼不已，忠勇不怯于古人。”
在强大舆论的压力下，鄜延路兵马都监黄德和“坐弃军要折”。大宦官被以弃军罪腰斩了，处罚还是相当严厉的。
在总结战争成败得失时，有人以为，朝廷委派宦官为监军，主帅节制有不得专者，管不住，不好管，所以刘平失利了。有人要求撤除诸帅的监军，以使将领们摆脱掣肘之累。宋仁宗征求宰臣吕文靖公的意见，吕说，不一定要罢监军，只要选择谨慎厚道稳重之人就可以了。宋仁宗说那就由你去选择吧。吕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待罪的宰相，不可以和中贵（太监）有私交，怎么能知道谁贤谁不贤呢？希望您命令都知押班来保举，如果他保举的人有不称职者，一同治罪。仁宗采纳了吕的意见。第二天，都知接皇帝命令后，知道了事情的轻重，他叩头面君，请求罢诸军监宦，将宦官从军队中撤出。对这个结果，士大夫喜出望外，夸奖吕某人有谋略。
吕夷简（文靖公）果真有谋，他在与“无蛋党”的斗争中，是讲究策略的。他不与皇帝面折廷争，力陈宦官监军的危害，而是以毒攻毒，让给皇帝出馊主意的人去负责任，让敢于充任监军的宦官们去担责任。如此一来，事情便得到了轻松的解决。
举荐、提拔、任用官员，历朝历代都是为政者必须干而且十分愿意干的一件事情。必须干者，因为政权是由大大小小的职能部门组成的，部门则必须有大大小小的官员去负责，去运作。愿意干者，因为举荐者与任用者会高兴会感恩戴德，举荐提拔得越多，知己越多亲信越多，自己的势力也就越大。此等好事，何乐不为！
举荐与提拔官员，一般没有风险，因为没有这方面严密严格的规定，举荐与提拔错了，也不会被追究责任。虽然历朝历代也有这方面的呼声，要求举荐者与提拔者为其行为负责，一旦看错用错了人，要负连带责任，但被追究的是少数，少之又少，多数人不会在此方面栽跟斗。
虽然宋仁宗时因为宰相吕夷简的一条妙计，吓得负责举荐宦官为监军的都知不得不乞求“罢诸军监宦”，但宋朝实际未从根本上废除这一制度。太监黄德和被腰斩时，童贯还未出生，但童在徽宗朝，权势炙手可热，在西北监军五分之一世纪。这说明，“有不称职者，与同罪”的举荐措施，未形成制度，也未落到实处。
当今的时代，提拔干部也缺少失误问责制。有关部门的有些有关人士只管可劲提拔，不管所提之人是否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否德才兼备。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两任秘书都被提为厅级干部，结果整出了经济大案，一个被杀头，一个被判刑，倘程不是自己不干净，只是错误地提拔了两个秘书，他一点事也不会有。
这几年，带“病”提拔的现象不能说很普遍，也不能说很不普遍。西北某小省有一厅级干部，因受贿罪被捕，司法部门落实，此人受贿近三百万，财产来源不明则有一千多万元。据我了解的情况，此公的财产不是来源不明，实际上很明，是贪污受贿来的。因为目前所追究的，是他担任了与土地有关的几个职务后的犯罪，而之前，此人先后干过科局长、县长、县委书记、副市长等等。此公每提升一次，就有人告状。他在县上时，告他的信可以用麻袋装，但他却一路绿灯，扶摇直上。像这样带“病”提拔的干部，应该说不止这一个贪官。带“病”提拔最著名的，当数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此人中纪委就查过两次，但每查一次，官升一级。说明他的周围，上上下下，有许多人在保他荐他提拔他。
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目前各级都减少副书记职数，以扩大常委会的权力，这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但对于举荐、提拔官员失误的认识与处理，尚停留在较低层次，比宋朝时强，但与现代社会的要求有较大差距。这方面，似乎应有所改进，有所加强。
北宋仁宗的宰相吕夷简，为今天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可以说提供了一定的历史鉴戒。以史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应当运用好这一宝贵的历史遗产，以期把当前的事情做得更好一些。
2007.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