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牛撇捺文集·历史碎片(卷五)
22179000000048

第48章 范仲淹致李元昊书的局限

范仲淹是大文学家,他在为边将,与西夏国对垒时,曾给西夏皇帝写过信,并因此受过处分。为了保持全貌,掉一下书袋。

《东都事略·西夏传》载,范仲淹为书以祸福谕之曰:“国家景德初,河西休兵之后,中外上言:‘灵、夏数州本为内地,请移河朔之兵益关中之力,以图收复。’真宗皇帝以文武之德柔远,先大王归向朝廷,心如金石;故待先大王以骨肉之亲,命为同姓,全付大夏。真宗皇帝于是时也,有天地之造焉。今大王青春袭爵,不知真宗皇帝有天地之造,违先君之誓书,不避本朝,并建大位。累遣使人告于朝廷,中外之人莫不惊愤,咸欲收行人戮于都市,皇帝诏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岁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顺之功,岂以一朝之失而骤绝之?’皆不戮而还。假有诸蕃之长抗礼于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终,天子何负于大王哉?天子遣仲淹经度西事,而谕之曰:‘有征无战,不杀非辜,王者之兵也。’仲淹敢不夙夜于怀!至边之日,见诸将帅多务小功,不为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与大王同事朝廷,于天子则父母也,于大王则兄弟也。岂有孝于父母不爱于兄弟哉?可不为大王一一而陈之?”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言语当从本国风俗,何得与天子侔?名岂正而言岂顺哉?徒使疮痍百姓,伤天地之仁。仲淹每念‘有征无战,不杀非辜’之训,夙夜于怀,方欲与大王议而决之,重人命也。今大王遣人远来,惠然留意,何乐如之,何议论未顺,文字未正,不敢闻于朝廷。大王果能以爱民为意,言当时之事由于众请,莫过于此,谢于朝廷,朝廷必当复其王爵,承先大王保国庇民之志,天下孰不称大王贤哉!如众多之情终不获辞,则汉、唐故事,如单于、可汗之称,尚有可稽,又于本国言语为便,亦不失其贵矣!贡奉上国,存中外之体,不召天下之怨,不困天下之民,使边蕃之人复见大康。”

“又,大王之国财用或缺,朝廷每岁必有物帛之厚赐,为大王助也。大王幸听之,则上下同其美利,边民之患息矣。其若不听,他日虽有请于朝廷,必有噬脐之悔。仲淹今日之言,不独利于大王,盖以奉君亲之训,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唯大王择焉。”

对于范仲淹的信,元昊的反应是:“使其亲信野利旺荣复书,而辞如故。”

范仲淹的信,第一层意思是追忆宋朝与先大王李德明的君臣隶属关系,嘉许先大王“归向朝廷,心如金石”的绝好精神与表现。第二层意思是责备李元昊“违先君之誓书,不避本朝,并建大位”,南面称帝,而且与大宋开战。第三层意思是表述大宋皇帝的胸襟,不忍对西夏动武,遵从先帝的遗志,顾念故西夏王忠顺之功,不以一朝之失而骤绝之。而且宋天子在派遣范仲淹经度西边之事时有交代,有征无战,不杀无辜。第四层意思是要李元昊名正言顺,收回帝帜,依然称臣,由宋朝“复其王爵”。第五层意思是在感情联络、武力威逼之后诱之以利,只要李元昊称王不称帝,或者至多做个附属国,“贡奉上国”,宋朝就可以“每岁必有物帛之厚赐”。

范仲淹是大文学家,却未必谈得上大政治家大军事家,朝廷用他“经度西事”,对抗西夏,事实证明,用人或有不当。他想以一纸书信退兵,逼野心勃勃的李元昊重新称臣的想法,应当说也是幼稚的。而且,信中所表述的几层意思,窃以为没有说到点子上。先大王与宋朝的关系,宋朝给西夏的“岁赐”,李元昊并不是不知道,用不着别人提醒他。宋朝皇帝的“仁慈”,代表的并不是宋朝的胸怀,只能说明宋朝内部的虚弱与皇帝的懦弱。至于说以武力相威胁,李元昊对此早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与军事准备,李元昊不是被吓大的。毛泽东说过一句话,言“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抵挡不住的世界潮流。当代如此,古代其实也如此。李元昊虽没有如此高深的理论修养,也没有如此精辟的语言表述,但他面南称帝的决心却是难以动摇的。

如果要给李元昊写信,感动他震慑他当然必要,但除此之外,应当亮出宋朝的实力,指出西夏的软肋,并且从“国际”形势的角度,分析西夏归顺宋朝之后,在处理与辽国关系上的主动性与利益所在。在充分剖析了各方面的内政外交、军事势力与形势后,武力的威慑才更加具体直观,也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范仲淹缺乏政治家的雄韬,军事家的大略,剩下的便是文人的那点感情与激情。文人的深邃与忧思,不是很管用。所以他的书信起不了太大作用,只能落得李元昊不予置理的结果。

在军事斗争中,书信的作用有限,而写不到点子上的书信作用就更加有限。这是范仲淹的遗憾,古人的遗憾,也是所有的人超越不了的局限、遗憾与悲哀。

2006.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