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是大文学家，他在为边将，与西夏国对垒时，曾给西夏皇帝写过信，并因此受过处分。为了保持全貌，掉一下书袋。
《东都事略·西夏传》载，范仲淹为书以祸福谕之曰：“国家景德初，河西休兵之后，中外上言：‘灵、夏数州本为内地，请移河朔之兵益关中之力，以图收复。’真宗皇帝以文武之德柔远，先大王归向朝廷，心如金石；故待先大王以骨肉之亲，命为同姓，全付大夏。真宗皇帝于是时也，有天地之造焉。今大王青春袭爵，不知真宗皇帝有天地之造，违先君之誓书，不避本朝，并建大位。累遣使人告于朝廷，中外之人莫不惊愤，咸欲收行人戮于都市，皇帝诏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岁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顺之功，岂以一朝之失而骤绝之？’皆不戮而还。假有诸蕃之长抗礼于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终，天子何负于大王哉？天子遣仲淹经度西事，而谕之曰：‘有征无战，不杀非辜，王者之兵也。’仲淹敢不夙夜于怀！至边之日，见诸将帅多务小功，不为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与大王同事朝廷，于天子则父母也，于大王则兄弟也。岂有孝于父母不爱于兄弟哉？可不为大王一一而陈之？”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言语当从本国风俗，何得与天子侔？名岂正而言岂顺哉？徒使疮痍百姓，伤天地之仁。仲淹每念‘有征无战，不杀非辜’之训，夙夜于怀，方欲与大王议而决之，重人命也。今大王遣人远来，惠然留意，何乐如之，何议论未顺，文字未正，不敢闻于朝廷。大王果能以爱民为意，言当时之事由于众请，莫过于此，谢于朝廷，朝廷必当复其王爵，承先大王保国庇民之志，天下孰不称大王贤哉！如众多之情终不获辞，则汉、唐故事，如单于、可汗之称，尚有可稽，又于本国言语为便，亦不失其贵矣！贡奉上国，存中外之体，不召天下之怨，不困天下之民，使边蕃之人复见大康。”
“又，大王之国财用或缺，朝廷每岁必有物帛之厚赐，为大王助也。大王幸听之，则上下同其美利，边民之患息矣。其若不听，他日虽有请于朝廷，必有噬脐之悔。仲淹今日之言，不独利于大王，盖以奉君亲之训，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唯大王择焉。”
对于范仲淹的信，元昊的反应是：“使其亲信野利旺荣复书，而辞如故。”
范仲淹的信，第一层意思是追忆宋朝与先大王李德明的君臣隶属关系，嘉许先大王“归向朝廷，心如金石”的绝好精神与表现。第二层意思是责备李元昊“违先君之誓书，不避本朝，并建大位”，南面称帝，而且与大宋开战。第三层意思是表述大宋皇帝的胸襟，不忍对西夏动武，遵从先帝的遗志，顾念故西夏王忠顺之功，不以一朝之失而骤绝之。而且宋天子在派遣范仲淹经度西边之事时有交代，有征无战，不杀无辜。第四层意思是要李元昊名正言顺，收回帝帜，依然称臣，由宋朝“复其王爵”。第五层意思是在感情联络、武力威逼之后诱之以利，只要李元昊称王不称帝，或者至多做个附属国，“贡奉上国”，宋朝就可以“每岁必有物帛之厚赐”。
范仲淹是大文学家，却未必谈得上大政治家大军事家，朝廷用他“经度西事”，对抗西夏，事实证明，用人或有不当。他想以一纸书信退兵，逼野心勃勃的李元昊重新称臣的想法，应当说也是幼稚的。而且，信中所表述的几层意思，窃以为没有说到点子上。先大王与宋朝的关系，宋朝给西夏的“岁赐”，李元昊并不是不知道，用不着别人提醒他。宋朝皇帝的“仁慈”，代表的并不是宋朝的胸怀，只能说明宋朝内部的虚弱与皇帝的懦弱。至于说以武力相威胁，李元昊对此早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与军事准备，李元昊不是被吓大的。毛泽东说过一句话，言“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抵挡不住的世界潮流。当代如此，古代其实也如此。李元昊虽没有如此高深的理论修养，也没有如此精辟的语言表述，但他面南称帝的决心却是难以动摇的。
如果要给李元昊写信，感动他震慑他当然必要，但除此之外，应当亮出宋朝的实力，指出西夏的软肋，并且从“国际”形势的角度，分析西夏归顺宋朝之后，在处理与辽国关系上的主动性与利益所在。在充分剖析了各方面的内政外交、军事势力与形势后，武力的威慑才更加具体直观，也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范仲淹缺乏政治家的雄韬，军事家的大略，剩下的便是文人的那点感情与激情。文人的深邃与忧思，不是很管用。所以他的书信起不了太大作用，只能落得李元昊不予置理的结果。
在军事斗争中，书信的作用有限，而写不到点子上的书信作用就更加有限。这是范仲淹的遗憾，古人的遗憾，也是所有的人超越不了的局限、遗憾与悲哀。
2006.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