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将可以退敌，书生也可以退敌。
《豫章文集·遵尧录》记载：“会契丹与元昊争银甕（瓮）族，于是麟府奏警，仲淹乃有请，出为河东、陕西宣抚，二敌闻之，皆不敢动。”大意是说，当时辽国与西夏在争取、争夺银甕族这样一个部族，麟州告急。因此之故，范仲淹自己要求到河东、陕西当宣抚使（即巡视战争地区的朝臣，负督察军事重任），契丹人与党项人听到这一消息，都害了怕，不敢再有大的动静。
真实的情况是，庆历三年（1043年）六月甲申，以范仲淹为陕西宣抚使，但未成行。八月癸丑，韩琦代仲淹宣抚陕西。奇特的是，范仲淹虽未赴任，但消息却传到了辽与西夏，产生了威慑力，起到了退敌兵的作用。
看了这段史料，给人以书生亦可唬敌退敌的印象。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可以互补。
在军事斗争中，有时候需要以硬碰硬，有时则需要以柔克刚。
中国古代的边将，老粗居多，草莽居多。他们律身不严，军纪废弛，治军无方，对少数民族多不讲信义，多贪小功，不为大略。在宋与西夏的对垒与交往中，宋朝边将的表现比较差。于是，才有了以儒将治边的呼声，也才有了范仲淹等文人才子效命沙场的机遇。
书生展示军事奇才的事例不少。明朝大将袁崇焕，万历年间的进士，书生。他自请守辽，筑宁远（今辽宁兴城）等城，屡次击退后金（清）军的进攻。天启六年（1626年）获宁远大捷，努尔哈赤被打伤致死，袁被授辽东巡抚。次年获宁锦大捷，打败皇太极。袁升任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努尔哈赤、皇太极之辈，好生了得，个个是一流的军事家，戎马一生，但就是打不过书生袁崇焕。后金人后来不得不用反间计让昏庸的崇祯皇帝除掉袁，以扫清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毛泽东是个师范生，做过教师和北京大学的图书管理员。毛泽东饱读诗书，虽从小崇拜曾国藩，却未当过兵，未进过军校，未接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毛一生没摸过几次枪，可毛却是军事奇才，大战略家。游击战争战术的制定，四渡赤水的调度，三大战役的部署，都是他的杰作。败在他手下的，是一批留日留德留美的军校生，一批黄埔军官学校的毕业生。
范仲淹是书生，李元昊了解他，是从他写给李元昊的信中窥见其人的文才与韬略的。虽然因这封信，范仲淹受了朝廷的处分，虽然李元昊没买这封信的账，但文人的责任心，文人的胸怀，文人的境界，李元昊与辽国人是了解的。
范仲淹其人，《延安府志》所载之《重修范文正公庙碑》分析他“拥强兵，据重镇，仅足以支吾元昊而已，卒不能捣灵武而践贺兰者何哉？意者，笔墨之词易工而殳矛之功难立也”。文人赋诗填词为文都比较容易，而建军功较难。公正地说，范仲淹的军事才能不是很突出，契丹人、党项人害怕的，不是他的军事谋略与磅礴气势，而是他所代表的文人集团所表现出来的正义与正气。范仲淹治军监军，自然会在军中倡导推广儒家文化，会在军中树立正气，会增强军队的向心力、凝聚力与战斗力。范仲淹治军监军督军，会克服军队的骄躁情绪，会领会“有征无战”的圣旨，会谨慎行事，会对敌军采取军事政治并重的策略，削弱敌军的意志力与战斗力。李元昊了解中原文化，了解中原的文人尤其大文人，了解“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以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们。所以他不怕赳赳武夫，却害怕白面书生。这里面的道理十分深奥，又无比浅显。
文化是有震撼力、威慑力、杀伤力的。书生可以唬敌可以退兵，这不是神话，是历史事实。
200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