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以上四句，是李贺《南园十三首》组诗之六的内容。
李贺这首诗，可以说在历代诗词中没有什么独特的意义，仍然是失意文人慨叹读书无用、怀才见弃的篇章，但他把读书人的行状总结为“寻章摘句老雕虫”，又有其独特的视角。
李贺关于“读书无用”“写书无用”的思想在多首诗里都有所表露。比如他在此组诗之五中，激愤地诘问：“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封侯拜相，绘像凌烟阁的，哪有一个是书生出身？！比如在此组诗之七中，写了司马相如才气纵横，却穷困潦倒的历史故事，写了东方朔在汉武帝的宫廷里，不敢展示才华，以诙谐取容，怵惕终生，斯文沦丧的故事，最后表示要弃文习武，寻求一番作为。比如他在《秋来》一诗中凄切地诘问道：“谁看青简一编书，不遣花虫粉空蠹？”写了诗文出了书，谁人重视，谁人诵读啊！就等着虫子去蛀了！
发怀才不遇、读书无用的牢骚，是历代文人的“天性”，也是历代诗文的重要内容之一。
窃以为，文人们有时候有些言过其实，他们仅仅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待事物，因此思想方法上必然显得片面。实际上，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文人沾尽了便宜。为什么在职业排序时，“士农工商”，将“士”排在第一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句古语，不但是对读书的倡导，也是对读书人的褒扬。读书人与农民比，与樵夫比，与贩夫走卒比，与织布女浣纱女比，所受的辛苦与劳作要少，在历代政权中，做官的又最多。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至于说国家有内乱外患时，政权在草创，马上得天下时，武将们会被重用，会占据要害位置，文人们会被轻视以至歧视，但和平时期，在马背上不能治天下之时，文人们便被纷纷提拔到了要害岗位上。朝廷大员们，封疆大吏们，地方官员们，大部分是通过科举选拔上来的，或者是为官的文人举荐提拔的。
文人们遭受了不少的排挤与打压，可仔细想想，排挤与打压文人的，似乎大部分还是读书人文人。比如唐朝的牛李党争，不论牛党还是李党，绝大部分的成员，都是文化人，而且可以称得上文化精英。中国1949年之后的近三十年中，对于知识分子的迫害是历史上比较严重的时期，批判，斗争，关押，判刑，上“五七干校”，被戴上各种各样的诸如“反动学术权威”“右派”“叛徒”“特务”等等的帽子。迫害的形式多种多样，被迫害致死的知识分子究竟有多少，不好统计。但是什么人在整他们呢？是掌了权的知识分子。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高官，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学问还不是很小。
因为打压读书人的还是读书人，所以读书人向社会发被打压的牢骚，似乎于逻辑不是太通。
中国的读书人需要深刻地内省。
首先要庆幸，要感恩。因为读了书，有了学问，有了韬略，有了驾驭社会的能力，所以做了吏，当了官。这比武将们拿士兵与自己的头颅与鲜血换官帽容易，更比普通的民众们，比那些永远沉在社会底层的民众荣幸。读书做学问，总体上没有吃亏，至少没有吃大亏。
其次，许多文人官员因自己太有主见，不好驾驭，因此遭皇上，遭高官的忌恨，因此，被不断贬官、流放。这很不幸。但第一，事物是两方面的，读书使你做了官，读书又使你落了难，扯平了，不亏。第二，毕竟你读书人尤其优秀的读书人因了科举制，还有官可贬，还需把你找个地方打发。没有一官半职的人，倒想让人贬，但没东西可贬；想让人流放，走出“井底”，到外面见见世面，可那也类乎妄想。
再次，不可能因为是读书人，因为有学问，就各个做大官。官位是分大中小的，大中小都得有人去干。不要没当上大官，要害部门的官，在官场边角溜达就痛苦，就不满，就发牢骚。该知足时应当知足。也不要因为遭到贬谪就心灰意冷。贬谪制是官场的明规则，你玩不起就不要踏进官场。窃以为，当今的社会，如果某种程度上参照一下贬谪制，说不定对社会政治还有不少裨益呢。
对于读书人的牢骚问题，我感受复杂。我也勉强算个读书人，也有过不少牢骚，但最终的结论是，牢骚无用，引古自伤自悲更没有用。也许我也如李贺说的，“我有迷魂招不得”，那么，我愿闻来自方方面面的“雄鸡”声。
2009.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