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隐的《赠妓云英》共四句：“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罗隐本名罗横，以十举进士不第，乃改名。本想横空出世，纵横捭阖，横刀立马，横行天下，却让世事折磨得起了归隐之心。罗隐一生怀才不遇，《唐才子传》说他：“少英敏，善属文，诗笔尤俊”，但属于不会应试型的，屡屡名落孙山。光启中，入镇海军节度使钱镠幕，后迁节度判官，给事中等职。一生潦倒，郁郁不得志。
罗隐当初以寒士身份赴举，路过钟陵县（今江西进贤），结识了当地乐营中一位颇有才思的歌伎云英。十余年之后，罗隐再次落第，途经钟陵，又与云英不期而遇。云英惊诧于罗隐仍为布衣，而罗隐对云英仍未脱离风尘大有感慨，于是，写了这首小诗赠与云英。
这首诗是对科举制度的控诉，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抨击，对友人与自己的悲悯与自悲。云英色艺双全，要相貌有相貌，要身材有身材，要本事有本事，可十多年，她从一个妙龄少女熬成了中年妇女，却仍未有自己美满的（或者说正常的）婚姻与生活，仍在乐营卖艺混饭。社会对于妇女的轻视、歧视是原因，社会致云英家庭贫困是原因，社会对艺人的歧视与压制也是原因。因为有种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与原因，女孩子一入艺伎之门，注定了只能做富商巨贾、达官贵人、泼皮无赖们的玩偶，要求得到个人幸福，是十分困难的。即便混得如杜十娘，挣来了大把的金银珠宝，也不被男人所容，不被社会所纳，只能是“怒沉百宝箱”，最后也怒沉了自己的身躯。云英的悲剧是中国妇女整体的悲剧。
罗隐未中举未成名，也并非“不如人”。罗隐从小就不一般，写得一手好诗好文章。只可能有些偏科，一如当今的作家韩寒，考试怎么考怎么不行。罗隐呢，可能一提文学，一提诗词歌赋就来神，而一读“四书五经”就犯迷糊。连考十次不第，说明他的儒家文化的底子不厚，他的应试技能低下。但罗隐有罗隐的长处，他的文才诗才，是许多中了举做了大官的人难以企及与比拟的。僵死的科举制，僵死的八股文阻断了历代千千万万有志青年包括罗隐的希望之路、上升之路，把他们逼成了书奴、经奴、朝廷之奴、社会之奴。不是罗隐不如人，而是科举制度不让他显示才华，发挥作用，出人头地。在科举之门口，你如果不是封建朝廷所期望的规矩之才，你有上天的本事也白搭。
现今的中国人，在学习不叫八股的八股，在对应不叫科举的科举。应试教育，让中国人没有童年的天真、活泼、欢乐，有的只是看不完的书，上不完的课，做不完的题，应付不完的补习、辅导、考试。学生们早起晚睡，比《半夜鸡叫》中周扒皮的长工还惨。学生们还要学英语，学钢琴小提琴，学唱歌画画，其负担，比科举时的孩子们要重得多，“头悬梁锥刺股”已经不能解决问题。
如今的高考、考研，似乎越来越容易，录取比例达到了一半以上。但如今的高考，又远远不仅仅是以考上大学为标准的。大学分三六九等，一本二本三本，职业高校，民办高校。因为分等级，学生、学校都以考上名牌特名牌大学为努力方向、奋斗目标。考不上名牌，几乎与没考上大学差不多，社会不认可，父母不高兴，毕业了也难以找到工作。但名牌大学是有限的，北大清华各一所，大家打破头挤，比科举考试似乎还严酷得多。
中国的高考制度很复杂很高深，中国的应试教育让全民越陷越深，但中国的大学培养出的人才创造力却越来越低。与欧美国家比，我们差距太大。中国人，还没有正儿八经地拿到过诺贝尔奖（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人是美籍华人，达赖拿到的是什么所谓的“和平奖”，上不得台面），过去我们总是埋怨这是欧美人在歧视与压制中国人，实际上呢，是我们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教育制度、应试制度害了青年，害了教育，害了科技，害了国家与民族。
对于如罗隐般虽不擅某种“经”，不擅“四书集注”，不擅考试，却有某方面特长与技艺的人，国家应给他们提供充分的展示才华，发挥作用的空间与舞台。不是他们“不如人”，只要有条件，他们会奋斗成为“人上人”。古今中外许多的杰出人才都不是“举人”，可他们却为历史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2009.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