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许多诗都充满了悲凉气息，其七律《登高》一诗亦然。“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一生漂泊，疾病缠身，鬓发斑白，穷困潦倒，连革命小酒也没的喝不能喝了。这一切，不由人不悲从中来，悲不能抑。
古代的大文人尤其大官人加文人，漂泊是家常便饭，也是他们人生的共同轨迹。同时，也是他们之所以能成大家的重要的条件。漂泊，收歪打正着之效，可能将非文人造就成了文人，将小文人造就成了大文人。
中国古代的文人，有一种心愿，那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认为，读书重要，行路也很重要，或者说更加重要。行路，到各处去看看，可以广游名山大川，见识不同的名胜；可以接触各地的人们，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心愿与诉求，可以了解历史掌故，民情风俗，可以将书本知识与实地调查有机融合，提升知识层次。行路可以使读书活起来，收事半功倍之效。行路是另一种形式的读书，是读活书，读大书，读有形与无形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之书。
古人所向往的行走，应当是一种游历，旅行，探险，是走亲访友，是心灵愉悦的上任、转任之类的官场之游。但事实上，那些被“行路”造就了的官人文人，他们的“行路”，是被动之旅，辛酸之旅，痛苦之旅，是一种身心俱疲的人生漂泊。
随便举几个《唐诗三百首》所选的诗人的例子吧。比如李白，被“长流夜郎”，流放地是夜郎，在云南，大约靠近了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地方。比如杜甫，一介小官，在京兆、肃宗灵州即位的行在，华州、秦州、东蜀、耒阳等地东奔西走，或公差，或客居，寄人篱下。比如柳宗元，曾为礼部员外郎，因革新失败，被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又被发配到柳州做司马。比如韩愈，先是被从监察御史任上贬为阳山令，后又被从刑部侍郎任上贬为潮州刺史。
漂泊的官人文人历代都有。宋朝的大文人苏东坡，曾被流放到海南的“天涯海角”，清朝的大才子纪晓岚，曾被流放到新疆，在那里待了一年多。
古代的官人兼文人，与今人比，似乎十分的不幸。他们所受的身体与心灵的苦痛，是今人难以想象的。但是，与今人比，他们又十分的幸运。正因为他们被贬谪流放，四处漂泊，他们才能做到头脑清醒，才能有“居庙堂之高”与“处江湖之远”的双重经历，有全方位多角度思考官场、民间、人生的阅历与资本。因为他们的行程艰辛，他们对各地风貌、历史、风土人情、民间疾苦、朝廷弊政的了解才全面，仔细，切身；因为他们漂泊的地方多，有种种的漂泊经历，他们的阅历广、见识多，知识更丰富，思想更深刻，文采更斐然。古代的大文人多，文豪多，与文人的漂泊很有关系。
中国的现当代，缺乏大文人，这是共识。造成今天局面的原因，有多种说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户口制度让人难以流动；是官吏制度的僵滞，就地做官，缺少交流，官人、文人、官文人们的阅历太浅，见识太少；是官文人们没有更多的内心的煎熬，没有了生命的抗争，没有了以笔抒发愤懑，以笔描述生存经历与生命体验的冲动与韧劲。可能这不是根本原因，但却绝对是次根本原因。
“万里悲秋常作客”，杜甫，让我们同情悲悯你呢，还是羡慕、妒忌你？！
200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