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牛撇捺文集·意识荒草(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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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 “仕”“儒”分离之忧

孔夫子“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句话,被历代的人们遵奉过,也诟病过。诟病以“文革”时期最盛。其“罪状”,据说是因为它毒化了青年,使青年人读书的目标大为扭曲。按照当时某些理论家的观点,学而优则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则须作“螺丝钉”,须“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但学而优不可以想为“仕”,不可以到“不平凡的岗位”上去,尤其是组织未安排你为“仕”时,你不可以自己想为“仕”。虽然当时也说“仕”(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反对“学而优则仕”似在逻辑上有毛病,可既然有人号召和支持批孔,怎么批那都是对的。

荒唐的岁月过去许久了,现在回过头来再咂摸“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感觉其中似有不少的道理在。有了知识去做官,官做好了再来学习与创造,这是不错的路子。“仕”与“学”之间作这样的搭配,堪称珠联璧合。

回想历史,可以看到,在中国,“仕”与哲学、文学、史学、艺术等均有着天然的联系。孔夫子做过鲁国的小官,屈原呢,是“三闾大夫”,司马迁为史官,李白、杜甫沾过“官”的边。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等官不算小……许多大文人,也是大官员。我想这些人之所以能成为文坛巨擘,成为后人敬慕与称颂的对象,成为推动过历史发展的“上帝之手”,与他们有钱有闲,可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博大的胸怀与开阔的眼界有关。但最有关系的,是他们有“居庙堂之高”与“处江湖以远”的双重以至交替的经历,便于体察民问疾苦,能够做到忧国忧民,因此,其作品便具有深度,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与人民性。这一点,是长期在民间、一生未入仕或未当大任的文人们难以做到的。民间的文人们下情看得多,但发而为文,可能便是一些低级牢骚,抓不住问题的实质和时代弊端的要害,对当权者也起不到棒喝的作用。

中国“仕”与“儒”紧密结合的传统正在逐步失落,这倒不是因为“大批判”所致,而是由于官本位极致化与商本位极致化双重作用的结果。现在的高官比起封建社会,数量要翻上几倍几十倍,可成为“儒”成为文人者,却乃凤毛麟角。现在的官员尤其是大官员们在忙些什么?大部分忙于公务,少数人在为加官晋爵继续“走动”奔忙,或者在尽情地享受胜利果实,“心无旁骛”。大约他们不想写什么东西,不想留下白纸黑字等不利于仕途的把柄。当然,也与他们并非“科举”而“进仕”、先天不足有关。看来仕途的规矩不严格,不仅有害国家社会,也有害文化事业。

现在的文人们大多是民间人物,或虽有个“长”的头衔,但却是文化口清水衙门的“长”,与真正政治意义上的官员,还有一定距离,甚至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现时文人的作品便缺少“庙堂”之气,缺少居“庙堂之高”而后的“江湖以远”之气,缺少一种大气。因此,牢骚文章多,小男人小女人文学多,但“巨儒”文章少。对于时代发展、社会进步而言,这是一种重大的缺陷。这是我的一种感觉,是否准确,说不很清楚。如何弥补这一缺陷,也心中无数,只能马马虎虎收场。余下的文章,由高明之士去做吧。

1998.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