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顾准，以及顾准的著述、思想，前几年曾在媒体上热过一阵，后来复归沉寂。前几天看了一篇访谈录，一位年轻气盛的所谓学者对曾出现过的“顾准热”大不以为然，以为顾准的那些思想见解，在今天看来是浮浅的和过时的，人们尊崇顾准，似乎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盲动。这位自以为站在学术之巅思想之巅的年轻人，对中国无以数计的学人在对待顾准问题上的举动进行了恣意的鄙薄与嘲讽。对此，老牛所有的不仅是愤怒，而且还有忧虑。
愤怒自不去提，单说忧虑。我的忧虑在于，有些人，包括号称先锋派的一些青年学人，并未领会“顾准热”的实质是“顾准精神热”，并未树立起一种具有不畏强权、不惧迫害、矢志探索、忠于真理的精神比得出一两个正确结论更可贵的意识。
顾准是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他1915年生于上海，在中华职业学校商科初中毕业后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练习生，十九岁时完成其第一部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之后又出版了一批同类著作。1940年，顾准离开上海到苏南抗日根据地。解放后，他曾担任上海市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1956年入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顾准的一生颇多荣耀（他担任过的“红色职务”有一二十个，且均不小），也颇多坎坷。1952年的“三反”运动，他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处分；1957年和1965年，又两次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1974年，顾准在妻子被逼自尽，有母不能相见，儿女与其“划清界限”且至死不肯相见的凄苦中病逝，年仅五十九岁。客观地讲，顾准的学术成就并无特别的了不起，除了早年的带有教科书性质的一些著作，他身后别人为之整理出版的，无非一本三十多万字的《顾准文集》，一本《顾准日记》。正如他弟弟陈敏之所说：“他留下来的著述确实不多，除了1973年至1974年生命最后的两年里，在和我的通讯中写的那些学术性笔记外，几乎很少有其他著作。”顾准涉猎过经济学、历史学，就其学术见解言，虽说成就不小，但难说树起了高峰。顾准的可贵之处，在于学术之中，又在学术之外。他的不同凡响处，在于学术抑或是政治上的胆识。
顾准让人们敬佩的第一个举动，是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二期上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其中的观点，与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观点是相悖的，与当时国内的主体经济理论以及某些领导人的经济观点也是相悖的。张劲夫先生评价顾准的这一行为时说：“在五十年代能提出这样重要的看法是很难得的。”
顾准让人们感佩的第二个举动，是他在十年“文革”那样的政治大劫难中，敢于去研究希腊的城邦制度，敢于去触及极为敏感或者说是被禁止提及的“民主”问题。在十年浩劫期间，像张志新，遇罗克那样的斗士不多，像顾准这样的思想者就更少。
顾准让人感佩的方面还可以举出很多，概而言之，就是一种精神，一种人格的魅力。
思想的发展有时要超越物质存在，要领先于时代的发展，但思想的发展往往会受到客观世界的限制，会受到形成体系的思想及其思维模式的限制，受到人们主观方面的阻挠。面对这样的环境，人们可以有两种选择，或屈服于现存世界，在有限的空间里驱动思维之舟，做一些低层次重复的甚至是无聊的工作，或者像顾准那样，抛开现存世界的热闹喧嚣，在清冷的角落里，冒着种种风险，按照学术所固有的规律，去进行科学意义上的探索和著述。当前的情况是，前一种人太多而后一种人太少。学界的此种状况，对文化积累和社会进步的迟滞作用若干年后便会显现出来。当此之时，提倡提倡顾准精神大有必要，而鄙薄顾准则似乎十分的不可取。
1998.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