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牛撇捺文集·意识荒草(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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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活着的“文革”

“身体永远健康”的林彪林副统帅偕夫人及公子在异国温都尔汗“永远不健康”已近三十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已二十余年,但“文革”似为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有些细胞乃至器官仍然活着。

“游街示众”,是“文化大革命”的拿手好戏,是“文革”的精品。“文革”十年,“游街示众”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上至达官贵人如刘少奇,下至平民百姓如时传祥,在中国有几十万几百万人享受过这种“优厚”的“政治待遇”。“游街”的方式虽然五花八门,但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为将被游斗者罗织好罪名,确定为“某某分子”之类,然后捆绑起来,在其头上戴上几十厘米高纸糊的写着口号的高帽子,胸前挂上一块写明“身份”的木牌或纸牌,让其双手拿着铜锣铜钹破脸盆之类,不停地敲,以吸引别人的注意,嘴里还必须喊,“我是某某分子”。“游街”常常由一支可观的队伍组成,周围则围着、跟着看热闹的人群。组织者当然不会闲着,领头高呼打倒某某某的口号,掌握“游街”进程,维持秩序,到了人多地广处,则要停下来宣布被游斗者的“丑行”“罪状”,并且勒令这些可怜的人向“党”和“人民”坦白交代“罪行”。

我在“文革”中遇到的“游街”说不上具体数字,但有两次对我刺激较大,使我难以忘记,至今想来仍有一种莫名的痛楚。一次是六十年代末,“革命委员会”成立之风漫卷之时,我所在的公社的几个大队,为庆祝“革委会”成立,举行盛大游行。独特的是,在欢庆的队伍后面,押着一群“对立面”,即地、富、反、坏、右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更为独特的是,有一个老地主已病得下不了床,革命派却将其儿(或孙),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拉来顶账。这支队伍一边走一边唱一边喊一边打。那个小伙子剃着光头,被拳头石头打得血肉模糊。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不知什么分子的人,被打得昏死过去,扔在了街头。另一次游行,是在青海海西州的一个劳改农场看到的。那天我们乘开会间隙在场部闲逛,看到几个荷枪的人押着一个小老头游行。老头是刑满就业人员,因偷了块床板被捉住。“专政者”将门板以细绳挂在老头脖子上,让他手敲铜锣,游街示众。老头踉踉跄跄,使尽生命最后的力气与命运抗争着,在生与死之间艰难地行走。这两次游街,在中国十年浩劫中,大概不具有典型性,与其他惨绝人寰的游行批斗比,可能只是小菜一碟,但对我的刺激却是巨大的。

“游街示众”灭绝人性,理应受到唾弃与摒弃。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正向法治化迈进,此类劣行基本被取缔,但在一些地方,这种行为还在流行。1998年秋,宁夏的一位记者途经陕北某县,因打抱不平,替老百姓伸张正义,受到该县权势人物的迫害,被非法拘禁,与死囚犯关在一起,并被推上街头,游街示众。这是一例。此外,从各种报刊中也可以看到,一些乡镇干部和村干部,为了横征暴敛,每每也采取游斗农民的办法达到目的。这些行径,让人气愤,也让人不免又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我想,对这种行为,应依法予以纠正以至打击,否则,受害的就不仅仅是记者和农民了。如果形成气候,中国人个个都有可能尝到其中的滋味。

1998.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