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有学问乎？有，而且大得很。孔夫子曾告诫弟子们，要“不耻下问”。中国的学术界素来将知识特别是某项高层次的专门知识称之为“学问”，把治学谓之“做学问”。可见“问”之重要，无“问”便无“学”无“知识”可言矣。
经过焚书坑儒、兴文字狱，经过批判“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论”，经过“读书无用论”“新读书无用论”的历史的层层推进的价值观等方面的冲刷，国人对于“学”，兴趣日淡，但对于“问”，却兴趣日浓，且弄出了不少的名堂或曰“学问”。
有一种“问”类似《天问》。现时的政治，有时也不能不令人有所顾忌。尤其是“反右”扩大化及“文革”之后，人们不敢轻易言政，偶有对时局政策的不认同不赞赏处便以提问题的方式来表达。比如前一段时期，“左”风盛行，“左爷”们攻击改革，诋毁开放，一些有识之士慑于“左”威，只能忍气吞声，三缄其口。在形形色色的学习会批判会表态会上，实在躲不过，又不能一言不发，更不能信口雌黄，就只好提几个问题，诸如不改革中国如何发展，不怕制裁但人家果真制裁时几百万上千万人的就业如何解决，不发展能不能稳定等等，恳请“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予以解答。不论答者如何云山雾罩，东拉西扯，强词夺理，提问者不再吭气。提问本身早已表述了其思想。他们明白“天意自古高难问”的奥妙，提出问题，就没有期望得到满意的回答。
说中国人软弱，确实有软弱的一面。在政治方面，尤其软弱得可以。知识分子于政治，附庸风雅者固然有，但避之唯恐不及者也不在少数。即使与政治有染者，其本意初衷也不在政治。陶潜做了知县，但他留意的却是“桃花源”，却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所以最终吟一曲《归去来辞》，弃官而去。郑板桥当了七品官，却醉心字画，厌弃政治，厅上大书“难得糊涂”。贵为蜀相的诸葛亮，曾躬耕南阳，本意“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封建社会的人们，于厌倦处想不通处便是归隐，便是不进科场，便是弃官归民。今日则有所不同，即便想不通，却难以“归隐”“去职”，因为人人要吃饭，去了公职却无“南山下”可以种豆，心里再窝囊，也只能“奉陪”到底。但现实的人们于软弱处却又有好转，不再“怕得要命”。于是于不满处便有了一阵阵沉默，一声声貌似求教的发问。一个明显的进步处，在于所谓“痛打落水狗”者少了，“墙倒众人推”者少了，助“左”之纣为虐者少了，而提问者多了。屈夫子大概未曾料到，几千年后的中国，人们除了吃粽子，还会补写《天问》。这是中国的良心，中国的大幸。
今日中国之思想解放运动，与中国政坛上的“天问”大概不无关系吧。
（载《共产党人》199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