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牛撇捺文集·民族情怀(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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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4章 “左”容易、“左”保险与“左”得利

“左”与“右”等等的方位词所代表的东西,已将中国人搞得疲惫不堪狼狈不堪了,但其仍在肆虐。尤其是“左”的东西,在中国根深蒂固,在当前也为害最烈。

何谓“左”,即以革命、进步、圣法名义掩盖下的不切实际的思想理论和做法。它在当前的主要表现,就是干扰党的中心工作,阻碍改革开放。它形式上超越时代发展,本质上阻碍和破坏社会进步。有一种不自觉的“左”倾在,是囿于认识水平低而形成的,情有可原,但有一批极“左”分子却是出于功利目的,自觉自愿要姓“左”的,说得重一些,他们是立牌坊的婊子,拈佛珠的屠夫,守大门的窃贼,戴警徽的枪手。

“左”倾之后,历来不大好听。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曾数次对其进行过清算,但其仍时时冒头,不断泛滥,不断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左”倾思想产生的原因,窃以为有如下几条。

其一,“左”容易。只要读几本经典背几条语录,便可以号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号称“大理论家”“理论权威”“理论新秀”,号称“旗手”。此后便可以提起教条的“尺子”“鞭子”与“棍子”,稳坐“宗教裁判”的宝座。这比汲取全人类的智慧,研究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总结实践经验,提出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理论,并据此进行社会变革来得容易得多。一个比白痴稍强一点的人,便可以背几段语录,握几个教条,只要认准死理,便是坚定的什么什么者,如果要他去学点别的,干点别的,可能就没有事“左”来得这么便当。

“当”省心省力省时,可以一朝悟“道”,终身不再翻书,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可以终身受用,因此便吸引了一些不学无术的投机分子去做“左爷”。

其二,“左”保险。在我们这个曾经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国度,有些时期人们总有一种随时被政治牵累的自危意识,人人有一种如履薄冰凉飕飕的感觉。人们一边要“与天斗”,“与地斗”,冲锋向前,一边还要穿上护心镜护背镜防弹背心,手抚腋下,防止同营垒打来的冷拳,射来的冷箭。尤其是不安现状,不循规蹈矩,想开创一番事业者,其危险性就更大。

我们这个社会中的某些时候某些人,要求人们永远必须与地壳与海平面垂直,不偏不倚。但人非圣贤,谁能保证不倾斜。倾斜者,有“左”有“右”。但长期以来,“左”的名声要比“右”好得多。“右”是反革命是十恶不赦,而“左”却是“好心办坏事”,“其行可憎,其心可嘉,其志可赞”。瞧瞧,“左”还有他“可爱”的一面。在处置时,“右”要严惩要判刑甚至杀头,而“左”呢,批评教育而已。对于这两者,选择哪个?私心重者辨别力差者当然宁肯不选垂直,也要将身子极力向“左”扭。因为既要垂直,就可能有向“右”的时候,大幅度“左”移,是绝对不可能右倾的。对于“左”,过去是很宽容的,即使追究,也打两巴掌屁股了事,比之坐监狱掉脑袋,“右爷”们何能不暗自庆幸。

当然,这种保险意识,也牵动了大多数懦弱者明智者善良者的神经,使他们也不得不时常用一些“左”的口号和行动来进行自我保护。这与那些政治投机商的所作所为可同日而语。

其三,“左”得利。与“容易”“保险”相连带,便是“左得利”。“容易”和“保险”本身就是“得利”,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当然是在某个历史时期,需要“左爷”献计献策大打出手做鹰犬效犬马之劳时,他们便可大捞一把,捞钱捞物捞“花翎顶戴”。十年浩劫中,张春桥、姚文元之流,便就是凭一杆秃笔两片薄嘴和一颗“左”心,从小小的文人爬上了权力的顶层,在中南海的绿瓦上结成了“四人帮”,将十亿人的国家当成了游乐场,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享尽了荣华,出尽了风头,过够了官瘾。文革后的一些人,也因“左”得有“功”,加官晋爵,逞霸四方。这种“利”得起来容易保险且肥得流油,对于那些无视现实,不顾国家与民族命运,一心只忠于心中的教条的“左爷”来说,是有何等的诱惑力吸引力与感召力,你教他们不“左”行吗!

好在今年春天邓小平南巡时的讲话,党中央的决议,如同十多年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又一次敲响了“左”的长钟,打破了“左宗昌”“左保险”“左得利”“左爷爷”们的美梦。对于来之不易的形势,一切有良心良知,想把国家建设搞上去的中国人,都应当加倍珍惜。并且一齐动手,逐步消除“左宗昌”“左保险”“左得利”“左爷”们赖以生存和重新滋生的土壤。

(载1993年1月14日《宁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