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在中国园林发展史上，不乏一家几代人都热衷园林，成为园林世家的家族。跨明、清两朝的松江华亭人张南垣一家几代人（父张南垣、子张然、张熊等、侄张鉽、孙张淑）都从事叠山造园活动，成为著名的造园艺术世家。这里要展示的文震亨世家也是几代与园林结缘，诗、书、画世代相传的多才多艺的园林世家。他们设计园林、营构园林、吟咏园林、描画园林、研究园林，与园林有着不解之缘。
文徵明《甫田集》卷二十六中较详细地谈及文氏的家世，曰：
文氏姬姓，裔出西汉成都守翁，始姓称于蜀，后唐庄宗帐前指使轻车都尉讳时者，自成都徙庐陵。传十一世，至宋宣教郎宝，实与丞相天祥同所出。宝官衡州教授，子孙因家衡山。至镇远府君俊卿，仕元季为湖广管军都元帅，佩金虎符，镇武昌，生六子；长定开，入国朝为荆州左护千户，赐名天龙；次定聪，侍高皇帝为散骑舍人，后赘为都指挥蔡本婿，从蔡徙苏州，遂占籍为苏之长洲人。文徵明的曾祖父就定居苏州，文徵明乃文震亨之曾祖父，居苏州以后，文家也从先前的武官相传而转上文官仕途。文徵明之父文林举进士，由温州永嘉知县升至温州知府，好书画，移病归故里苏州后，在三条桥西北曹家巷构建停云馆，文林图《停云馆初成》诗有记：
居西隙地旧生涯，小室幽轩次第加。
久矣青山终老愿，居然白板野人家。
百钱湖上输奇石，四季墙根杂树花。
尽有功名都置却，酒杯诗卷送年华。
停云馆遂成文家祖业，之后几代人居住于此。文徵明也在停云馆居住过多年，还绘有《停云馆图册》、《停云馆言别图》，勒《停云馆帖》十二卷。文徵明在歌咏停云馆的诗中曾写到：“贫家无物淹留得，两壁图书一炷香”，《文氏族谱续集·历世第斋坊表志》载：“待诏公停云馆，三楹。前一壁山，大梧一枝，后竹百余竿。悟言室在馆之中。中有玉兰堂、玉磬山房、歌斯楼”，可见，因家境并不富裕，停云馆是一座营造从省，居住为宜的园林。停云馆后经文徵明兄文奎、文徵明及后代子孙的修葺，但仍旧较为俭省，不曾繁盛。文震亨的祖父文彭官国子监博士，是书画家和篆刻家，有别业在笠泽，有九首诗自咏其园。文震亨的伯父文肇祗在虎丘便山桥南建造塔影园，清·顾苓《塔影园记》云：“初于虎邱南岸，诛茅结庐，名海涌山庄。凿地及泉池成，而塔影见。张伯起先生为赋诗云：‘雁塔潮流舍利光，半空飞影入寒塘。应知不是池中物，会有题名在上方。’因更以‘塔影’名园。”此园山水美佳，意境独特。父文元发，是著名的书法家，官至卫辉同知，建有多处宅园，如衡山草堂、兰雪斋、云驭阁、桐花院。兄文震孟天启二年（1622年）状元及第，授修撰，官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他“书迹遍天下，一时碑版署额，与待诏埒”。在阊门内文衙弄建药圃，此园初为明万历年间礼科副使袁祖庚之醉颖堂，因颇具池台花木之胜，所以虽处阊门闹市，却有山林自然之趣，楣其曰“城市山林”，崇祯间文震孟得之，更名为药圃。园中有生元墅、世纶堂，堂右有清瑶屿，震孟读书处，是颇负盛名的园中景观。堂前为广庭，庭前水池，池南叠石为五狮峰，池中有六角亭，名浴碧，此外园内还有石经堂、凝远斋、猛省斋、岩扉等景观，园内还广植树木，葱翠苍郁，崇祯《吴县志》称其“林木交映，为西城最胜”。文震孟著有《药圃诗稿》。清初为进士姜埰所有，建为敬亭山房，后其子姜实节更名为艺圃。画家王翚作《艺圃图》，汪琬作《艺圃记》。此园保存至今，经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两次整修，质朴古雅，特别是园中平冈小坡散点埋没石骨，又有土山小亭，林木荫翳，正与明末清初的著名造园家张南垣“平冈小坂，陵阜陂陀”、“然后错之以石，棋置其间，缭以短垣，翳以密筱，若似乎奇峰绝嶂，累累乎墙外，而人或见之也”吴伟业《张南垣传》。的叠山技法与效果相合，所以此园较多地保存了明代园林的特点，具有较高的价值。文氏家族几代人的咏园诗文及园林题额多不胜数。当然，文氏家族中在诗、书、画、文方面成就最高，特别是将其深厚的艺术修养用于造园、赏园、绘园及园林研究，还是文徵明和文震亨。
第一节博雅多能的园林家文徵明
文徵明（1470——1509年），初名壁，字徵明，后以字行，又更字徵仲，先祖曾居衡山，故以衡山为号。他并非生来聪慧，相反先天有所缺陷，七岁方能站立，十一岁才能言语，但其父文林却独器重，《泰泉集》卷五十四《将仕郎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铭》载：“公生而少慧，貌古神完。八九岁时，语言犹不分别，‘他人或异视之’，而其兄奎爽朗俊伟。文林独器公曰：‘此儿他日必有所成，非乃兄所及也。’”果然，徵明稍长，颖异挺发，日记数百千言。文徵明有很强的功名心，试图走科举仕进之路，只是屡考屡不中，他在《谢李宫保书》中曾说过：“自弘治己卯抵今嘉靖壬午，凡十试有司，每试辍斥。”嘉靖二年（1523年），文徵明五十四岁，苏州巡抚李克诚推荐文徵明入朝，徵明上京，经过吏部的考试，授翰林待诏，不久参与修《武宗实录》。但居官不久即有归意，三次上书乞归，得到准许，于嘉靖五年回归故里。回到苏州后，他过着平和悠闲的生活，直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无疾而卒，私谥贞宪先生。
文徵明仕宦不顺，但在艺术史上是一位诗书画文兼擅的全才，于此，王世贞《文先生传》说过：
先生好为诗，傅情而发，娟秀妍雅，出入柳柳州、白香山、苏端明诸公。文取达意，时沿欧阳庐陵。书法无所不规，仿欧阳率更、眉山、豫章、海岳、抵掌睥睨。而小楷犹精绝，在山阴父子间。八分入钟太傅室，韩、李而下所不论也。丹青游戏得象处理，置之赵吴兴、倪云镇、黄子久坐，不知所左右矣。
文徵明博雅多能，尤以绘画的成就与影响最大。明代绘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明初院体画与浙派、明中期吴门画派和晚期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松江派。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为代表的吴门画派，生活与创作主要集中在吴地，大多淡于仕进，绘画上上追唐宋名作而独辟蹊径，自成风格，他们的绘画成就是明代绘画的代表，故又被称为“明四家”。吴门画派兴于沈周，成于文徵明，沈周之后，文徵明发扬光大了他的画风，子弟门生繁盛，完全压倒浙派而占据明代画坛的主要地位，一直影响到清初画坛的主流风格。沈周是文徵明父亲的好友，也是文徵明的老师。文徵明二十六岁跟随沈周学画，感情很深，得其真传，其《跋沈石田竹庄草亭图卷》中说：“石田先生得画家三昧，于唐诸名家笔法，无所不窥。余晚进，每见其遗翰便把玩不能舍，真海内宗匠也。”文徵明的山水画成就尤高，受沈周的影响，其山水画亦有粗细两体，人称“粗文”和“细文”。但是文徵明对沈周的刚健粗体风格并不推崇与追求，在《跋沈石田临宋人笔意》中曾指出：沈周四十岁画风由小幅细笔变为大副粗笔，虽然也有“天真烂发”之气象，但却“粗枝大叶，草草而成”。文徵明的粗笔画，用笔较枯，运笔较快，画法较放。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徵明，倾向于温厚和平，追求一种精致含蓄、刚柔适度的美，所以他的细笔画，精细而刚劲，沉稳而秀雅，形成了淡雅平静的风格。除了山水画外，文徵明的人物、花鸟画的成就也很高，也同样体现了他的清丽淡雅的审美趣味。前人对文徵明绘画的成就与影响评价甚高，摘录几则如下：
沈周博学善画，徵明师之，得其仿佛，以神采更出周上。人称其兼有赵孟頫、倪瓒、黄公望之体。（何乔远《名山藏》）
文徵明，姑苏人。写竹得夏昶之妙，山水出沈周之右。（韩昂补辑《图绘宝鉴》卷六）
文徵仲书画为当代宗匠，用笔设色，错综古人，闲逸清俊，纤细奇绝，一洗丹青谬习。（吴宽题《文徵明关山积雪图卷》，见清·吴开《大观录》卷二十）
余画与太史较各有短长。文公精工具体，吾所不及；至于古雅秀润，更进一筹矣。（董其昌《容台集》）
衡山太史书画瓣香松雪，笔法到格，骎骎乎入吴兴之室矣。然自有清和闲适之趣，别敞迳庭，亦由此老高人品所至。……文氏弟子，妙有渊源。包山、五湖、酉室、夷门诸子，大都瓣香停云，各参其法而成一家。风骨清超，毋为浅视。（方薰《山静居画论》下）
书法方面，初因字写得不好，文徵明参加岁试时曾被置为三等，由此便刻苦精研书法，二十六岁时又得到父亲好友李应祯的教授，其《先君行略》记：“少卿李公应祯，博学好古，性刚介难近，少所许可，而独重公。公亦执弟子礼惟谨。”在李应祯的严格要求与悉心指教下，认真研习历家书法，博采众家之长，融合欧阳询、怀素、苏轼、黄庭坚等书家的雄健刚劲和钟元常、二王、智永、赵孟頫等书家的从容含蓄，自成风格：“于整栗遒劲中，不失虚和舒徐意致”（王世贞《艺苑卮言》）。其小楷尤著，董其昌题《楷书千字文册》中说：“小楷惟文待诏晚岁逾工，年八十二灯下尚能作蝇头书，又能每旦书《千文》一卷。余学书凡六十年，每为人强书数卷。此本起自戊辰春，至甲戌夏，先后七年而成，书道安得进乎？偶从箧中检出，跋此志愧。”
诗歌方面，文徵明《南濠居士诗话序》曰：“余十六七岁时，喜为诗，余友都君元敬实授之法。于时君有心戒，不事吟讽，而谈评不废。余每一篇成，辄就君是正，而君未尝不为余尽也。”可知，文徵明十六七岁便喜作诗，并向都穆学习技法。关于都穆其人其诗，文徵明在《怀玄敬》一诗中说：
都君诗律细还真，解链人情句自新。
吴下谁宜论此道？眼中久已服斯人。
才名世上公难泯，贫病年来伎不伸。
翘着鹅湖刚百里，遥怜岁晚客间身。
于诗都穆反对以重唐诗而贬低宋诗，影响至徵明，徵明曾自言“我少年学诗，从陆放翁入门”。所以，文徵明的诗可谓兼法唐宋，风格则温厚平和。有诗文集若干卷，尤以《甫田集》行于世。关于文徵明诗歌的特征及成就，前贤多有论及，摘录几则如下：
衡山诗，弇州辈动以“吴歈”少之，余谓和平蕴藉，于风雅为近，奚必以模宋范唐，自矜优孟衣冠耶？（陈田明诗纪事丁签）
徵明与沈周均工于书画，亦均工诗。……徵明诗则雅润之中，不失法度，与其书画略同。自谓“少年从陆放翁入”，核其所作，语殆不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甫田集》三十五卷附录一卷）
予观其甫田集，清真古淡，诗品之高，与画品同。千百年后，挹其清芬，有馀幕焉。（秦祖永七家印跋、蒋仁跋）
而且，文徵明画上的诗大部分是自己创作的，“每见先生题咏，妥帖稳顺，作诗者孰能及之”（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十三），这在历代画家中实属难得。
古文方面，徵明学于吴宽。其《先君行略》中说：“温州公与吴文定公宽为同年进士。时文定居忧于家，温州使公往从之游。文定得公甚喜，因悉以古文法授之，且为延誉于公卿间”，遂致力于古文创作。其文以典雅含蕴、质朴平易为特色。“衡山之文，法度森严，言词典则，乃近代名作也”（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十三）。
文徵明工诗文、精书画，博雅多才，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号称“吴中四才子”。文徵明将其诗文书画多方面深厚的艺术修养用于园林，为园设计、为园绘画、为园题诗、为园作记以及亲自造园、愉心赏园等，由此形成两者的互动互进的关系：一方面将书画、文学修养融入设计、营构园林之中，另一方面又以园林为绘画、吟咏的题材，而咏园诗文又籍之书法得以表现。
明代文人画的发展促进了文人园的兴盛，文人画将诗、书、画融为一体，充溢着书卷气和雅逸之气，体现出清淡含蕴的风格，影响至造园活动，大到园林的总体规划，小到细部处理、楹联匾额，都运用了文人画的艺术手法，融画意于园林之中。如：留园初建之时，园主徐泰时请画家周时臣为之叠山，为公安派袁宏道激赏，记之赞曰：“石屏为周生时臣所堆，高三丈，阔可二十丈，玲珑峭削，如一幅山水横披画，了无断续痕迹，真妙手也。”文徵明的做法正是如此。他为长洲徐默川设计紫芝园（在苏州阊门外石磐巷），据王稚登《紫芝园记》：文徵明为之布画，仇英为之藻绘。此园一泉一石，一榱一题，无不秀艳精丽，雕墙绣户，文石清铺，金丝缕翠，穷极工巧，较诸江左名园，未知谁胜。园景之胜，正得力于画家将画意、画法运之于中。文徵明还参与了拙政园的规划设计：因地制宜，低处凿池，高处堆山，随宜点缀花圃、果园、竹丛，错落构置亭、楼、堂、轩，园林意境清新自然，透出文人园的清秀典雅之气，也正是融入了文人的画意情趣。构园方面，文徵明先是长期居住在祖业停云馆内，四十岁时曾对此园的西斋进行过修葺。嘉靖五年（1526年），五十七岁的文徵明结束了他的仕宦生涯，回到苏州后建筑玉磬山房，此园如他诗中所言，也较简陋，其诗云：
横窗偃曲带修垣，一室都来斗样宽。
谁言曲肱能自乐，我知容膝亦为安。
春风薙草通幽径，夜雨编篱护药栏。
笑煞杜陵常寄泊，却思广厦庇人寒。（《玉磬山房》）
但是，居于此园，文徵明摆脱了政治上的纷争，回归自我，重新过起了“隐于野”的闲居生活，如文嘉在《先君行略》中所说：“到家，筑室于舍东，名玉磬山房，树两桐于庭，日徘徊啸咏其中，人望之若神仙焉。”从此以后，他在这并不富裕但却悠闲的生活中倾力于诗文书画的创作，《先君行略》中说他“盖如是者三十余年，年九十而卒。”
融诗情画意书体为一炉的园林，又转而激发诗人画士书家的创作灵感，为其提供理想的素材，所以历代咏园诗文、绘园图画、书园联额等数不胜数，如唐代有王维的《辋川集》和《辋川图》、卢鸿一的《嵩山十志十首》和《草堂十志诗图》，元代有倪云林所作狮子林图，清代有乾隆所吟《圆明园四十景》和沈源、唐岱所画《圆明园四十景图》等等。吴门画派也以园林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如著名的沈周《东庄图》，共二十一幅，画的是其好友吴宽的私园，“一水一石皆从耳目之所睹”，绘出了此园“溪山窈窕，水木清华”的自然风貌，画“出入宋元，位置既奇绝，笔法复纵宕，虽李龙眠《山庄图》、鸿乙《草堂图》，不多让也”（董其昌跋文）。其他如沈周的《魏园雅集图》，仇英的《园居图》、《独乐园图》，钱榖的《求志园图》，文伯仁的《南溪草堂图》等。文徵明更是创作了大量的园林诗文及绘画、书法作品，最有名的是为好友王献臣作《拙政园诗画册》，共三十一幅图，各系以诗，并为之作记，集诗文书画于一体。他做了大量的园林诗文，题了很多园林联额，仅咏园诗就有约200首。他一生所绘园林图画极多，如《停云馆图册》、《补天如狮子林图》、《高人名园图》、《东园图》、《洛原草堂图》、《栋全轩图》、《深翠轩图》、《碧梧高馆图》《真赏斋图》等等，以《真赏斋图》最为突出。《真赏斋图》描绘的是他的朋友华夏字中甫被贬归乡后所建园林的实景。图用细笔描画，画面右边一片太湖石，几乎占半幅，石左后方是一幢草堂书屋，屋中两人对坐，展卷交谈，屋前古桧苍捂掩映，屋左后方是一片幽篁竹林，画面左侧，远山近湖，湖岸一人携一童子正往真赏斋而来。整个画面平和自然，真切质朴，用笔精细苍秀，设色古朴淡雅，描绘出真赏斋的清旷幽雅的意境。最能体现他将诗文书画与园林完美结合的是拙政园，下面做重点分析。
拙政园位于苏州城区东北隅娄门内，园址原是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住宅，元时建为大宏寺。明正德四年（1509年）仕宦失意的御史王献臣于此购地建园，取晋代潘岳《闲居赋》中“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是亦拙者之为政也”文意，名之曰“拙政园”。园主王献臣，字敬止，号槐雨。祖先吴人，隶籍锦衣卫。明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及第，授职行人，迁为御史。因弹劾失职武官而遭东厂辑事者诬陷，于弘治十三年（1500年）贬为福建上杭县丞。弘治十七年（1504年）又因张天祥事被贬为广东琼州驿丞。正德二年（1507年）改谪永嘉知县，正德三年（1508年）又迁高州通判，次年辞官归吴。可见，王献臣仕途坎坷不平，所以文徵明在《拙政园记》中说：“徵明漫仕（偶然出仕，不能显达，官兴也不大）而归，虽踪迹不同于君，而潦倒末杀，略相比偶”。
文、王两家世代交好，文徵明《王氏敕命碑阴记》中称“某与公通家”。两人更是至交。王献臣两次被贬时，文徵明都有文字相赠，关爱鼓励，情真意切；王献臣父病故安葬时，文徵明作《王氏敕命碑阴记》，赞誉王父的刚介正直，高风亮节；文徵明还为王献臣的儿子王锡麟取字“公振”。王氏辞官归吴后，两人交往更加频繁，友情更笃。王氏购地营园，文徵明参与规划设计，使此园初建便充满诗情画趣，体现文人士大夫的雅逸之气。园成之后，文徵明更是常客，为此园创作了大量的诗文书画作品，拙政园成了他这一时期创作的重要源泉。正德八年（1513年）园初成，文徵明作《拙政园图》（清·梁章钜《退庵金石书画跋》有著录）。嘉靖七年（1528年），绘《槐雨园亭图》（清·《石渠宝笈》有著录），文徵明题诗其上：
会心何必在郊坰？近圃分明见远情；
流水短桥春草色，槿篱茅屋午鸡声。
绝怜人境无车马，信有山林在市城；
不负昔贤高隐地，手携书卷课童耕。
嘉靖十一年至十二年（1532—1533年）应王献臣之请作《拙政园诗画册》（清·胡尔荣《破铁网》，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均有记载）。此外，见于记载的还有《拙政园图册》（明·顾复《平生壮观》、明·张丑《清河书画舫》均有著录），顾复云：“拙政园图十二册，绛色，绢本，方不盈尺，行书对题。虽不离本色，亦妙。其‘待霜’‘来禽’更妙。”张丑亦云：“徵仲太史《拙政园图》一册，计十二帧，精细古雅，为敬止侍御作，今在顾氏。”《拙政园图卷》亦见著于清·秦潜《曝画纪余》，其记曰：绢本设色，卷额书“拙政名园”四大字，隶书。下写“三桥并书”。图次为楮本。并且详细记述到：“园之山石尽付青绿，备极工细。右下角土坡上垂柳密排，一湾流水绕其前。迤左，草树环堤，湖石一垒，玲珑剔透，濒湖耸立。更左，则小池一方，莲花净植，前为丛竹、松、槐、桐柏之属。树隙间露书屋两三楹。池后则有茅亭远树。屋左为桥，桥通隔堤，桥上三人，迤逦而行。河之彼岸，又有敞轩一所，旁植垂柳一株也，至图之上部，由右而左，碧山作三四起伏。山后重重叠叠，尽是远峰，不可计数。左上端于杂树后面，奇峰陡起，两侧凸而中凹，凹处有石梁跨之，瀑布奔流，恰落涧中也。”图上还有文征明书写《拙政园记》，另有题跋“槐雨先生所建拙政园，精妙过于华丽，所余图记，不觉经五年矣。”
最为世人称道的是《拙政园诗画册》。嘉靖十一年文徵明画拙政园景30幅，题诗30首，次年5月增画“玉泉”一景，所以，此画册共31开，每开画园内一个景点，对页题诗一首，诗前作小序。其所画三十一景依次为：若墅堂、倚玉轩、小飞虹、梦隐楼、繁香坞、小沧浪、芙蓉隈、意远台、钓、水华池、深净亭、志清远、柳、待霜亭、怡颜处、听松风处、来禽囿、玫瑰柴、珍李坂、得真亭、蔷薇径、桃花沜、湘筠坞、槐幄、槐雨亭、尔耳轩、芭蕉槛、竹涧、瑶圃、嘉实亭、玉泉。三十一幅画全面而传神地记录了拙政园初建时的主要景观，历历在目，正如清嘉靖年间藏书家吴骞在《文待诏拙政园图并题咏真迹跋》中所说：“园虽尚存，其中花木台榭，不知几经荣悴变易矣。幸留斯图，犹可征当日之经营位置，历历眉睫。又如身入蓬岛阆苑，琪花瑶草，使人应接不遑，几不知有尘境之隔，又非所谓若有神护持者耶？”画兼粗细两体，如董寿琪先生所指出的：“山石坡径多以中锋匡廓，较少皴笔，常用烘染法和细密的苔点来表现山石的阴阳和层次。……但也有部分作品，如《怡颜处》、《深静亭》等图，皴法以长披麻为主，干笔皴擦，随勾随皴，勾皴结合，笔势侧中寓正，虚灵松秀，融合了黄大痴的意趣而别开生面。”董寿琪《图画名园尽神工——文徵明〈拙政园图册〉欣赏》，刊《苏州园林》1998年第2期。三十一幅画洋洋之大观，是明代文人山水画的杰作。画上题诗三十一首，形式多样，风格恬静淡远。诗前小序或记景点位置和景观布局，或释题名取义。书体行、楷、篆、隶毕备，皆不相袭。又为《拙政园记》。真乃诗文书画毕集于此园。对此画册，历来赞声不绝。嘉靖十六年（1537年）工部尚书林庭归老过苏州，在此画册题跋：“衡山文子之有声画、无声诗两臻其妙。凡山川花鸟、亭台、泉石之胜，摹写无遗，虽辋川之图，何以逾是。”清乾隆年间钱泳《文待诏拙政园图题跋》称：“余尝论园亭兴废有时”，“惟翰墨文章，似较园亭可久，实有不能磨灭者。今读衡翁之画，再读其记与诗，恍睹夫当时楼台花木之胜。”文徵明为拙政园创作的记、图、诗是对明代文人园林的实录，更是文人画家与园林文化结合的典范。
第二节文震亨及其“长物志”
文震亨（1585——1645年），字启美，生当明末“簪缨世族”，少而颖异，翰墨风流，奔走天下。天启元年（1621年）以诸生卒业于南京国子监。天启四年（1624年）试秋闱不利，即弃科举，清言作达，选声伎、调丝竹，日游佳山水间。天启五年（1625年）举恩贡。崇祯时，以琴、书名达禁中，授武英殿中书舍人，协理校正书籍事务。崇祯帝制颂琴两千张，命启美为之名，又令监造《御屏图》九边阨塞。钱谦益辑《列朝诗集》。后因礼部尚书黄道周“以词臣建言，触上怒，穷治朋党”，受牵入狱。南明时又屡遭阮大铖、马士英的排挤打击，仕途坎坷，后辞官归苏州。明弘光二年（1645年）五月，清兵攻陷南京，六月攻占苏州。他避乱阳澄湖畔，闻剃发令下，投河自杀，虽被家人救起，但又绝食六日，呕血而死。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赐追谥“节愍”。诗、书、画、乐俱工，其书法、音乐方面的造诣前已述及，关于他在诗歌、绘画方面的成就，钱谦益辑《列朝诗集》中称“风姿韵秀，诗画咸有家风”，清徐沁编《明画录》亦云：“工诗，崇祯间官中舍，给事武英殿，画山水兼宗宋、元诸家，格韵兼胜”。他一生勤奋著述，著作颇丰：《琴谱》、《开读传信》、《载贽》五卷、《长物志》十二卷、《清瑶外传》、《武夷賸语》、《金门集》一卷、《一叶集》、《文生小草》、《香草诗选》五卷、《岱宗琐录》一卷、《岱宗拾遗》、《新集》十卷、《王文怡公怡老园记》、《香草垞前后志》。未刻者有《陶诗注》、《前车野语》。《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有明天启二年（1622年）文氏水嬉堂刻本《秣陵竹枝》一卷、《清溪新咏》一卷。陈植《明末文震亨氏的造园学说》，见《长物志校注》附二，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3月。
文震亨博学多艺，在园林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一生所建园林有四处：一为香草垞，位于苏州高师巷，顾苓称其“水木清华，房栊窈窕，闤闠中称名胜地。”园中景观皆予以嘉名，有四婵娟堂、绣铗堂、笼鹅阁、斜月廊、啸台、游月楼、玉局斋、乔柯、奇石、方池、曲沼、鹤栖、鹿砦、鱼床、燕幕等。二是在苏州西郊构建的碧浪园，园内有长廊湖岩，花竹莳药。三是在南都（南京）所建水嬉堂。四是从南都归来，在苏州东郊水边林下经营竹篱茅舍，未就而卒。另外，他还参与了其兄文震孟药圃的设计营建。其著述中与园林关系密切的有《长物志》、《王文怡公怡老园记》、《香草垞前后志》，他还有大量与园林有关的诗文。当然，文震亨在园林方面最突出的成就还是《长物志》。
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造园活动繁盛，文人积极广泛地参与造园，促使造园经验向系统化和理论性的升华。计成《园冶》、文震亨《长物志》、陈继儒《岩栖幽事》、林有麟《素园石谱》、李渔《闲情偶记》、陈淏子《花镜》等有关园林的一大批理论著作问世。《长物志》是一部内容广泛，系统全面的园林理论著作，正如陈从周先生所说：“盖文氏之志长物，范围极广，自园林兴建，旁及花草树木，鸟兽虫鱼，金石书画，服饰器皿，识别名物，通彻雅俗。”（陈植《长物志校注·序》）此书是作者对家族几代人雅好园林的经验总结，亦如陈从周先生序中所说：“以其家有名园，日涉成趣，微言托意，无不出自性灵，非耳食者所能知。”以“长物”名书，含有“身外余物”之意，本出《世说新语》中王恭的故事。关于此书在结构、论述方面的主要特点，金学智先生在《中国园林美学》一书中曾与计成《园冶》做过比较，指出：“文震亨是与计成同时代的园林美学思想家。如果说，计成的《园冶》比较地倾向于综合法，即在总体的联系中来分别论述园林建构序列的诸元素，那末，文震亨的专著《长物志》则倾向于分析法，它把园林分成各个部分，对其中诸元素加以各别的研究，论及了室庐、花木、水石、禽鱼、蔬果以及书画、家具陈设等，可说是分论园林艺术诸元素的理论著作。”书共十二卷，其中与园林有直接关系的为室庐、花木、水石、禽鱼四卷，其它为蔬果、书画、几榻、器具、舟车、位置、香茗七卷与园林有着间接关系，此外还有衣饰一卷。
“室庐”卷，分为门、阶、窗、栏杆、照壁、堂、山斋、丈室、佛堂、桥、茶寮、琴室、浴室、街径·庭除、楼阁、台、海论，共十七节予以论述。首先对园林的选址提出要求：“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如果只有选在都市里，则要“门庭雅洁，室庐清靓”。并进一步就园内景观布局提出“亭台具旷士之怀，斋阁有幽人之致。又当种佳木怪箨，陈金石图书。”从而“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开篇推出清净雅洁的审美观。接着具体论述各种建筑类型及装修，如：阶要“自三级以至十级，愈高愈古，须以文石剥成；种绣墩草或草花数茎于内，枝叶纷披，映阶傍砌。以太湖石叠成者，曰‘涩浪’，其制更奇，然不易就，复室须内高于外，取顽石具苔斑者嵌之，方有岩阿之致”，这里一则推出古朴的审美观，二则砌阶用石可文石、太湖石、顽石，因地而宜。桥则“广池巨浸，须用文石为桥，雕镂云物，极其精工，不可入俗。小溪曲涧，用石子砌者佳，四旁可种绣墩草”等，也是各有所宜，互不相袭。分论之后，在“海论”（或“总论”）中，明确提出于园林的审美标准：“随方制象，各有所宜，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至于萧疏雅洁，又本性生，非强作解事者所得清议矣。”
“花木”卷，分为牡丹·芍药、玉兰、海棠、山茶、桃、李、杏、梅、瑞香、蔷薇、木香、玫瑰、紫荆·棣棠、葵花、罂粟、薇花、芙蓉、萱花、簷蔔、玉簪、金钱、藕花、水仙、凤仙、茉莉·素磬·夜合、杜鹃、秋色、松、木槿、桂、柳、黄杨、芭蕉、槐·榆、梧桐、椿、银杏、乌桕、竹、菊、兰、瓶花、盆玩，共四十三节，分门别类论述了多种园林观赏花木，对其姿态、色彩、生长习性、栽培方法等进行了描述，对花卉、树木在园林中的配置提出了很多见解。诸如：“庭除槛畔，必以虬枝古干，异种奇石，枝叶扶疏，位置疏密”。“草木不可繁杂，随处植之，取其四时不断，皆入图画”。“牡丹称花王，芍药称花相，俱花中贵裔。栽植玩赏，不可毫涉酸气”。“桃、李不可植庭除，似宜远望；红梅、绛桃，具借以点缀林中，不宜多植”。“梅生山中，有苔藓者，移植药栏，最古”。“杏花差不耐久，开时多值风雨，仅可作片时观”。“芙蓉宜植池岸，临水为佳；若他处植之，绝无风致”。“槐、榆，宜植门庭，板扉绿映，真如翠幄”。“豆棚、菜圃，山家风味，固不自恶，然必辟隙地数顷，别为一区；若于庭除种植，便非韵事”。等等。说明了植物在园林中的观赏价值，完全由人的配置技术而定。
“水石”卷，分为广池、小池、瀑布、凿井、天泉、地泉、流水、丹泉、品石、灵璧石、英石、太湖石、尧峰石、昆山石、锦川·将乐·羊肚石、土玛瑙、大理石、永石，共十八节，论述了园林中常见的水体和用石。首先指出“石令人古，水令人远。园林水石，最不可无”，强调了园林建构中水石的重要地位，并指出了水石的审美属性，石令人发思古之幽情，水使人生悠远之遐想。接着指出：“要须回环峭拔，安插得宜。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又须修竹，老木，怪藤、丑树交覆角立，苍崖碧涧，奔泉汛流，如入深岩绝壑之中，乃为名区胜地”，这里提出的园林叠山理水的要求正是明清文人写意山水园的标准与所要达到的审美效果。分论理水，如对于广池，“凿池自亩以及顷，愈广愈胜。最广者，中可置台榭之属，或长堤横隔，汀蒲、岸苇杂植其中，一望无际，乃称巨浸。……池旁植垂柳，忌桃杏间种。中畜鳬雁，须十数为群，方有生意。最广处可置水阁，必如图画中者佳。”分论用石，如尧峰石，“近时始出，苔藓丛生，古朴可爱。以未经采凿，山中甚多，但不玲珑耳！然正以不玲珑，故佳。”重自然古朴，随成天然之趣。
“禽鱼”卷，鸟类中列鹤、鸂鶒、鹦鹉、百舌、画眉、鸜鵒六种，鱼类中列朱鱼一种。所列虽简，但对每一种的形态、习性、训练技术和饲养方法都有详细的描述。譬如，于鹤，要选择“标格奇俊，唳声清亮，颈欲细而长，足欲瘦而节，身欲人立，背欲直削”，饲养时要“筑广台，或高冈土垅之上，居以茅庵，邻以池沼，饲以鱼谷”，训练时，要“俟其饥，置食于空野，使童子拊掌顿足以诱之。习之既熟，一闻拊掌，即便起舞，谓之‘食化’”。他还特别指出，“空林野墅，白石青松，惟此君最宜”，注意到了鹤与生态自然环境的和谐融洽。
其他各卷也都论及与园林有关的各种事宜，例如：园中室内陈设都要精致古雅，天然几要“以文木如花梨、铁梨、香楠等木为之；第以阔大为贵，长不过八尺，厚不可过五寸，飞角处不可太尖，须以平圆，乃为古式”，屏风：其制最古，“以大理石镶下座精细者为贵，次则祁阳石，又次则花蕊石；不得旧者，亦须仿旧式为之。若纸糊及围屏、木屏，俱不入品。”堂榭房室及室内摆设要位置适当，指出：“堂榭房室，各有所宜，图书鼎彝，安设得所，方如图画。”文人园林，书画不可无，“悬画宜高，斋中仅可置一轴于上，若悬两壁及左右对列，最俗。……堂中宜挂大幅横披，斋中宜小景花鸟：若单条、扇面、斗方、挂屏之类，俱不雅观。画不对景，其言亦谬”，等等。
纵观《长物志》，贯穿全书的主要特点如下：
（一）因地制宜，追求天然之趣。
“室庐”卷开篇述及园林选址，便认为居山水间为上，次之为村居，又次之为郊居，不得已将园林建在城市里，也得清净雅洁，具自然之趣，且不可“侈土木，尚丹垩”，否则“真同桎梏樊槛”。用文石、太湖石、顽石砌阶，不拘一格，各得所宜，于石隙栽花种草，嵌石选苔痕，都是追踪自然，成天然之趣。广池巨浸的文石桥、小溪曲涧的石子桥，也是因环境的不同而各得所宜，均与周围环境谐调一致，呈现自然之美。在论及街径、庭除时，亦云：“花间岸侧，以石子砌成，或以碎瓦片斜砌者，雨久生苔，自然古色”。“花木”卷中谈及种植竹子，“有‘疏种’、‘密种’、‘浅种’、‘深种’之法；疏种谓：‘三四尺地方种一窠，欲其上虚行鞭’；密种谓‘竹种虽疏，然每窠却种四五竿，欲其根密’；浅种谓：‘种时入土不深’；深种谓：‘入土虽不深，土以田泥壅之’，如法，无不茂盛”，因景观设计和地理条件不同，采取不同的种植方法，可谓因景制宜，因地制宜。“水石”卷，开篇也要求园林中的山水“回环峭拔，安插得宜”，且要与园中植物等合理配置，使人“如入深岩绝壑之中”，追求自然山水的真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吴中豪富，竞以湖石筑山，奇峰隐洞，凿峭嵌空为绝妙”（明人黄省《吴风录》）之时，文震亨则不随流俗，发现并推崇并不玲珑的尧峰石，且认为他正因不玲珑故佳，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尧峰石“山中甚多”，可随取随用，不必费力强取；二是不玲珑的尧峰石正体现出自然天性，用之可叠出深山大壑的真实意境。“禽鱼“卷在述及养鹤之法时，强调了造园要注重生态环境，使禽鸟能任其天性，悠然自得，如同生活在大自然环境之中。“位置”卷中也要求“堂榭房室，各有所宜，图书鼎彛，安设得所”，使之与周围环境谐调相合，构成自然和谐的意境。他在《王文恪公怡老园记》中记怡老园也是一派自然景象：“入其园，古栝老桧，百章花竹称是，石骨如铁，藓蚀之藤萝，蛇绾汀蓼，石发、钱菌、云芝，皆作山典殷盘色；鸟雀不惊，苍翠极目，无一不遂其性，而公晋身任手据，仅竭疏潴，扶颓翦棘，芟蔓之力，至亭榭之在。”总之，文震亨论造园，重视园中万物各得其宜，景观设计追求自然天成，施之人工，也要“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二）古朴清雅，崇尚雅逸之气。
通读《长物志》，发现“古”、“雅”在全书中出现的频率极高，与此相应，不古不雅则被斥为“恶”、“俗”。如：
混迹廛市，要须门庭雅洁，室庐清靓。（《室庐》）
随方制象，各有所宜，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室庐·海论》）
梅生山中，有苔藓者，最古。……他如豆棚、菜圃，山家风味，固不自恶，然必辟隙地数顷，别为一区；若于庭除种之，便非韵事。更有石磉木柱，架缚精整者，愈入恶道。至于艺兰栽菊，古各有方，时取欲课园丁，考职事，亦幽人之务也。（《花木》）
石令人古，水令人远。（《水石》）
丹林绿水，岂令凡俗之品，阑入其中。故必疏其雅洁，可供清玩者数种。（《禽鱼》）
（画）……或山脚无水面，水源无来历，虽有名款，定是俗笔，为后人填写。至于临摹赝手，落墨设色，自然不古，不难辨也。（《论画》）
古人制几榻，……必古雅可爱，又坐卧依凭，无不便适……今人制作徒取雕绘文饰，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令人慨叹实深。（《几榻》）
……
诸如此类的古雅论，在书中实在太多，不能一一列举，说明文震亨对古雅情趣的热中，以古雅的标准去判断园林诸要素的价值与品位。沈春泽在该书序中曾云：“予观启美是编，室庐有致，贵其爽而倩、古而洁也；花木、水石、禽鱼有经，贵其秀而远、宜而趣也；书画有目贵其奇而逸、隽而永也；几榻有度，器具有式，位置有定，贵其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也；衣饰有王谢之风，舟车有武陵蜀道之想，蔬果有仙家瓜枣之味，香茗有荀令、玉川之癖，贵其幽而闇、淡而可思也。”仔细寻绎，我们发现书中精心营造了一个古朴清雅的园林环境，其中生活着一个超尘脱俗的古代雅士。认为韵士所居，入门便有一种高雅绝俗之趣，于是园林要“门庭雅洁，室庐清靓。亭台具旷士之怀，斋阁有幽人之致”。园内种植佳木怪箨。敞室则“尽去窗槛，前梧后竹，不见日色，列木几极长大者于正中，……几上大砚一，青绿水盆一，……置建兰一二盆于几案之侧；奇峰古树，清泉白石，不妨多列；湘帘四垂，望之如入清亮界中”。卧室则“室中精洁雅素，一涉绚丽，便如闺阁中，非幽人眠云梦月所宜矣”。室内置有古断纹、元螺钿等制式自然古雅的榻或以紫檀、乌木、花梨等照旧式制成的榻；漆以旧漆的方桌；乌木镶大理石照古式制作的椅子；宋、元断纹小漆床或内府所制独眠床；旧式古制的屏风。摆设有古铜花瓶；古铜秦、汉鎛钟，及声清韵远的古灵壁石磬；历年既久，漆光退尽，纹如梅花，黯如乌木，其声不沉的古琴，旧锦制作的琴囊；还有金石图书，文房四宝等。而生活于此环境中的幽人雅士，被服娴雅，有儒者之风、隐逸之象，衣不染五采、饰文缋，不侈靡斗丽。所做则眠云梦月、品茗清谈。出游则“（舟）轩窗阑槛，俨若精舍；室陈厦飨，靡不咸宜。用之祖远饯近，以畅离情；用之登山临水，以宣幽思；用之访雪载月，以写高韵；或芳辰缀赏，或靓女采莲，或子夜清声，或中流歌舞，皆人生适意之一端也。至于济胜之具，蓝舆最便。”真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幽人高士。所以，清人伍绍棠评价到：“若启美此书，书庶几卓卓可传者。盖贵介风流，雅人深致，均于此见之。”（《长物志·跋》）
文震亨古雅审美观的形成，既有时代思潮的因素，也有个人性情的因素。明初就有宋濂、方孝孺主张复古。宋濂《师古斋箴》中云：“所谓古者何？古之书也，古之道也，古之心也……日诵之，日履之，与之俱化，无间古今也。”明中期出现了以李梦阳、王世贞为代表的前后七子，打着复古的旗帜，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虽企图寻求文学的新出路，但还是陷入了拟古的窠臼。在前后七子复古的同时，嘉靖年间又有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为文摹唐仿宋，世称唐宋派。可知复古思潮在明代盛行，虽然中后期文艺界王学兴起，出现了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出现了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解放思潮，但在当时总被斥为离经叛道之举，出生于“簪缨世族”、世袭儒业的文震亨，显然没有接受后者的影响，而固守着正宗的古道。至于对雅逸的推崇，也是受到明中后期社会潮流的影响。此时商品经济的发达，促使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商业和商人的地位显著提高，市民文化趣味流行，而与此相对的是清雅隽永的文人画为代表的雅逸之趣，从而形成了雅俗相互抗衡、互相融合的局面。显然，生长于文化显赫家族的文震亨，坚守的是高贵雅洁的情趣。另外，古雅审美观的形成，也与他个人的性情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性清净雅洁，顾苓在《武英殿中书舍人致仕文公行状》中说：“公长生玉立，善自标置，所至必窗明几净，扫地焚香。”其所居香草垞，亦“水木清华”，另碧浪园、水嬉堂“位置清洁，人在画图”。沈春泽在序中亦言：“夫标榜林壑，品题酒茗，收藏位置图史、杯铛之属，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而品人者，于此观韵焉，才与情焉”。
《长物志》的版本有十余种。明代一种：木刻本，共三册，未注年代。清代四种：（1）《四库全书》本，在《子部·杂家类》，乾隆年间手抄本；（2）《奥雅堂丛书》本，在三编第二十四集，咸丰三年（1853年）南海伍氏刊本；（3）《娱意录丛书》本，清·桐西书屋绿柳精钞本；（4）《砚云甲乙编》本，清末上海申报馆铅印本。民国四种：（1）《说库》本，民国四年（1915年）上海文明书局石印本；（2）《古今说部丛书》本，在第一集，民国四年再版，铅印本；（3）美术丛书》本，在三集第九辑，民国戊辰（十七年，即1928年）神州国光社覆印本。（4）《丛书集成》本，在初编·艺术类，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商务书馆铅印本。此外，还有一种《申报馆丛书》本，在续集·纪丽类，出版年代未详。建国后有陈植校注、杨超伯校订的《长物志校注》本，江苏科技出版社1984年出版。
文震亨在《王文恪公怡老园记》中说：
园林之以金碧著，不若以文章著也……铜池金谷，丝障钱埒，如梁窦崇恺，转盼销沉者不足道已，即所谓平泉绿野，奇章之石，履道之竹，始未尝不挟其高名，护及草木而及身，以后，渐辱于樵夫、牧竖之手，荒烟断址，遗邱故馆，不可仿佛，始不得不托于辋川之唱和，雒阳之记述，谓即代纪遼远，水浅尘飞，而文章之于天地者，千古如新……
古人已已，文氏家族几代人建造的多处园林，除了药圃保存至今而外，都已不存，但是文徵明的园林诗文书画，文震亨的包括《长物志》在内的园林著作，却真的世代流传，千古如新了，成为中国园林艺术史上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