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书”是苏南俗语，这里的“书”指苏州评弹。评弹是评话和弹词的合称。
书场是茶馆兼营的。茶市既罢，将桌凳稍加调排，就成书场了。书台是固定的，木制，高二尺左右，两边各有阶梯接脚，有三级，取“连升三级”之意。台上置桌椅。桌是“半桌”，开评话（俗称“大书”）时横置，开弹词（俗称“小书”）时竖放。桌帷和椅披用彩缎制成，配以明黄流苏，场子里顿时就有了艺术气氛。椅子上还有蒲团，用素色缎子饰面，挺讲究的样子。蒲团有来历，是当年乾隆爷赐予的。相传乾隆下江南时召评弹名家王周士御前说书，见王周士站着难于弹唱，特赐蒲团准坐，蒲团从此成了书台之宝。墙上有水牌，写明所请先生、日夜场所弹唱的书目。又有对联，如：“舌灿莲花弹唱离合悲欢，胸中成竹评说今来古往。”
紧靠书台的长桌称状元台。原称老人台，为年老耳钝者特设，后来少壮者常杂坐其间，名不副实，索性更名。
书场一般开下午场和夜场两场。夜场书更受重视，都是说书先生的看家书目。
场子里有提篮小卖，无非是西瓜子、南瓜子、花生米和五香豆之类的消闲小吃。回想起来，这些提篮小卖的妇人在无意间为评弹培养了观众呢！我跟着大人去听书的本意就是为了这些小吃，后来耳濡目染，慢慢喜欢上了听书。
一个堂倌来为汽油灯充气，另一个上台为说书先生备茶水。这是开书的信号。提篮小卖的赶紧收起生意。
男先生和女先生上台了，亲切地微笑着，一举一动都挺考究，努力携带一点书卷之气。
开书前，书场门口总有些妇女挤挤地站着。她们是来听开篇的，更是来观赏女先生的“行头”的。女先生的服饰化妆都十分考究，一排书说十五天，每天的服饰不会重样。那时，小镇上的时装潮流可能是她们引领的吧。所谓“开篇”即是正书之前加唱的小段子，和正书无关。常唱的名篇如《宝玉夜探》《莺莺操琴》《战长沙》《林冲踏雪》等，辞藻极其精美，是文人和艺人反复打磨出来的精品。“香莲碧水动风凉，水动风凉夏日长。”这一些文学味极浓、音乐性极强的句子使我钦佩尤加。
开篇之后，收场的门帘就放下了。门口的妇人自动散去，一路上还在津津有味地延续着关于服饰和嗓子的话题。
男先生穿长衫。衣料相当讲究，不是毛哔叽就是派立司。衣袖长出几寸，连同白衬衣的袖子一齐翻折成洁白的一截。先生带上书台的还有老三件：折扇、手帕和醒木。三件皆有实用，又都是道具。尤其那折扇，一会儿是刀枪剑戟，一会儿是船帆状纸，说什么像什么，神了。衙门里案桌上的木块称惊堂木，在说书先生这儿就叫醒木。关节处拍一记醒木，也能惊天动地，吓走听众的瞌睡虫。琵琶和三弦是早就备在半桌上的，那样般配地并放着，任从什么角度看都能看出线条和木质的美感来。
那时，我与其他孩子一样，对这两件乐器并无好感。使我们入迷的是故事，对打断故事的弹唱挺烦的。最怕先生抱起乐器来慢慢地唱。“小书一段情，大书一股劲。”听评话就没有这个麻烦，醒木一响，故事哗哗地流。
起先，听唱是被迫的，后来，居然就渐渐地听出些好处来了。蒋调的清雅，徐调的温软，琴调的潇洒，张调的激昂……到能接受弹唱的时候，我已经是个大孩子，再不好意思拉着大人的衣角进场听“白书”了。
几个大孩子凑在一起商量，想出了“派代表”的穷办法——每个人凑点钱，供一个人去听书，次日找个时间让他向大伙传达。派出的代表是我们中最能模仿说书人的，受此重托，竭力地绘声绘色，却远远没有原版的生动迷人。故事是有的，但听半天也“进不去”故事里。这是怎么啦？想想这个问题，多少使我悟出点艺术的真谛。说书人远远不只在讲故事，他们把难叙之事娓娓道来，把难状之物呈之目前，把难言之情诉出微妙，看似随口而出，其实句句都是有心的：有时细针密缝，有时一表千里，说噱弹唱演，皆追求具体、生动、传神。这种追求是和小说一致的。那时候，我是非常钦佩那些评弹艺人的，惊讶于他们能凭一张嘴把故事说得悬念迭出引人入胜，把人物刻画得血肉丰满栩栩如生，把人情世事评点得练达洞明。在我少年的眼中，这些穿戴整齐、温文尔雅、说古道今的说书先生是值得信赖、应当尊敬的。他们通过历史和道德知识的传播，在不经意间薪传着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样的口头传播在乡村尤其重要，因为那时候的乡村比城里有着更多的文盲和准文盲，口头传播是他们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通过口口相传，代代传承，不识字的人同样可以通情达理，具有相当高的道德水准。他们不识字，但我们不可以说他们没文化。识字不等于有文化，那些握有文凭的卑鄙者才是最没有文化的人。
话说回来，听书还得听原版的。东园茶馆坐南朝北，书台背面是一排格子长窗，窗外便是练塘河，河里总有泊在镇上过夜的船只。快到开书时，我们几个就去说动一个船主，让他把船泊到东园那边去。这样，我们就能在船上听隔窗书了。听隔窗书不是全天候的，天凉，书场的窗子关起来，隔窗书就听不成了；天热，窗子开着，可水上的蚊子多，得不停地和它们战斗。羊尖镇上有我的一个朋友叫李钟瑜，他们家和书场只隔一道墙，他可以躺在床上通过一个墙洞听书，真是美妙极了。房间在二楼，墙洞高踞于书场接近房梁的地方，书场老板是不会认真追究的。对这个宝贝墙洞，我只有羡慕的份，因为羊尖镇远在三十里之外。我后来写作《有一个小阁楼》，就是得到了这个墙洞的启发。
听隔窗书总是不过瘾的。总是有了阻隔，声音邈远飘忽，更重要的是看不见说书人，使评弹的魅力大为逊色。
听书到了关键环节，我们只好老着脸皮混进场子去过把瘾了。我说过，东园书场是背靠着河的，而且书场还有一个“水后门”可以利用。卷起裤腿，沿着石驳岸淌一段，就到了一个水栈（水后门），登上十几个石级，穿过厕所，再走一段小弄堂，就从侧后进入了书场。这时，书已开讲，一切都安定下来了。老听客是不会嫌我们的，因为他们小时候也是这么过来的。他们的眼神里甚至还有些欣慰哩——有接班人的确是值得欣慰的。有了这些“基本群众”，加上堂倌停止了续水，我们被撵的可能性不大。当然，“小落回”的时候我们会去厕所里避避风头，给堂倌一点面子。其实，无论老板堂倌还是说书先生，对我们都是没有反感的，他们知道培养听众的重要性。
说书先生和听众的关系是很特别的。老听客中有文化素养较高的人，更不乏见多识广、谙熟世事人情之人。评弹是弹唱世事人情，评点善恶美丑的艺术，这些人会情不自禁地参与到创作中去。
散书场之后，有话要说的老听客会留下来，当面“扳错头”。哪一节书不合情理，哪一句唱词不合韵辙，哪个词用得不切……一位姓秦的年轻先生说《再生缘》，因为尚在修改过程中，还有些夹生，上台之后“话搭头”连连，老是“奈末”“老实讲”。“小落回”之后先生回到台上，发现书桌上放着一个小纸包，打开一看，是一把西瓜子和五香豆。包纸上还有一首打油诗：“多少奈末老实讲，好像念经老和尚，瓜子豆粒代记数，请你自己数清爽。”先生读罢脸颊发烫，当场拱手表示歉意。老听客不但“扳错头”，还会出点子，听说《杨乃武与小白菜》中的几张处方就是由一位当中医的老听众改定的。
评弹艺人生活在听众之间，大多虚心好学，乐意和听众切磋书艺。这实在是苏州评弹的好传统。那些传世精品，那些人气旺盛的响档，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一点一点打磨出来的。
评弹艺术出现在苏南，并非偶然。只有深厚的文化土壤才有可能培养出这一艺术奇葩。苏州评弹始盛于清代，在我少年时代，评弹在常熟还是相当繁荣的。常熟听众对评弹有相当高的欣赏水平。评弹界流传过一种说法：要出道，须在常熟的湖园和龙园接受听众鉴定，然后才能遨游江浙沪的三关六码头。除了书场的普遍听客的众多，常熟还涌现出了许多评弹名家，如黄异庵、陈希安、蒋云仙、华佩亭、侯丽君、赵开生、钟月樵、张翼良……一时都数不过来了。常熟实在无愧于“苏州评弹第二故乡”的美誉！
作为常熟人，我很幸运，因为评弹确实给过我许多文学艺术方面的教益。可以说，评弹是我的第一个文学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