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飞行员半死不活地藏在薛家飨堂里，镇上的人大都不知道；美国轰炸机的残破机头戳在串场河边上，却是人人都能够看得见。残破的飞机也是飞机，日本人想要，新四军和国军也想要。克俭听大人们议论说，别的不讲，光是那个飞机发动机，就值老鼻子钱了，想想看啊，能把那么大个铁家伙送到天上去，眨眼工夫飞出几百里路，世上有什么东西比得上？即便是炸坏了，烧残了，拖到工厂里，让人家心灵手巧的大师傅拆开来一瞧，仿着它造起来，照样能派大用场啊。
新四军和国军，两边的人马都来过，围着破飞机看来看去，终究没办法运走。个儿太大，牛车马车肯定装不下，肩挑人扛更不行，起码也得用上卡车或者船。卡车和船都麻烦，因为路上要过日军封锁线，这么大个东西又不能藏着掖着的，怎么弄？几经努力，双方都决定算了，放弃拉倒。
放弃了，也不能便宜了日本人。有一天，沈沉发动他的部队，采用人海战术，像蚂蚁搬家一样，把扎进土里的飞机头起出来，嗨哟嗨哟地弄上大石桥，抬起来一翻，沉进河中央。河水激起丈多高的浪，桥上的人被溅了个满头满脸。河水咕嘟咕嘟地翻着大泡泡，活像消化不良的肠胃，半天才把那个铁家伙吞进肚子里。
没了飞机，飞行员下落不明，上埝镇上暂时恢复了平静。
沈沉的部队，从不久前的一场恶战中休养过来，重新开始了每天出操训练的老日子。镇上中学的音乐老师应沈沉邀请，专门为保安旅谱写了一首军歌，每天清早出操时，沈沉都要挥舞胳膊指挥着士兵们唱一遍。
往，
吾愿往，
国民义务莫退让。
军歌慷慨，
军乐铿锵，
出军莫惆怅。
为何要国？
为何要家？
想！
大家想！
人人怕死个个都畏缩，
善自伤。
我今日前去做个好榜样。
秋日清晨，天边刚亮成淡淡的鱼肚色，上千人的军队在军营操场上排列整齐，刺刀闪出凛凛的寒光，军帽下的脑袋热气蒸腾，把军歌吼得惊天动地。尤其是“想！大家想！”这两句，年轻人扯了脖子，五音不全地仰天一嚎，真个是石破天惊，极有威风。官兵们自己都感觉，唱军歌和不唱军歌真是不一样，唱了，当兵的豪情就出来了，五脏六腑像被晨风荡涤过一样，心里清清爽爽，透透亮亮。
中学校里有一支抗日宣传队，思玉身兼队长、编剧、导演，必要时还得化了装上台。排练的节目，也无非是些小放牛、秧歌剧、活报剧什么的。现成的民间歌舞的形式，即兴编一些词儿填进去，什么“打鬼子缴三八枪，八公八公打东洋”；什么“建立铁的国民军，中国的天下归我们”；什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打日本，救中国”……文辞半通不通，也谈不上漂亮讲究，能让老百姓听懂就行。
有一首歌克俭很喜欢，每回宣传队排练都要唱一遍。
每早起来问自己，国耻忘记未忘记？
如果人人都像我，是否能把国耻洗？
奋斗全仗好精神，耐劳端赖强身体。
深虑须具真学问，远谋应有大志气。
问心无愧当自勉，未许玩忽不努力！
记得国耻不胜数，我不去洗待谁洗？
克俭每回唱起这首歌，就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一涌一涌的，就盼望自己快些长大，长到能够当兵扛枪，去战场上奋勇杀敌，去打鬼子，洗国耻，救国家。
排练妥了，晚上便常常在镇上组织演出。场子很简单：从附近各家借来方桌，拼接成临时的戏台子，台前竖两根毛竹竿，竹竿上各绑一把舀猪食用的大铜勺，勺里倒进菜油，五六根灯草绑成一束浸下去，擦火点着。铜勺绑得高，灯草的火头又只有那么大，可想而知亮度有几何。秋风吹过，火苗子跳动不停，像是随时可能熄灭，却又总是不熄。台上的演员们影影绰绰跟着火苗儿晃动，连唱带跳，连吼带叫，光看人影子就好玩得很。大人孩子晚上没事，都喜欢到戏台前凑热闹。有那些耳熟能详的小调儿，台上人一唱，台下人跟着就哼哼，台上台下汇成一条声，也是一乐。
点灯用的油，是学生们各家凑的，今儿你带一碗，明儿他灌一瓶。思玉常常为这事跟娘斗智斗勇。娘是当家人，家里用的油，炒菜都只舍得一滴两滴地倒，轻易哪肯放出去给思玉用。思玉讨不着，就偷。娘防着她，把油瓶子藏得老鼠都找不着。思玉偷不到手，用上一招最狠的：哭。思玉一哭，俊俏俏的小脸儿梨花带雨，谁见谁心疼，娘终于扛不过，给思玉倒上小半碗。再哭，再耍赖，就再添上一酒盅。母女斗上半天法，思玉总是得胜者，泪痕在脸上挂着，人笑吟吟的，多半碗菜油端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娘就要拼命地省，饭桌上的菜碗里，难得见到漂浮的油星子。
克俭抗议，说娘偏心，样样事情上都让姐占先。思玉跳起来，手指着克俭，伶牙俐齿：“你什么态度啊？吃饭要紧，还是宣传抗战要紧？国家要是灭亡了，你就是天天大鱼大肉地吃，不还是亡国奴？亏你还是男人，眼睛只看见鼻子下面几滴油！”
克俭本就笨嘴笨舌，被思玉拿大帽子一压，更是无话可说。姐弟两人的力量权衡中，弟弟永远是失败的一方。真是没办法。
最近的几天里，思玉又在琢磨新主意。她把自己关进房间，抓耳挠腮地写东西，时不时地开了门出来，喊住克俭，怪怪地端详他几眼。这一端详，克俭心里就明白了，“好事”大概又要落到他的头上了。
果不其然，思玉第二天宣布，她编了一出活报剧，说的是一个家庭有小夫妇两人，妻子被小鬼子强奸后杀死了，丈夫为报仇参了军，最终亲手杀死小鬼子。
“克俭，你演那个小媳妇，宝良演小鬼子，我演男人。”思玉分派任务。
克俭拒绝：“我不会演戏。”
“没关系，我教你。”思玉笑眯眯的，态度暂时很和气。
“那我也不能演小媳妇，我是男孩子。”
思玉的眼睛瞪起来了：“你个儿矮，我个儿高，你不演女的谁演？”
“你演。你本来就是女的。”克俭嘀咕。
“那我还是宣传队长呢，我分派的任务，谁都不敢说不字。”
克俭就敢，他的眼泪就是“不”字。他一边哭，一边把舌尖伸出去，舔嘴角上的咸泪。
思玉软下来，和颜悦色地说：“演戏是要化装的呀，给你穿上件花小褂儿，戴上个巴巴头，打两团红胭脂，谁认得出你本来是男是女啊？”
“宝良认得，小巴子认得，三小儿认得，还有……”克俭抽抽咽咽连说几个人名。
思玉笑眯眯地：“认得怕什么呀？你看过正经戏班子演的戏没有？苏三、红娘、珍珠女……哪个名角儿不是男扮女装哪？你学着演一回，二回说不定出了名，演到南京上海的戏台子上呢，你会红遍中国呢。”
上海南京的戏台子克俭不稀罕，“红遍中国”更是没影子的事，问题是思玉态度难得这么好，不发火，不骂人，克俭纵是有一万个不情愿，也开不了口啦。
思玉还试图动员娘上台，演戏中小夫妻的娘。思玉说，娘要是答应，她马上在剧本里加这个角色。她着重声明：专门为娘加的。角色多了才热闹啊。
娘才不上当。娘手里剥着豆子，鼻子一哼哼：“哦哟，脸涂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当着一镇子老小的面，拿腔作调，扭腰撅屁股，羞人不羞人？”
思玉对克俭摊摊手，深深叹气，嫌娘的思想太封建。
演这出活报剧，宝良最积极，他说他就是喜欢演坏人。他自己做道具：找了一根烧火棍当三八大盖子枪，棍子头上绑一根竹片，算是刺刀。头上的日本军帽是拿硬纸糊出来的，耳朵两边拖着两块长布片，一跑动，布头儿直晃荡。军装没有办法做，就穿自家的布褂子，前后胸分别贴两块白纸，上写“日本兵”。他手里端着烧火棍，头上晃动着纸帽子，兔子一样一蹦一蹦上台，间或还学孙猴子挠挠脖颈根，把唾沫吐在手心里，往竹片儿上涂，表示“擦刺刀”，逗得台下的人哈哈大笑。
克俭演得也不错。他细溜溜的个子，原本就清秀的脸庞，描了眉，打了红胭脂，再拿红纸头抿出两片红红的樱桃唇，穿一件思玉的小花褂儿，头上扎起花头巾，捂了个嘴羞答答地上台，真像个人见人怜的小媳妇儿。剧中小媳妇被强奸的一幕不好办，没有办法演，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演，就由“小鬼子”宝良把他拖到台下去，烧火棍笃笃地捣两下，克俭尖着嗓门来一声长嚎：“天爷啊！丧天良的日本人啊！”算是那么个意思。
当然，剧中最出彩的角儿还是思玉自己。她把长辫子盘在头顶上，学大姐绮玉那天的模样，戴一顶黑礼帽，穿一件白长衫，还摇着一把纸折扇，潇潇洒洒上场。排练的时候宝良曾经反对她的这身打扮，说像个城里的大少爷，不像跟小鬼子有深仇大恨的人。思玉反驳他：“人不可貌相！谁有仇，谁没有仇，不在外表，在人的心里。”思玉才不管，戏台上怎么好看怎么穿。不过后来，演到她参军打仗时，她穿上从保安旅借来的簇新的军装军帽，腰上扎条宽皮带，那真是英姿飒爽，又是另一番英俊模样，把台下士兵的眼睛都看直了。
家里有病人，娘没法出门看演出。薛先生去看了，第二天跟娘说：“盛况空前！台下站了总有百八十个观众，连沈沉沈旅长都去捧了场。你的那一双儿女，嘿嘿，真是有天分。”
娘赶紧拦住他：“可别再夸了，你越夸，我们家丫头越来劲，见天回家倒走我半碗油，我这日子真的就没法过了。”
薛先生爽快地说：“我出一瓶油，算是支援抗战。回头让她找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