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永乐皇帝朱棣曾在南京修建过一座世界上最大的琉璃塔。据史料记载，这是永乐皇帝为报答父母之恩而建的，共用了19年的时间，花费白银348.5万两。塔高近30丈，分为9层8面，覆瓦和拱门都用五色琉璃构件，塔顶用2000两黄金构成，全塔共悬风铃152个，塔内置油灯146盏，日夜通明，每昼夜耗油64千克。
太平天国时期，这座宝塔毁于战火。但据记载，烧制建塔用的琉璃瓦时，共制作了三份，建塔用一份，其余两份埋入地下，编号辨识，任何一块琉璃损坏，都可以编号报工部，再予补发。
据南京市博物馆介绍，1958年，南京市文管会曾发现这批构件，上面多带有墨书的字号标记。然而，现在在南京市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保存的琉璃构件，不是完整的一套。人们因此相信，至今地下还保存着一套完整的琉璃塔构件。如果这套构件出土，那么，这座被誉为中古建筑奇迹的宝塔将会重现于世。
据南京市一位进行过文物普查的老先生介绍，解放初期，有一位农民在挖水沟时，曾发现地下有一条长达数丈的琉璃瓦巨龙，金光闪闪。由于当时的封建思想，认为是神物，没敢动，就又重新掩埋起来了。还有人介绍，曾有一个和尚，根据史料的记载，花费了一生的经历，想找到那套备用的琉璃瓦构件，希望使宝塔复原，但结果至死也未能如愿以偿。
从上面的情况看，地下确实极有可能还藏着一套琉璃宝塔构件，但其埋藏的地点已无从查询了，也许今后的考古发掘中，会在偶然中带给我们一个巨大的惊喜。
出土丰富的南越王墓
1983年6月8日，一位民工在为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宿舍楼工程挖地基时，铁镐挖着了一块石板，后经闻讯赶来的广州市文管所考古队员勘探，发现地板下竟是一座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的南越王陵墓。
这座不同寻常的墓，四壁彩绘斑斓，一侧的东耳室中，竟然整体地摆放着从未在广州发现过的编钟、编磬，一根有彩绘的漆木钟架还在编钟之上。旁边则是排列有序的铜提筒等。西耳室内则塞满器物，过道中，几十个小铜鼎，捆绑成束的铜勺和成堆的小陶罐、小陶鼎等有次序地排列着……
据《史记》、《汉书》等史书记载，南越国创建者赵伦曾是秦始皇平定岭南的一员战将，后任南海郡龙川县县令。秦末，南海郡尉任嚣病逝后，赵伦代理南海郡尉职务，公元前204年，赵伦发兵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后，建立了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定都番禺。
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202年统一中原建立汉朝后，说服赵伦向汉称臣。赵伦接受了封赠，并在今越秀山上筑“越王台”。赵伦于公元前137年去世，因儿子及长孙已逝，遂由次孙赵昧继承王位，为第二代南越王，赵昧即今西汉南越王墓墓主。到第五代南越王时，南越国丞相吕嘉发兵叛汉。汉武帝派路博德和杨仆二位将军统领10万水陆大军征讨南越国，南越国随之灭亡。
这座地处广州越秀山旁的象岗山上的越王墓于8月25日正式开始发掘。这是一座凿山为室的石室墓，建造在象岗山的腹心深处。陵墓坐北朝南，采用竖八凿洞的方法构筑而成。平面呈“土”字形，建筑面积约1000平方米，按前朝后寝的布局，共分7室。前部三室为前室和东、西耳室；后部四室为主棺室、东西侧室及后藏室。墓内随葬品，达1000多件（套）。计有金、银、铜、铁、陶、玉等十余种。在出土的文物中有许多稀世珍宝，如金印、玉器和礼器等。
在我国先秦时代，印章大都称为玺。只是到了秦始皇时才规定只有皇帝的印称玺，一般的只能称印。在汉代，除皇帝外，皇后、诸侯王等最高级贵族的印也称玺。
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古印最为引人注目。此次共发现金印3枚，分别是龙钮“文帝行玺”金印、龟钮“泰子”金印和龟钮“右夫人玺”金印。其中龙钮“文帝行玺”金印因印文中有“文帝”字样，是文物中的极品。
“文帝行玺”金印，每边长3.1厘米，高0.6厘米，蟠龙钮，通钮高0.6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98％。印面呈四字格状，阴刻“文帝行玺”4字，小篆体，书体工整，刚健有力。钮作一龙蜷曲状，龙首尾及两足分置四角上，似腾飞疾走。这枚金印铸后局部又用利刃凿刻而成，出土时印面槽沟内及印台四周壁面都有碰痕和划伤，并遗留有暗红色印泥。看得出来，此印主人生前曾多次使用过。
另一只龟钮“泰子”金印可能是赵昧父亲的遗物。该印印台长2.6厘米，宽2.4厘米，通钮高1.5厘米。印文阴刻小篆“泰子”二字，字体公正，四周有边栏，正中有一条竖界。
还有一枚金印是其右夫人的印。从南越王墓出土的右夫人玺及其随葬品的规格来看，右夫人可能就是王后。该印龟钮长宽2.15厘米，通高15厘米。阴刻篆文“右夫人玺’四字。
除此之外，还有几枚玉印，印面全为阴刻篆文。分别为“赵昧”、“泰子”、“帝印”、“左夫人印”、“泰夫人印”等。也都凿刻精工，布白匀称。
南越王墓中出土玉器240余件，包括作为葬工用的“金缕玉衣”，装饰用的11组玉佩饰和玉具剑中的首、格、璲、珌剑饰共58件，作器具用的铜框镶玉卮、铜框镶玉盖杯、玉角形杯、玉盒、铜承盘高足五杯和印章、六博子等多种实用器物，还有礼仪用玉的壁等。
金缕玉衣由2291块玉片用丝线穿系和麻布粘贴编缀而成，是我国迄今所见的年代最早的一套形制完备的丝缕玉衣，又是从未见于文献和考古发现的新品种。它比世人熟知的河北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还要早10年左右，是南越国统治者崇王观念和厚葬习俗的反映，有重要的考古价值。
南越王墓中共出土了71件玉璧。其中为墓主人置备的礼仪用璧有在棺室棺椁的头厢内的大壁7块，足厢中的玉璧2块，西耳室中的玉璧6块。作为葬玉用的璧主要用于铺垫尸体。
南越王墓共出土组玉佩11套，是已知的汉墓发掘中出土最多的。考古人员对这11套组玉佩进行复原组合后，发现其中最精美、最繁杂的是墓主的一套组玉佩和右夫人的两套组玉佩。
墓主组玉佩由32件不同质地的饰件组成，以玉饰为主，计有双凤涡纹青玉璧、龙凤涡纹玉璧、犀形玉磺、双龙蒲纹玉磺各工件，玉人4件，壶形玉饰、兽头形玉饰各1件，玉珠5粒，玉套环1件，玻璃珠4粒，煤精珠2粒，金珠10颗。
南越王墓出土的玉佩饰计有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金钩玉龙、鲁首衔壁、透雕凤纹牌形饰、带钩。其中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和带钩令人叹为观止。
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直径106厘米，是一件雕镂精细、布局新颖、构图完整的艺术佳作。纹饰分为两区，内区为一透雕游龙，前后两爪都伸入外区，前爪托承一只凤鸟，后爪基部呈圆鼓形，显得壮健有力。外区的凤鸟婀娜多姿，回眸与龙对视。雕刻技法娴熟，栩栩如生，是难得的珍品。
龙虎并体玉带勾长18.8厘米，钩体扁形，钩部浮雕虎头形，钩尾雕作龙首。龙仰身昂首，张口咬一圆环；虎亦伸爪抓圆环。龙虎躯体及圆环上都饰有勾连云纹。整件器物构图奇妙，雕琢精细，构思非常绝妙。
角形玉杯出于墓主人棺椁的头箱内，由一块青白色硬玉雕成。口部椭圆，高184厘米。角形玉杯的外璧运用了圆雕镂空、高浮雕、浅浮雕、线雕等四种技法雕出了四层纹饰。杯底的端部反折向上回转，镂空成离地的云纹，环绕杯身的下部，云纹上施刻束丝纹；接着由高浮雕修琢宽体的卷云纹。杯口缘下方浅浮雕一只夔龙，尖嘴，坚耳，额上的独角像云朵一样飘出。实属玉器中的绝品。
承盘高足玉杯高17厘米，共由青玉杯、玉杯托、铜托座、承盘、木垫5个部件组成。玉杯身、座分别由两玉琢成，各钻小孔，塞入竹丁连接杯身成圆筒形，有三区不同纹饰，平底。座足饰花瓣纹，下为喇叭形。杯座之下加有一块小木承垫。铜托座平置于铜承盘的口沿上为一扁钢圈，嵌纳三条金首银身的龙，三龙张口各衔住杯托的一片花萼。最下为铜承盘。此器由5种不同质地的部件构成，组合奇巧。三龙托杯有升天的寓意，同时在墓中还出土了五色药石，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套承盘高足玉杯有可能是墓主生前用来承接云表之露，以服食药石而求长生的特殊用器。
另外，在南越王墓中还发现了青玉盒、铜框镶玉益杯和一件玉卮，玉卮为极高贵的盛酒器，出现在殉人身旁，实在难解其中的意思。
南越王墓中还出土了6件玉舞人，他们形态各异，造型优美。有一个圆雕玉舞人，高3.5厘米，宽35厘米。舞姿曼妙生动，头向右微偏，张口，做莺歌燕舞之状。这是出土的汉代玉舞人中首见得圆雕作品。
南越王墓的随葬器物不仅品种繁多，做工精绝，而且文化内涵也相当丰富，显示出汉、越、楚、秦、齐、巴蜀、骆越、匈奴等文化与海外文化相融的特色。一墓之中有如此多样的文化遗物共存，在已发现的汉墓中相当罕见。
考古学家在南越王墓中，还发现了大大小小共51件鼎，其中铜鼎有36件，铁鼎1件，陶鼎14件，分别放置在西耳室，后藏室，东侧室和外藏椁里。
出土的这些鼎中，有一件铜鼎属楚式风格。此外，还有汉武鼎19件（其中五件为陶鼎，余为铜鼎），越式鼎31件（铜鼎17件，铁鼎1件，陶鼎13件）。所谓汉式、越式、楚式，是以器物的造型和地域特色来区分的。
南越王墓的出土，为我们研究汉代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何家村窖藏的主人是谁
1970年10月，在陕西省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建筑工地上，干活的工人们掘出了一个陶瓮和一个银罐。陶瓮高65厘米、腹径60厘米，银罐高30厘米、腹径25厘米，打开一看——几乎全是金银。陕西省文物主管部门获悉后，立即组织有关人员前来清理和调查。见到陶瓮和银罐里的器物后，考古人员在周围的地带钻探了几天，在出土陶瓮北部约1米的地方发现了另一个盛满金银器物的大陶瓮。在2个陶瓮和1个银罐中，共清点出各类文物1000多件，其中金银器皿271件，金银“开元通宝”451枚，再加上其他金银货币和金银饰品，金器的总计重量达298两，银器重量达3900两。
从文献记载看，唐代的上流社会，简直就是由金银构筑而成的。相比唐人王建“一样金盘五千面”的夸耀、唐太和年间淮南节度使王播入朝时一次进献皇帝大小银碗3400枚的排场，何家村出土的数量不过是大唐金银器的九牛一毛。
在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皿中以杯、盘、碗、盒、壶等器类为多，这些器类在唐代文献中多有提及。如《旧唐书》给胡楚宾立传时说他才思敏捷，喜欢酒后作文，唐高宗每次找他写文章，“必金银杯盛酒令饮”，可知杯为酒具；又如贺知章《答朝士》诗有“银盘盛蛤蜊”句，可知盘为盛食器。与杯、盘一样，碗、盒、壶也作饮食器具使用。实际上，以金银制作饮食器皿在唐代的上层社会已蔚然成风，其原因并不仅仅是为了显富贵求享乐，更重要的是与道教的神仙思想有关。早在汉代时，汉武帝就曾笃信黄金“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的言论，唐代贵族以此为据，竞相仿效，因此成风。
虽然如此，金银器皿并不是人人能用的。《唐会要》记载，官员“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又“六品以下，不得用浑银”。同时，金银器皿还是玩赏品，因此，金银器的制作不仅讲究实用性，也讲究观赏性。何家村出土了许多件图案精美的金杯、银杯，其中以掐丝团花纹金杯最为富丽华彩。金杯高6厘米，口径6.9厘米，重230克，一侧有环耳，以金丝做成4个团花，焊接于杯的腹部，纹样凸出器表，极具动感。团花是吉祥的纹饰，在唐代十分常见。这批金银器皿上还有许多颇具民族情趣的图案，表达了祝福和吉祥的内容。如，鎏金双雁纹银盒的盒面上线刻相向而立欲作亲昵状的双雁，双雁站在结满莲子的莲蓬上。雁在古代是男婚女嫁象征物，寓意夫唱妇随，永不分离；而莲子则寓意多子多福。另外，鎏金龟纹银盘底面锤揲出象征长寿的乌龟、鎏金鹦鹉纹提梁银壶外壁刻象征智慧的鹦鹉等等，都表达了相类似的美好情感。此外，何家村出土的“舞马衔杯”纹银壶更是一件精品。舞马的记载最早见于三国的曹魏，到庸代，舞马较为兴盛，不过，当时的一般官员和百姓，是无缘欣赏舞马表演的，因为舞马的节目主要表演给皇帝看。唐玄宗是最热衷于舞马表演的一位大唐皇帝，传说他养了400匹舞马，当他得到一匹从塞外来的良马时，欢喜得不得了，亲自着手培训。在每年千秋节（即玄宗的生日）举行的盛大庆典中，舞马表演是必不可少的。在玄宗身边做过丞相的张说写了10多首舞马的歌赋，其中《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描述得最为精妙：“腕足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既能乖巧地跪拜祝寿，又能醉酒矫作憨态，怪不得玄宗如此喜欢呢！唐代的百姓是无缘看舞马表演的，可今天的人们却能有幸窥其一斑，这件鎏金纹银壶上刻画有十分精彩的“舞马衔杯”的图案，是当今唯一能确证为舞马的图像资料，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银壶的外形犹如皮囊，高14.8厘米，壶上方一端开有络筒形小口，极像北方游牧民族使用皮囊壶，这可能与舞马多来自塞外有关。壶的提梁和盖是鎏金的，两幅形象相同的“舞马衔杯”纹也是鎏金的，分别装饰在银壶腹部的两个侧面上。“舞马衔杯”纹是以模压和锤揲的方法制成的。凸出壶腹的表面，极具立体感。欣赏这匹舞马，但见它鬃飞尾扬，缨飘眼迷，正舞得兴起时，突然做出了“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的动作，虽然我们不能见到舞马“垂头掉尾醉如泥”的怩态，也听不到舞马时的华音妙乐，但我们能想象到唐玄宗喜乐开怀的情态，也能感受到大唐宫廷庆典的奢华。
何家村出土的另一件值得一提的珍宝是银香囊。这件香囊呈圆球体，直径4.5厘米，其上由吊链连接，链长75厘米，整体重36克，正好适合女子佩带在衣物上。由于需要打开，香囊的球体分为上下两个半球，可以随意开合；球体内有两个同心环和一个半圆形小金盂；球体、同心环、金盂之间有活动的轴连接；金盂里放香料，由于金盂的重量和轴的机动性，无论球体怎样摆动，金盂始终保持水平，香料和燃过的灰烬也不会漏出球体之外。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古代女子悬挂香囊而不担心香料溅出。
唐代金银器的兴起，一是源于贵族相信以金银为饮食器可以延年益寿，二是源于贵族对由丝绸之路传入的外来金银器的收藏和喜爱。为各投其好，地方官员以“进奉”名义给皇帝进献金银珍玩，而皇帝为了笼络权臣，有时也会大量赏赐他们金银器皿。贵族们的需求刺激了唐代金银器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同时，富户收藏金银器的数量也随之增加，一方面，金银器摆在室内，使用和欣赏；另一方面，金银器是财产，有时需要秘而不宣。因此，有的金银器就被主人埋于地下，由于某些原因，有的就永久埋于地底，直到今天才被发现。
关于金银器窖藏，文献的记载仅是星星点点，而考古的发现也是为数不多，但仅以这些材料足以说明，掩埋金银珠宝在唐代已成风气。
根据专家考证：何家村窖藏为唐代汾王府财产，因为窖藏地点与汾王府同在一个居住区域内，公元755年，安史之乱时，皇帝逃跑，叛军占领长安，汾王府人员在逃离前把金银玉石埋于地下，这就是何家村窖藏。但近些年来，学者们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齐东方先生认为何家村窖藏是官府财产，为租庸使刘震所藏，何家村窖藏地点在刘震宅的附近。租唐使是唐朝中央政府为收地方税而专门设置的官职，刘震为租庸使时，权利宏达，文献上说他“门馆赫奕，冠盖填塞”。公元783年唐朝又发生一次叛乱，史称“任原兵变”，这次皇帝和官员又逃出长安，刘震没逃出去，却做了伪政府的官，出逃前，他曾让外甥运出了金银罗锦20驮。据此，研究者认为，何家村窖藏的财物，应是刘震想逃之前收藏起来的。叛乱平定后，刘震被朝廷处死，所以此窖藏无人知晓。另外，还有人认为何家村窖藏是由少府所属的掌治署或左尚署所有，它们都是唐朝中央政府专门管理和制造金银器的机构。
何家村窖藏的主人到底是谁，目前尚无定论，还需要专家们进一步考证。
敦煌卷子佚失记
在甘肃省敦煌县城南6公里，有一座东西长约40公里、南北宽20公里、高数十米的鸣沙山。据说前秦建元2年（公元366年，）有一位名叫乐傅的沙门，来到鸣沙山的东麓，抬头“忽见金光，状有千佛”，他认为这是天降瑞兆，于是便乘兴在此地“架空凿岩，造窟一龛”，最早拉起了营建莫高窟的序幕。
在此之后，经过北朝历代至隋唐时期僧人的修建经营，莫高窟已颇具规模。到唐代武则天时期的莫高窟，已在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开凿出窟室千余龛，窟群南北长达1600多米，并形成上下5层，高低错落，鳞次栉比，景致蔚为壮观，也因此成为天下闻名的佛教圣地。随着丝绸之路的逐渐衰落，宋元时期的敦煌渐趋沉寂，莫高窟的营建亦即告中止。到了明朝，莫高窟因孤悬关外，长期无人过问，其佛像多遭毁坏，洞龛亦多为流沙所埋。清朝的莫高窟虽然一度增补和重修，但已荒凉破败，满目疮痍。
清咸丰6年（公元1857年），湖北省10个大县大旱的第二年，乡民便纷纷离乡背井，出外逃荒。在逃荒的人群中，有一位名叫王圆篆的八九岁的孩子随流民流落到了甘肃酒泉，据传王圆篆成年后曾在酒泉巡防军中当过差，直到年近半百，因生计所逼、他才找到一处道观受戒当了道士。道士的身份似乎给他的生活带来了转折和希望，一次偶然的机会，这位王道士鬼使神差般地云游到了敦煌，并对莫高窟这个佛家圣地产生了兴趣。于是，王道士首先把莫高窟中的一座洞窟改造成自己的居室“太清宫”，长期居住下来。居住初期，王道士见莫高窟的洞窟多为流沙掩没，便立志要在这里披沙开洞。1900年6月22日（光绪25年5月26日），当王道士在一个洞窟内清理流沙时，无意之中发现了一个“洞中洞”，这就是后来蜚声海内外的“藏经洞”。据粗略统计，洞中藏有写经、文书和其他文物5万余件。洞中的写经和文书被研究者称为“敦煌遗书”或“敦煌文书”。由于这些“文书”或“遗书”大多是卷轴式的写本，所以亦称“敦煌卷子”。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之后，立刻邀请敦煌城中的绅士来洞中参观。但由于这些绅士们都不识货，只认为这些遗书流落在外是造孽之事，便叮嘱王道士仍将经卷藏于洞中。王道士不死心，又将一箱书卷带到了酒泉县城，没想到还是没有碰到识货之人，只好再次扫兴而归。
1902年，当时担任甘肃省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因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部分敦煌卷子，并循迹了解到这些遗书出自藏经洞。立刻建议当局将敦煌卷子全部运到兰州作妥善保管。但是昏庸的政府当局却以经费困难为借口，没有接纳和实施叶学政的建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日益增长的社会舆论压力下，1904年3月，甘肃省藩台又责令敦煌知县江宗瀚对藏经洞进行封检，然后由王道士就地保管。但在实施这一举措的同时，经办人汪宗瀚也假公济私乘机窃取了一些卷子精品，作为奉送西北地区权贵的礼物。敦煌卷子从此开始逐渐向外界流传和流失。
在政府和社会上下对敦煌卷子或熟视无睹、或麻木不仁听任其流散之际，一些远隔重洋的外国人也闻讯而动，他们处心积虑，不远万里长途跋涉，乘机踏入敦煌这块净土进行掠夺。清朝政府的各级官员也不甘落后，纷纷出马，以权猎宝，以钱收宝。莫高窟秘藏从此进入了灾难性的流失和损毁阶段。藏经洞，一下子成为一个民族滴血的创伤口，它记录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段令中国人心酸和愤慨的历史。
1906年，英籍匈牙利人A·斯坦因进入莫高窟，此后又有英、法、日、俄、美等列强的考察家们进入敦煌掠宝，敦煌遗书及其他文物也因此大量流失海外。
当斯坦因等人盗劫敦煌遗书的消息传出后，藏经洞文物开始在国内广为人知。清朝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也试图重视敦煌卷子的保护，但处于摇摇欲坠之中的大清皇朝显然已力不从心。1908年，清廷曾责令敦煌知县和王圆篆妥为保存卷子，不得再有遗失私卖的行为发生，于是残存的敦煌卷子被分装成两大木箱，名为“转经筒”，藏于莫高窟第367窟。然而，在入藏新窟的过程中，狡诈的王道士又擅自私藏了不少卷子，留待日后转手出售。不仅如此，当1909年敦煌卷子运送北京时，王道士再次从中做了手脚。加上在运送途中，押解差官与一些官僚世宦又大行偷窃，使得劫余的敦煌卷子断篇再遭洗劫。这一连串卷子失窃事件的发生，最后竟然不了了之。
早在1906年3月16日，斯坦因一行来到莫高窟，目的是调查藏经洞。但因王道士外出化缘，斯坦国等人吃了闭门羹。同年5月21日，斯坦因带着他的翻译蒋孝琬等人重返莫高窟时，终于见到了王道士。为了掩盖其真实目的，斯坦因在首次公开场合接触王道士时，绕开了藏经洞的敏感话题，只说他们是来拍摄壁画的，以此打消王道士的戒心。而在暗地里却指使蒋孝琬试探王道士，说他们想捐赠一些功德钱来换取一些敦煌卷子。王道士虽然并不清楚这些古代遗书的重要价值，但出于宗教感情，他当时没有理会斯坦因的请求。斯坦因看到金钱收买的计策不奏效，只好另生一计。于是，他请求王道士带领他参观莫高窟以及由王道士主持的维修工程，在参观过程中，斯坦因用生硬的中国话不断地恭维王道士，并表白自己对唐代高僧玄奘的崇拜心情，声称自己是一个虔诚追寻玄奘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前来中土取经的宗教徒。斯坦因的谎话，终于感化了王道士，更使王道士消除了戒心。王道士即就把斯坦因领到了画有唐僧故事的壁画面前，并给他进行了富于感情的讲解。就在当天晚上，王道士把一小捆经卷悄悄交给了蒋孝琬，斯坦因马上让蒋孝碗连夜进行识别。事有凑巧，第二天一早，蒋孝碗惊喜地向斯坦因报告，根据有的经卷上的题署表明，一些佛经是玄奘从印度带回并亲自从梵文译成汉文的。惊喜不已的斯坦因马上让蒋孝琬将此发现告知王道士，王道士听完更是惊愕不已。蒋孝碗乘机继续煽动蒙骗王道士，说这肯定是玄奘英灵的有意安排，是玄奘亲自选定了这一时刻，把这些神圣的佛经展示在斯坦因面前，以便使这位来自遥远之邦的虔诚信徒能把这些卷子带回印度老家去。王道士被他们花言巧语蒙骗，终于向斯坦因打开了藏经洞的大门。
进入藏经洞后，愚昧无知而又贪婪的王道士最终听任蒋孝琬的摆布，连续八个晚上任由他们在藏经洞中挑选卷子。
6月13日当斯坦因离开莫高窟的时候，跟在他身后的已是一支由骆驼、马匹以及新增的五辆马车所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了。
斯坦因并没有满足，4个月后，蒋孝婉怀揣着斯坦因的一张字条再次潜入莫高窟。这次他又带走了许多汉文和藏文写本。1908年3月，满载敦煌写本的24口箱子和5口装满了画绣品以及其他文物的箱子被斯坦因运抵伦敦不列颠博物院。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到了莫高窟，通过王道士，他又骗去了5大箱敦煌卷子。据研究者统计，斯坦因前后三次总共盗走敦煌卷子1.5万卷左右。卷子内容主要是各种文字的经卷和绘画作品。
除了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也对莫高窟藏宝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伯希和是一位懂得汉文、俄文、突厥文、藏文等10余种文字的学者。
1900年至1904年，他曾在法国驻华使馆任职，因而对中国的历史、语言和文化较为熟悉，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著名的汉学家。1906年8月，伯希和受有关学术组织的委派，开始在中亚考察。
1906年8月底，伯希和一行3人到达我国新疆的喀什。
1908年初，伯希和等人辗转来到莫高窟，经过一段时间与王道士的讨价还价，伯希和于3月3日走进了藏经洞。在整整3个星期的挑选过程中，据说伯希和以每天阅卷大约1000份的高速度，基本上将洞中所藏的敦煌遗书检查了一遍。最后，他以500两白银的价格和严守秘密的许诺与王道士达成交易，带走了大约6600卷敦煌卷子。伯希和所劫掠的敦煌卷子的数量虽没有斯坦因多，但却都是精华，其中有许多孤本。这位汉学家显然比斯坦因更识货。在敦煌卷子中，标有年代的卷子本来不多，伯希和却盗走了其中的大部分；在敦煌卷子中世俗文书的数量本来也不太多，而伯希和却又盗走了许多。现藏于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的这些敦煌卷子，可以算得上是藏经洞敦煌卷子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敦煌卷子”是一批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敦煌卷子”各种文字的写本多为卷轴式，其时代从公元5世纪至11世纪，即从魏晋南北朝至宋初。它包括了5万余件汉文写本和大量的藏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粟特文、梵文等多种文字的写本。
汉文写本中的95％是佛教经典，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祭文、僧传、经目等。其余5％的非佛典文献包括经、史、子、集4部。
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发现，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轰动。由于敦煌卷子涉及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学、艺术、书志学、历史地理学和科技史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所以它普遍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当今世界通过考古发掘发现的新史料尽管很多，但由于藏经洞文献具有与一般新史料不同的价值与特点，所以以敦煌卷子为基础的研究，最终形成了一股学术的新潮流，并形成了一门综合性的新学科——敦煌学。
敦煌卷子的佚失，是我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它记录了衰弱中国的耻辱历史，相信随着国家的富裕强盛，此类历史将再也不会重演。
白羊石寺“神物”多
位于湖南大庸的白羊古刹，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刹内有许多“神物”：风扫地、月点灯、水池、火池、盘龙柱等，不知迷倒了多少善男信女，对它顶礼膜拜。
“风扫地”，是大殿内一处奇迹。每天，大殿的如来佛莲花座下，不时扬起两股风，在殿内旋转，把尘埃纸屑刮出殿外，能保持殿内清洁。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神力”所致。因此，常有人对来风处三叩九拜。其实，这是大殿西角风孔的“杰作”，一有风吹，风就透过小孔进入大殿，形成了旋风。
“月点灯”，也是大殿的一大奇迹。每当夜幕降临.一轮新月升起，大殿内便会通亮。人们一直认为，这是月亮在为“神”点灯。这究竟是怎样的奥秘呢？原来，在寺内有两道反光碑，这两块碑放的位置、角度极为巧妙，能反射月光，这便是“月点灯”的奥秘所在。
“水池”、“火池”也是古刹的绝妙之处。水、火池大小、形状相同，分别位于大殿和罗汉堂之间小石桥两侧。无论是干旱或暴雨成灾，水池都是一汪清水，不溢不亏，而火池则滴水不存，永保干涸。人们都说，从这两地更可看出白羊寺神的灵验。其实，水、火池都是经巧妙构思、运用科学的结果。可见当时人们对力学、选材学、水流规律都有着极灵活的运用。
走进被称为“梁曲、柱歪、屋不斜”的罗汉堂，会让你大吃一惊：柱、梁、椽共43个，全都是歪曲如蟒卧，挠曲似蛇行，整个大厅呈摇摇欲坠状。然而，这个大殿已历经了500多年的风吹雨打，虽然四壁斑驳如酥，但以指击之却铿锵有声。可见我们的前人对物理学、力学和材料学的运用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金字塔尸主之谜
大约公元前450年，希罗多德叙述了一个关于胡夫的故事。胡夫是埃及的一个法老，他非常残忍，当他花完他所有的财富时，就命令他的女儿到妓院去为他挣钱。忠诚的女儿只好照办。但是，她也向每一个她侍奉的男人要了一块石头作为礼物，因为她希望除了这些男人外，她还能为后人留下点别的以便为人记住。用这些石头，她建造了一个巨大的金字塔，该塔现在仍然坐落在尼罗河附近的吉萨高原上。
希罗多德写道，金字塔当时已经有一两千年的历史了。然而，时间又过去了2000年，关于金字塔起源的种种古怪理论仍然在流传。
一些中世纪的作家相信，在埃及粮食充裕时期，金字塔曾经被约瑟（《圣经》中的人物，雅各之子，曾担任埃及宰相。）用来储藏谷物。近来，金字塔被人描述为日晷仪和日历、天文观测台、测量工具以及天外宇宙飞船的降落点。
然而，甚至是希罗多德也知道，金字塔是法老们的坟墓这一理论最能被人们广泛接受。大部分享有声望的埃及学家仍然相信这一理论，并且他们的理由很充分。金字塔散布于尼罗河的西岸，根据埃及神话，这里与日落以及通往来世的路途都相通。考古学家们在附近发现了葬礼仪式使用的小船，据说，法老们正是乘这些船驶往来世的。而且金字塔周围环绕着一些可能属于法老宫廷成员的其他坟墓。
大部分说法认为许多金字塔内有石棺或木棺。19世纪之前，在石棺上或在石棺附近发现的神秘图画被确认为用来帮助法老们从一个世界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咒语。
然而，坟墓理论缺乏一个最主要的证据，即法老们的尸体。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探索者们和考古学家们进入了一个又一个金字塔（沿着尼罗河谷的许多州县有80多座金字塔，而且可能还有其他一些被埋藏在沙漠中）。一旦发现看似胡夫棺木的东西，他们就会屏息打开——这样一次又一次——他们发现木棺总是空的。
对于空坟墓最广泛的解释是金字塔遭到了洗劫。当然，大部分盗墓者对法老们的财宝比对他们的尸体更感兴趣，但是，他们当然也不可能花时间确保法老们的尸首被妥善保存。他们也不可能留下任何被纯金覆盖的木乃伊。
从盗墓者为搞乱坟墓所做的刻意努力来判断，最早的盗墓者很可能是古代埃及人自己。例如，在阿蒙海特三世的金字塔中，塔的入口通往一个小的空室，这个空室把人们引往一个没有出口的狭窄通道。通道的顶端是一块重22吨多的巨石。把巨石往两边推滑，一个往上的通道就会显现出来，这个通道同样好像没有出口。一面墙上有一个隐藏着的砖门通向第三个通道，然后在通道的顶部又有两块可以滑动的巨石，接着才到达前厅，最后是法老的埋葬室。
然而，所有这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功，都不可能阻挡住盗墓者。他们的决心不仅使考古学家，而且使后来的寻宝者，像9世纪时阿拉伯的统治者阿卜杜拉·阿尔·玛穆恩感到气馁。阿卜杜拉留下了一份在他看来是首次进入胡夫金字塔的探宝经过的详细报告。
在带领队员们经过了一系列伪装的通道和堵塞的入口之后，他最终到达了埋葬室，在那里，除了一个空的石棺之外，他什么都没有发现。
拿破仑征服埃及后，到达埃及的欧洲探险者们对石头上的雕刻比对珠宝更感兴趣，但是相对于埃及和阿拉伯的先行者，他们对法老纪念碑少许表示了几分尊敬。1818年，曾经在马戏团呆过的健壮的探险者乔维尼·贝尔兹尼用夯锤打通了胡夫之子胡弗雷的金字塔墙壁。贝尔兹尼当时正忙于为即将在伦敦举办的展览而收集展品，他在看似埋葬室的地方花了很长时间寻找法老的尸体。他发现的惟一骨头是一头公牛骨，可能是某些偷走法老尸体的早期盗墓者扔在石棺室中的。
对财宝和尸体的探寻在1923年有了回报。这一年，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发掘到图坦卡蒙的坟墓。在墓中，卡特找到了许多华丽、完整的财宝，正因为如此，“图坦国王”很可能是现在人们最熟知的法老。财宝中包括一个金棺和法老尸体上放着的一个金面具。
这次发现对于金字塔并没有重大意义，因为图坦卡蒙没有埋在金字塔里。他的坟墓被分散在国王山谷中的岩石里。
更让卡特的队员们感到不安的是卡纳温伯爵——资助此次探险的一位富裕的业余考古学家的去世。在到达国王山谷后不久，队员们就知道卡纳温伯爵死于开罗。进入坟墓的另外两个人也在不久后死去——先是卢维埃的埃及古迹研究部门的负责人，然后是纽约市政文化博物馆的埃及文物助理保管员。
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各种各样关于咒语的荒谬猜测。其中有这样一个说法，在墓中卡特发现了一个古代石刻板，上面刻着：“无论是谁，只要打扰了法老的宁静，死神必将与之相伴。”
诅咒也好，不诅咒也好，探寻仍然在继续着。
1925年，就在图坦卡蒙墓被发现两年之后，在乔治·安德鲁·赖斯纳的带领下，一队美国考古学家在胡夫大金字塔脚下考察。一位摄影者在试图放置照相机三脚架时，碰巧擦掉了堵在一块隐藏于岩石中的裂缝上的灰泥，露出了一个100英尺深的井状通道，该通道从顶部到底部都用砖石砌成。他们花了两周时间才到达通道的底部。
在那里，赖斯纳发现了胡夫母亲赫特菲尔斯王后的棺材。由于坟墓隐藏得如此完好，赖斯纳希望能够发现一个完整的墓葬，但是石棺是空的。当从失望中醒悟过来之后，考古学家们才注意到埋葬室的墙壁上有一块泥灰区，在它的后面，他们找到了一个小匣子。匣子里面装着经过防腐处理的王后的内脏。
赖斯纳猜测——他承认这仅仅是猜测——王后肯定曾被葬在别处。在盗墓者为了获取包裹于其下的珠宝而搬动她的尸体后，她的残骸一定是被重新埋葬在她丈夫和儿子附近。
1951年，在金字塔中找到一个完整墓葬的希望重新被点燃。这一年，在吉萨南面大约六英里处一个名叫撒卡拉的地方，一位埃及的学者扎卡赖亚·戈奈姆发掘了一个以前未知的金字塔废墟。这个金字塔以前从未被注意过，因为它的建造者们从未使它的高度超过地基之上，这使得它后来被撒哈拉沙漠所掩盖。起先，戈奈姆认为一个未完工的金字塔不可能有多重大的意义，更不用说找到法老的遗骸了。但是当他沿着一个低浅的沟壕通往一个隧道时，他的期望随之上升。当他挖通了三堵石墙后，他变得更加激动：毕竟，没有哪一个盗墓者在出来后会重新把墓封闭好。在金字塔中发现的珠宝好像进一步表明这里是一个盗墓者从未光顾过的坟墓。
最后，戈奈姆到达了埋葬室，他确认那是一位鲜为人知的法老——塞克赫姆克赫特的坟墓。当戈奈姆看见一个金棺时，他和他的同事们激动得又哭又跳，并且相互拥抱在一起。几天后，当着一群学者和记者的面，戈奈姆下令打开棺材。
令他震惊的是棺材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