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谈了这么多，尽是不足，尽是可惜，尽是遗憾。电影从来就是遗憾的艺术。值得认真看的影片，才能看出些不足。毕竟，这部影片是我一九八五年以来所看到的几部较好的影片之一。这是我最后想要告诉你的总的感觉。我不是一位好作家，当编辑的时候，也不是一位好编辑。如今当编剧了，还没为我们厂写过剧本。你曾说你喜爱电影，我想我们以后共同话题又多了一个领域。因为是由你的小说改编成的影片，所谈坦率，有枉言处，勿见怪。代问茹志鹃老师好！握手！
秋安！
晓声
5 致严歌苓——距离与俯近
歌苓：
你的作品研讨会结束后，出版社的编辑朋友们皆认为我在会上没有畅所欲言，涉嫌敷衍，因而“罚”我写一篇短文，归纳心得。
其实，我会前读你的短篇、中篇、长篇是很认真的。但当时受颈椎病晕眩所苦，思路混沌。又加之某些看法不成熟，所以支吾。
我想你会感到，研讨会开得很成功。与会者们的发言是多么的踊跃！像雷达那样的著名评论家，通常参加作家的作品研讨会是不备稿的，但那一天展开发言提纲，而且发言态度坦诚热情，称赞由衷。这是很令人感动的。秦晋的发言亦如此。我为你备觉欣慰。
今以此信方式，谈我对你小说的如下鉴赏：
在国内，近年始终有两种不尽一致，甚至每每各执一端的相反的文学主张，支配着影响着不同的作家们的创作实践。一曰：“距离派”；一曰“贴近派”。都是指作家与时代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贴近”一般指作品内容及风格与时代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不一定同时证明作家本身与时代与社会的关系，起码并不百分之百地证明着。我意是——作家本身是时代节奏的紧密的追随者和社会生活的积极的介入者，其创作实践可能同样呈现冷静的“距离”感。我以为亦然。这涉及文学美学的分歧性看法。我觉得两类实践之下，都能并且事实上也都产生过优秀作品。站在各自一端，二者都有理论依据。故我认为二者之间其实没有争个孰是孰非的必要，更没有统一起来的必要。倘某一时期的文学都与时代与社会生活距而离之，则就太单色了。一个时期都太“贴近”了，那也是很闹心的。我之所以用“俯近”而非“贴近”一词，指的不是作品而是作家本人。我一向主张作家本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应像好医生巡视病房一样，体恤、仁慈而关心，并且一度曾深信这是唯一正确的。恰恰从你的作品中，我发现了“距离”感在文学美学上的例证。你于一九八七年去美国，于是在时空上拉开了与国内生活的距离。这似乎应是创作实践的劣势，但在你的创作实践中令人喜悦地体现为优势。正如你在你的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中写“小点儿”这个女性人物时形容的——“她背对她的历史”。你身处异国，背对的是你的人生经历，你一向的“中国感觉”。人面对事物时，眼往往替代了心，激情往往替代了沉思。一时背对的益处是，沉思获得了从容，冷静介入创作。有冷静于是有了别种样的深刻。“距离”使深刻的纹理更加清晰了。你的小说中不乏此种特色。又你是以作家的身份去到美国的，所以你的华人移民系列小说，颇不同于心有移民块垒的即兴写作。你既能“俯近”那一种生活形态，又能以内心定力与之保持“距离”，不被其吸裹力所飘浮起来。这都是我羡佩的。我从你的小说中看到了我的创作实践的缺憾。你的小说是我的创作实践的镜子，优劣皆照在镜中。我想，我这样的创作实践者，今后也要学会与社会生活主动拉开一定的距离方好。我是“俯近”得太久了。这不但累，而且不百分之百地可取。查病房的医生如果自己也经常陪伴病人呻吟不止，也许恰恰证明经验不足。但我在称道你的小说的特色之此时，亦愿建议——于你，有时不妨也“俯近”一下。我的意思是，你的小说，冷静的叙述有余，洗练而精练的叙述有余，但主观感情色彩太少太少。在这一点上你似乎过于吝啬了。须知读者读小说，有权从中窥见作者内心世界的风景。当然，作者也有权不理睬不满足读者。但我以为，该满足一下时，无妨满足一下。这不是怂恿你媚俗。我写作时，尽量向读者略敞心扉。不是读者看我的书，我从旁冷静地不动声色地看读我书的读者。我尽量使他们感到，我就坐在他们身边，和他们一道从中体会世相人心。当然地，我由此被我的同行们讽为“拉链派作家”。这大约是末流的另一种说法，末流的心得也是心得。不揣冒昧，谨供参考。
又，你的小说的语言特色，是与会者一致表示喜欢的，我也喜欢。某种诗性叙述语言，近年在国内创作实践中较少见了。读你的小说，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你在形容时用词节俭，力求的是最大的准确性。你的比喻有时极特别。比如你在《雌性的草地》中，比喻一个成了植物人的兽医像一颗种子，而他的病床是他的“土壤”。这比喻极洗练，准确得令人不寒而栗。
国内女作家们的文字，我个人认为，普遍而言，似优于男作家们。起码，给我个人的印象是，在文字上，比男作家更敏感，也更精心组合。比如池莉、方方、王安忆，以及残雪、陈染等，都是文字极有特点的女作家。我会为你收集她们的集子，不妨细读，学些长处的。
北京近日气温下降，我颈椎病症反应强烈，头晕得没着没落，就此止笔。以这一篇小文，权作我会上发言的补充。
遥祝笔健，创作丰收！
晓声
6 致周梅森——训练写平凡的高超功力
您曾代人约稿，嘱我写篇“谈创作”，当时陷于《雪城》下部的文字跋涉，如蚁负荆，创作环境也极劣，难能移思命笔。然拳拳牢记，未敢忘却。
目前，《雪城》下部终于脱稿，即还此“债”。
关于《雪城》的创作，您一直很关心，现在终于可以和您谈谈了。
某些作者，也许是因为写了上部，才写下部的。而我，恰恰反过来，是为了下部，才写上部的。也就是说，更引起我创作冲动的，并非一代知青返城后的种种际遇，而是他们今天一九八六年，乃至一九八七年、一九八八年，成了些什么样的人，在怎样生活着，奋斗着，想怎样生活，处于什么样的矛盾之中，等等。
为了下部必得像现在这样写，才那样子写了上部。两部合在一起，力图能展现一代人的心理历程和生活历程，展现一代人的观念的嬗变。当然，是否展现得较好，我没自信。
《文艺报》今年一月三十日刊有“阳雨”的一篇文章——《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很有见地。所剖所析，颇能引起我们作家思考，值得一读。
毋庸置疑，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商品时代。商品时代的文艺必然带有商品色彩，这也是毋庸置疑的。而“文”与“艺”又不相同，恰如作家与歌星们的社会存在不同一样。与几年前相比，原属于作家们的一大批青年读者，业已被一个又一个层出不穷的歌星们的光彩所吸引了去。
作者们当然不必为此而伤心，各有各的存在根据和存在价值。“阳雨”的文章说得对——“人们变得日益务实以后，一个社会日益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发展、经济活动上而不是集中在政治动荡、政治变革和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的意识形态上的时候，对文学的热度会降温。”他道出了一种社会性的规律。
相反，我们恐怕应该自觉地意识到：如今当一位作家很难了。如今文学要拥有广大的读者更难了。因为文学所面对的，不是别的什么人为的大敌，而是当代人的普遍的消遣心理。
一篇文学作品，乃至一部影视作品，要做到雅俗共赏，绝非易事。须知，雅俗共赏不是一个低标准，而是一个更高的标准。道理是那么简单。因为对于我们，唯“雅”是从不难，唯“俗”是从也不难。
但我言之“雅”——乃是尘世上仍食人间烟火之雅士们的“雅”；我言之“俗”——一门心思发财的那些个“二道贩子”是除外的。不食人间烟火，那“雅”便在天上，地上的作家，是附庸不了他们的“风雅”的。一门心思发财的那些“二道贩子”，连想要消遣时也是不看小说的，甚至不怎么看文字——掷保龄、跳霹雳、洗桑拿浴，他们没工夫。他们有他们的活法——“骑着摩托背着秤，跟着老共干革命”——于是他们的“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若以为雅俗共赏，便是这两类人同时捧一本什么小说看，那是神仙写的书。雅俗共赏作为一种标准，恐怕还是要限定在喜欢文学的人们之中。否则是一句“热发昏”的话。
还有一点，两年前我便开始思考——当代作家，尤其是我们这批中青年作家，应该培养和训练写平凡的高超能力。倘没有这种能力，我们便只有背向生活写作了。
我们之中的相当一批，是从写所谓“知青小说”起步的。因为我们的经历与下一代相比，似乎有点不那么平凡。但这一点儿“老本”是吃不了一辈子的。今天，我们面对现实，发觉生活变得平凡了。
大书特书不平凡的年代里的人和事，检验作家的功力。写平凡年代里的人和事，而且要从平凡之中见到深刻的嬗变，见到当代人们的心理历程，而且要从平凡之中掘出生动和复杂，更检验作家的功力。我认为我们之中许多人是缺少这样功力的。我认为从目前的文学现状看，我们的许多作家朋友，其实是在“扬长避短”。而那所长，即使是高高飘扬的大旗一杆，也是不能攀举一辈子的。不变就是死亡。而那所短，避得了一时，也是绝对避不了一生的。故我写《雪城》下部，将背景放在了一九八六年——写城市对于我是弱点。写平凡对于我也是弱点。我必须先克服我自身的弱点。我一向认为，城市难写，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也难写。一根水泥电线杆，无论怎样写来，总不如一棵树能写得更生动。而一条街，也远不如一个小村庄更能写得生动。写城市更是我的弱点。所以我要克服它，锻炼这方面的笔力。
梅森文弟，您的诸篇小说，包括您的力作，所书所写，其人其事——大抵不很平凡。比如《冷血》，我认为写得很出色，属于有意义而有意思的。在写作旨趣上，我与您颇有相同之处。我喜欢表现粗犷的、壮烈的，甚至惨烈的、悲怆的、悲哀的人或事。这种写作更能激动我。您我不同在于，我前期的写作，悲壮之中绽展着理想主义或英雄主义的孔雀尾巴。这首先是观念上的尾巴。孔雀开屏，因它的尾巴比它本身大，除此之外没有多重要的意义。您的作品比我的作品好——看不出人为着色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更接近事物（包括人物）的真实和本质。
但我在《雪城》下部，不但尽力摒除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水分，甚至已进行着调侃、跺踏和摧毁了。在上部我怀着真情实感塑造的人物，在下部我将他们推翻在地，并且“踏上了一只脚”。
就我的眼光看，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正从当代人的生活之中逸去。
有人看到了这一点，于是掉头而去，想要到别处寻找。
我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将脸更凑近生活，看一看同时还消失了些什么，又嬗变出了些什么，滋生出了些什么。
这样看，也会从平凡之中，看到另外的种种不寻常不平凡甚至惊心动魄的东西来。
您也不妨这么看一看的。更不妨这么写一写。
我们从现在起，都努力训练和培养自己写平凡的能力，这也许是时代对我们这一批人的新的苛刻的要求……
晓声
7 致程德培——谈《雪城》及其他
德培文兄：
收到你的来信很高兴。目前办一个刊物不容易，欲办好更难。你既然已经开始办了，种种的困难必在前面等着你啊。我愿成为《文学角》的一个忠实读者，并将竭力支持你。
目前，我已在写《雪城》的下部。明天将要在京召开一次座谈会，由《十月》编辑部与黑龙江省电视台联合举办，座谈电视剧的得失。我是原作者，少不得要参加的。当然也少不得须说些什么。可并不知应该说什么。正因我如此执着地相信明天，人家总说我是“理想主义者”。其实我不是。过去曾是，现在不是了。我以为所谓“理想主义者”不能较成熟地思考事情。
《雪城》电视剧后期制作时，我参与现场补写一些对话、心声和旁白，断断续续地看了几集。我栖于影视圈内，所看国外优秀影视多了，欣赏品位不免渐高，也学得挑剔了，或曰“矫情”也未尝不可。故我看《雪城》，能够跳出原作的欣赏心态，以专业的眼光，像看别人的作品一样去判定。
《雪城》的成功之处，广大电视观众和评论家们是会有评论的。而我借这篇短文，想指出几点不足之处，亦是我国电视较普遍存在的缺憾：
一、群众角色之随意“凑合”。我看过某些导演拍电影电视，缺少一位什么角色，现场指定一个人，“嗨，就是你吧！化化装，站这儿，表情严峻一点儿！”于是银幕或屏幕上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主要演员在前景认认真真地做戏，群众角色在后景无动于衷。好比我们站在照相馆的假景前照风景照——效果必定是虚假的。而我认为，电影或电视，是靠一个又一个画面引导观众进入一种“真实”的虚假氛围的，不，应该说虚假的“真实”氛围更准确。那点儿“真实”稍有破绽，虚假则变为彻底的虚假，观众想要跟你进入情境之中也难以进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