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分怀疑这位法国汉学家的话，也许仅仅是某种悲哀的表露吧？今天的美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究竟占据着什么样的地位呢？也许是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否已经达到了领先甚至领衔的地位呢？我很欣赏过的美国作家是杰克·伦敦、马克·吐温和欧·亨利。一位美国的汉学家曾问我：是否受过杰克·伦敦的小说某种影响？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影响不浅。这一影响，从我的某些知青小说中会窥见渊源。欧·亨利无疑是美国的短篇小说之父，他的某些优秀之作堪称世界文学史上的珍珠。但他的相当数量的短篇小说，大概也是“玩文学”“玩”出来的产物，供人们茶余饭后聊以消遣而已。我钦佩他那些优秀之作谋篇的机智和结尾的出人意料，它们具备典型的短篇小说最主要的特点。短篇小说更能显示出作家精神劳动的机智性，这一结论，我是从阅读欧·亨利的小说获得的。
美国当代小说，除了一些短篇，我只读过《第二十二条军规》《麦田里的守望者》《富人·穷人》，还有《战争风云》和《海鸥乔纳森》。我不认为《麦田里的守望者》那么那么的了不起——向我推荐和与我谈论它的朋友对它的评价极高。我也不认为《富人·穷人》那么的平庸——“通俗小说而已”。
仅仅用“现代意识”去划分作品，并进而区分高下，我认为体现了国人的时髦心态和对文学的肤浅理解。
我认为《富人·穷人》远比《麦田里的守望者》要优秀。当然，这也可能和译者的水平有关。或许《麦田里的守望者》相当优秀，恰恰体现在语言方面，而译者恰恰在语言方面抹杀了它的艺术魅力……
海明威是美国的文学巨子。他自己曾说他打败了福楼拜、莫泊桑和雨果，但我看未必。都是文学巨子，他是其中之一，代表一个时期的美国文学的世界水平，如此而已。
美国人崇尚传奇人物。海明威很传奇。海明威也常常有意无意地制造和夸张自己的传奇色彩——他的名望并非和这一点无关。我深知自己是很不合时宜的小说家，一谈起外国文学和西方文学，我总在谈“过时”的作家和“过时”的作品。我不讳言，我是喝他们和它们的奶粉长大的“孩子”。我用“奶粉”而不用“奶汁”两个字，意在强调，他们和它们之对于我，其实是“代乳品”，营养丰富。这营养是我必需的。但我毕竟不是一个洋娃娃，也从不想成熟为一个“洋”小说家。
小说家不能首先征服——是征服，而不是取悦更不是媚俗于本国读者——那么，即使被各种肤色的汉学家捧上了天，也终究是挺令人沮丧的。最后我要说，外国文学之于我，很像是异国异地升飞起来飘逸在文学天空上的各色风筝。它们必会永远永远地吸引我，叩击我的心扉，启迪我的灵感。它们丰富着我生活的内容和意义。从这一思想出发，我愿中国小说也如天空的风筝，给外国的文学读者与我一样的亲切感受。让我们感激那些致力于翻译工作的人——那些放起风筝的人——中国的和外国的翻译家们吧！
晓声
4 致王安忆——剧本与影视
安忆：
见字如面！非常抱歉，剧本答应你要在北京看完的，可是隔天我就外出了，现住兰州空军第二招待所，一楼十九号。
刚刚我把你的剧本看完了。
我觉得你对孩子们的心理、语言是揣摩得很透的。读完了之后，把我拽回到童年及少年时期去了。因我小时候虽然没当过“留级生”，可做过“逃学鬼”。李彤彤受到的那些鄙视，我也都遭受过的。但我没有李彤彤的“个人英雄主义”。只要老师同学稍微对我好一些，往往就很感动，对我不好，往往我很感伤，所谓“五分钟”热血。
李彤彤开学第一天在课堂上的“亮相”，李彤彤在乔乔家写作业的情节，望着乔乔的照片说“你还上相”这句话，李彤彤用唾沫擦乔乔衣袖上的墨迹，李彤彤“赌钱”，李彤彤外表英勇而在许多场合怯懦的性格，如不敢和女同学一块儿走路，都是刻画得很好的！
乔乔这个小姑娘，太可爱了！那样一种表现在儿童身上的忍辱负重的精神，是动人并且美丽的。她对彤彤的帮助体现在一个“毅”字上，像影子一样，处处跟着李彤彤，这样一类女孩子，如果长大了还保持这样的性格与气质，那将是一个好妻子，贤淑而温良的妻子。
但是，这个剧本也有很不足的地方。
一、李彤彤为什么处处那么调皮？难道仅仅是他在没有区别正确与错误的能力下表现出来的一种儿童天性中的“个人英雄主义”？难道仅仅是一种禀赋中的劣根性？能够看出来，你是想挖掘他心灵中更深些的东西的，但尚没有挖得很深，表现得也不够明确。
儿童幼小的心灵是非常细嫩的器官，冷酷、嘲讽和鄙视会把他扭曲成奇形怪状，一颗受了伤的儿童的心会变成这样：一辈子像核桃一样坚硬，一样布满深沟。
我建议你是否可以把李彤彤的心灵塑造成一颗受了伤害的心灵（一种什么样的伤害可以再琢磨，老师和同学们开始是不了解这一点的，因此，他们的种种对待一般儿童们的那种帮助手段，都失败了，而且适得其反，引起李彤彤的抵触）。如果下决心改的话，那么现在的一些情节就将没有意义了。也就是说，李彤彤所表现出来的、做的、说的，不是一般“捣蛋鬼”的所做所说，而是一种怪诞的，在常人看来是荒唐的不易被人理解的言行。这种言行所表现的，是对周围人们的冷漠和缺乏信任，也是缺乏自信、儿童心灵中的真善美被泯灭的结果。但这样的孩子，往往神经质自尊心极强，反抗性也极强。
因为目前写一个普通的“淘孩子”的作品太多了，写得更深些的东西太少了。所以，我看了你的剧本，有了这样一个想法。
因为仅仅把李彤彤写成一个淘气鬼，主题欠深度，并且情节容易一般化。而他为什么转变就显得无力。现在看来，李彤彤的转变不够充分，因为开始把他对乔乔的态度写得太不近情理了。你是个姑娘，大概不理解一般小伙子们的心，同样的批评，出自姑娘们的口，往往更易接受。即使儿童也是这样。可能在许多男同学面前，表现出一种“大男生”主义，而在背地里，则往往是很愿意接受女孩子的批评的。因为对李彤彤表现得表面化了些，他对乔乔的态度就有些不近人情，而后面虽然“近于人情”了，就有些勉强。
二、乔乔这个女孩子，这可爱的小天使，我从她身上尝到了一种“基督精神”。她使我想起了一篇著名的小说《一个女人的二十四小时》，一个夫人，仅仅为了挽救一个迷于赌场的青年，甚至献出了自己的肉体，那真是十分感人。我这样想，真有点对我们这位小主人公的亵渎。方乔乔，为什么会对李彤彤那样耐心？那样忍辱负重？难道仅仅是完成老师同学交给她的任务？支配她思想、感情、行为的是什么呢？是什么呢？这个可一定要挖出来才行！这是一种最美的东西，不但是儿童身上，而且应是一切人身上的美德，但现在我们只能看到这种美德的光彩，而看不清它的实质。
三、老师写得不够好。如果写，怎样摆老师的作用？干脆不写，又不可能。干脆把老师推到“台后”甚至不出场人物也可。
其他几个孩子，可写得不够好了，如赵健军、任嘉、王雨。
四、电影化不够。这更接近一篇小说。小说和电影在情节的结构和选材上都是不一样的。电影要求用摄影机代替眼睛，要求视觉形象，以听觉——语言的表达作为一种辅助手段。
最后，谈到这个本子的出路。看来在我厂，无论拍摄或者发表，都几乎没有可能，因为有一个《苗苗》在那顶着，而且已经开拍了。
有这样两个出路：第一，改小说，两三万字内。我可帮你推荐到几个大型刊物上。第二，改电视剧。我目前与中央电视台的一批人同在兰州，导演是我的朋友。如你有些想法，我再和他们谈谈，你看呢？还有一个出路，可给其他几个兄弟厂看看。但最好是在改过一稿之后。
你看，我里唆地胡乱说了这么多，都是鄙俗之见。因我从来对任何人都很直率，有什么说什么的。可能同你的作品完全格格不入，供参考吧！
剧本我先放手边，想给电视台看看。如你接到我的信后，及时来信，将你的想法告诉我，我再把剧本寄还给你，好吗？
握你的手！祝好！
晓声
安忆：
你好！九月四日观看了由你的中篇小说《流逝》改编的电影《张家少奶奶》。我喜欢你的作品，这你知道。从你在《小说界》上发表了《小王庄》后，我觉得你的创作风格有所改变。《小王庄》是你创作上的一个分界线，标志着你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王国。你并没有彻底丢掉你自己。（我认为这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除非这作家的命运发生严峻的转折，并导致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方式发生变化。）你还是你。你还是在用你从前的态度观察和思考着生活。但你的观察具有了透视性，你的思考更深入了。你超越了从前的你，这种超越你一定大有体会，我自己尚在迷茫的体会之中。
我是将《流逝》视为你前期创作的代表作的。我觉得导演将这部影片拍得很认真，很精细，也努力忠实于你的原作，努力在银幕上体现出你原作的文学风格。行云流水，贴近生活，捕捉细节，避免故设情节的刀斧痕迹，这些是你一向追求的创作风格，也可以说是这部影片的风格。
我很欣赏片头——一幅幅仰拍的高楼大厦的画面，使我感受到城市——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对人的沉重的压迫感，有象征内涵。十年动乱中的大城市，是摆布人的命运的巨型轮盘。
我从这部影片中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生活在一幢小洋楼内的，曾经是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人们，在十年动乱中，对社会所作的本能的、软弱无力的、不敢怒亦不敢言的、自卫性的防范与抗争。在这种防范与抗争过程中，我重新体会了十年动乱对当时更广大的人们所造成的咄咄的威逼力量。影片展示了“张家少奶奶”由养尊处优的生活阶层沦为里弄小工厂女工的命运。对于这位少奶奶的同情，恕我直言，应该说是较肤浅的，也较难打动人的感情。因为十年动乱中的血和泪太多了，悲惨的事情也发生得太多了，大大超过这幢小洋楼里的人们所感受到的种种冲击。看过电影后，我又重读小说。掩卷沉思，我想到了这样一点——具体的命运是在社会力量的控制下作用于人的，当然指十年动乱之中而言，这也许就是你写这篇小说的原始冲动吧？
小说写出了“少奶奶”眼中的十年动乱，而影片则侧重于写了十年动乱中的少奶奶。我认为这种角度的选取，失却了小说的一部分很重要的思想内涵。
透视生活剖析社会的角度，这是你在你的创作中一向注重的原则。
《本次列车终点》《庸常之辈》《舞台小世界》《流逝》……都体现了这一创作特点。这部影片对社会的剖析却更多是客观的描写，未能从“少奶奶”的眼中更充分地去反映当时的社会，未能有层次地揭示“少奶奶”在十年动乱中以及动乱之后一沉一浮的心理历程。
角度——改编者正是在这很重要的一点上，出现了闪失。
记得一九八二年评奖会期间，有一天你到我的房间来之前，我与肖立君正在谈你的《流逝》。他说：“从‘走资派’、红卫兵、知识分子、一般市民的角度去反映十年动乱的作品，不计其数，而从一个当时被视为‘资产阶级少奶奶’的女人的角度去反映十年动乱，王安忆的《流逝》别具一格。”
我是完全赞同他这种评价的。
再谈情节和细节。我很欣赏“买鱼”和“顶撞工宣队”两场“戏”，但也感到很不满足。“买鱼”这场“戏”，拍得挺逼真。我在上海生活过几年。上海人对吃的问题是看得很重的。除非过年过节，我们东北人是不太会为了吃上二斤鱼而起大早排队的。那位邻居大妈尤其好，始而因发现“张家少奶奶”居然也和自己一样地起早排队买鱼了，不无“尔也狼狈若此”之色（可惜这一点未表现出来），但眼见“张家少奶奶”受了委屈，不禁正义油然而生，恻隐顿时萌发，上前“打不平”，说公道话，还讲：“要实事求是嘛！”动乱年代人变鬼，鬼变人，但更多百姓的天良未泯，正义尚存，而且表现在此地此时，很耐人寻味。但这件事对“少奶奶”的心灵有些什么触动呢？看不大出来。我觉得“少奶奶”是否太过分矜持了些呢？
“顶撞工宣队”那场“戏”意味不足。女儿才十五岁，就要被逼迫下乡，而且“动员”到家中来，而且出言强硬，“少奶奶”终于忍无可忍。忍无可忍也并未敢拍案而起，据理相辩几句——“少奶奶”的抗争不过如此而已，也仅能如此而已。符合人物，有分寸感。工宣队悻悻离去后，母女二人自以为是一“大捷”——抗争的软弱性、本能性、自卫性尽在其中。可怜复可叹的“胜利”心理！但这“胜利”心理应是也必然是短暂的。难道母女二人就不为顶撞了工宣队而惴惴不安吗？这种惴惴不安又必然会将短暂的“胜利”心理一扫而光，母亲对女儿以及女儿对自己今后命运的更大担忧随即笼罩在她们头上。多么遗憾！银幕上少了这一抹色彩！而丈夫的“戏”也缺少意味。一向以为自己能够做到“临危不惧，善于周旋”的丈夫，在工宣队面前，畏畏怯怯，竟失去了维护妻子和女儿的丈夫气概，岂不更能反衬“少奶奶”抗争的必然性、合理性与可悲性吗？一石三鸟之处，匠心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