娼妓的喜好首先熏醉的必将是一部分被称之为文人的男人。这也几乎是一条世界性的规律。在古代，全世界的一部分被称之为文人的男人，往往皆是青楼常客，花街浪子。于是，由于他们的介入，由于他们也喜好起来，社会陋俗的现象，便必然地“文化”化了。
陋俗一旦“文化”化，力量就强大无比了。庶民百姓，或逆反权贵，或抵抗严律，但是在“文化”面前，往往只有举手乖乖投降的份儿。
康熙时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的鳌拜便是“金莲”崇拜者；乾隆皇帝本身即是；巨商胡雪岩也是；大诗人苏东坡是；才子唐伯虎是；作“不缠足文”的袁世凯阳奉阴违背地里更是……
《西厢记》中赞美“金莲”；《聊斋》中的赞美也不逊色；诗中“莲”、词中“莲”、美文中“莲”，乃至民歌童谣中亦“莲”；唱中“莲”、画中“莲”、书中“莲”，乃至字谜中“莲”、酒令中也“莲”……
更有甚者，南方北方，此地彼域，争相举办“赛莲”盛会——有权的以令倡导，有钱的出资赞助，公子王孙前往逐色，达官贵人光临览美，才子“采风”，文人作赋……
连农夫娶妻也要先知道女人脚大脚小，连儿童的憧憬中，也流露出对小脚美女的爱慕，连乡间也流传《十恨大脚歌》，连帝都也时可听到嘲讽“大脚女”的童谣……
在如此强大、如此全方位，“地毯式”的文化进击、文化轰炸，或曰文化“妙作”之下，何人对女性正常的审美意识和心态，又能定力极强，始终不变呢？何人又能自信，非是自己不正常，而是别人都变态了呢？即使被人认为主见甚深的李鸿章，也每因自己的母亲是“天足”老太而讳若隐私，更何况一般小民了……
结论：某一恶劣现象，可能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畅行无阻，世代袭传，成为鄙陋遗风，迷乱人们心灵中的审美尺度。但却只能部分地扭曲之，而绝对不可能整体地颠覆之。正如缠足的习俗虽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将女人的脚改变为“莲”，却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扭曲任何一个具体的女人的身躯，而依然夸张地予以赞美。并且，迷乱人们心灵中的审美尺度的条件，一向总是伴随着王权（或礼教势力、宗法势力）的支持和怂恿；伴随着颓废文化的推波助澜；伴随着富贵阶层糜烂的趣味；伴随着普遍民众的愚昧。还要给被扭曲的审美对象以一定的意识损失以补偿——比如相对于女人被摧残的双足而言，鼓励刻意心思，盛饰纤足，一袜一履，穷工极丽。尤以豪门女子、青楼女子、礼教世家女子为甚。用今天的说法，就是以外“包装”的精致，掩饰畸形的怪异真相。还要给被扭曲的审美对象以一定的精神满足，而这一点通常是最善于推波助澜的颓废文化胜任愉快的。
有了以上诸条件，鄙陋习俗对人们心灵中审美尺度的扭曲，便往往大功告成。
但，这一种扭曲，永远只能是部分的侵害。
世间一切美的事物，都具有极易受到侵害的一面。但也同时具有不可能被总体颠覆形象的基本素质。
比如戴安娜，媒介去年将她捧高得如爱心女神，今年又贬她为“不过一个毁誉参半的、行为不检点的女人”。但，却无法使她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这一点受到彻底颠覆。
某些事物本身原本就是美的，那么无论怎样的习俗都不能使它们显得不美。正如无论怎样的习俗，都不能使尖头肿颈者在大多数世人眼里看来是美的。
美女绝非某一个男子眼里的美女，通常她必然几乎是一切男子眼里的美女。他人的贬评不能使她不美。但她自身的内在缺陷——比如嫉妒、虚荣、无知、贪婪，却足以使她外在的、人人公认的客观美点大打折扣。
美景绝非某一个世人眼里的美景，通常它必然几乎是一切世人眼里的美景。
丑的也是。
视觉永远是敏感的，真实可靠的，比审美的观点审美的思想更难以欺骗的。
美的不同种类是无穷尽的。
丑的也将继续繁衍丑的现象，永远不会从地球上消亡干净。
但我们人类的视觉永远不会将它们混淆。因为它们各有天生不可能被混淆的客观性。
这客观性是我们人类的心灵与造物之间可能达成的一致性的前提和保证。
正是在这一前提和保证之下，对于古希腊人古埃及人是美的那些雕塑，是雄伟的那些建筑，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是美的。正是在这一前提和保证之下，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一切美的事物，假设能够通过“时间隧道”移至我们的远古祖先们面前，大约也必引起他们对于美的赏悦和好奇。正如几乎一切古代的工艺品，今天引起我们的赏悦和好奇一样……
美是大地脸庞上的笑靥。因此需要有眼睛，以便看到它；需要有情绪，以便感觉到它。
我们只能怀着虔诚感激造物赐我们以眼睛和心灵。以为自己便是这世界的中心便是上帝，以为我不存在一切的美亦消亡，以为世上原本没有客观的美丑之分，美丑盖由一己的好恶来界定——这一种想法既不但是狂妄自大的，也是可笑之极的。
我知道关于美究竟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这一哲学与美学之争至今可追溯到千年以前，但我坚定不移地接受前者的观点，相信美首先是客观的存在。
据我想来，道理是那么的简单——有许多美好的事物我没观赏到过，许多人都没观赏到过，但另外许多人可能正观赏着，可能正被那一种美感动着。
在我死掉以后，这世界上美的事物将依然美着。
时代和历史的演进改变着许多事物的性质，包括思想和观念。
但似乎唯有美的性质是不会改变的。改变的只是它的形式。它的性质既不但是客观的，而且是永恒的。它的形式只能被摧毁。它的性质不能被颠覆。
正如一只美的瓶破碎了，我们必惋惜地指着说：“它曾是一只多美的瓶啊！”
倘某一天人类消亡了——一只鸟儿在某一早晨睁开它的睡眼，阳光明媚，风微露莹，空气清新，花儿散紫翻红，草树深绿浅绿，那么它一定会开始悦耳地鸣叫吧？
它是否是在因自然的美而歌唱呢？
它望见草地上一只小鹿在活泼奔跃——那小鹿是否也是在因自然的美而愉快呢？
灵豚逐浪，巨鲸拍涛——谁敢断言它们那一时刻的激动，不是因为感受到了那一时刻大海的壮美呢？
美是不可颠覆的。
七千年后的蜜蜂仍在营造着七千年前那么标准的六边形。七千年前那些美的标准和尺度，剔除病态的、迷乱的部分——几乎仍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是标准和尺度……
11 论雨果——夹在铁钳齿口的作家
《九三年》是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它在1873年出版时，雨果已经七十一岁了。十二年后的5月8日，雨果患肺炎，身体开始虚弱。他在病中说：“欢迎死神来临！”5月22日，雨果从昏迷中醒来，又说：“大幕降落，我看见了黑色的光明……”只有他的孙儿和孙女听到了此话；那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生前，他在遗嘱中添加了如下内容：
将五万法郎送给穷苦人，希望躺在他们的柩车里去墓地……拒绝任何教堂的祈愿，而要求为所有的灵魂祷告……我相信上帝。
雨果一生和宗教的关系怨怨和和。在他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他的第一部长篇《巴黎圣母院》，使他成为宗教咬牙切齿的文化敌人。
在他中年的时候，他却又用他的笔塑造了一位与《巴黎圣母院》中虚伪丑恶之极的教士福娄洛截然相反的教会人物——《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主教，其无私和仁慈几近完美，简直就如同上帝本人的人间化身。米里哀主教是欧洲文学史上最高尚的教会人物。
“我相信上帝”一句话中的“上帝”，对于雨果这一位全欧洲最具有哲学家和思想家气质的诗人、作家，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他所言的“上帝”是一位神，抑或是一条“真理”？除了他自己，没有人清楚。
雨果和宗教的关系，与薄伽丘和宗教的关系相似。后者在四十岁那一年完成了《十日谈》，于是受到宗教审判。其晚年不但皈依上帝，而且干脆想去做一名教士。
在欧洲，像雨果和薄伽丘一样，与宗教发生怨怨和和之关系的文化人物不在少数。他们与宗教的关系最终皆以和而告终——这是特别耐人寻味的西方文化现象……
雨果终生不悔的，乃是他与法兰西共和国那一种唇亡齿寒、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是与他的《人权宣言》休戚与共的关系；是与底层民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
正是这一种关系，令他的人生起伏跌宕。他曾在共和国的普选中成为得票率第二多的国民公会的议员；也曾被复辟了的波拿巴王朝驱逐出境，度过了近二十年的流亡岁月。
当局还下达过对他的通缉令，宣布：“捉住或打死雨果的人，可获25万法郎赏金。”
雨果曾满怀深情地在日记中写道：“我之所以没有被逮捕，没有被枪杀，能活到今天，全凭了朱丽叶·德鲁埃夫人。是她冒着失去个人自由乃至生命的危险，为我排除一个个陷阱，丝毫不松懈地保护我，为我不断寻找安全的避难所。”
朱丽叶——雨果终生的“红颜知己”。雨果对流亡的回答是——拒绝一切赦免。
他在拒绝书上写道：“如果只剩下十个人（不忏悔者），我将是第十名。如果唯余最后一人，那就是我。”
雨果在流亡时期依然是坚定不移地反对封建王朝的战士。他写下了《侏儒拿破仑》《惩罚集》《静观集》等一系列讨伐共和国“共和”原则之敌的战斗檄文……
雨果是一个满怀政治正义感的激情和深情的爱国者。
古今中外名垂史册的诗人们和作家们几乎都是如此这般的爱国者。
但雨果的不同在于，从法兰西诞生了共和国那一天起，他所爱的便只有以《人权宣言》为国家信条的法国了。
从此他不能爱另一种法国。也不能认为，法国再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跟他是毫无关系的事情。
于是一切企图背叛的《人权宣言》的人，也都必然成为他的敌人。
一个事实乃是，在他和他的敌人之间，他从未妥协过。
复辟势力获胜以后，路易·波拿巴在登基典礼刚一结束时便迫不及待地单独召见雨果，希望雨果能转变立场成为他的支持者。而雨果即使在王权主动向自己示好的情况之下，也并没有受宠若惊。他当面坚持他的共和思想。他在日记中记述那一次谈话时，用“愚蠢透顶”形容新的国王……正因为雨果是这样的，在他逝世以后，法国政府决定将他的遗体停放在巴黎凯旋门供民众瞻仰，然后举行国葬。
当时是记者的罗曼·罗兰这样描写那些民众夜里守灵的情景：“在协和广场，在法国的所有城市，人们都在哀悼……在一束束鲜花一堆堆花圈中，显现穷人的黑色柩车，上面只放着两个玫瑰花环。那是最后的一次对照了。二百万人跟随灵车，从星形广场将诗翁穷酸的棺材送进了先贤祠……”
此种宏大场面使维持治安的骑警们深感震撼。法国是全世界的第一革命摇篮。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发生了两桩大事件。美利坚合众国诞生，于是有了《独立宣言》。巴黎的起义人民攻占了象征封建专制王朝最后堡垒的巴士底狱，于是有了《人权宣言》。这两份宣言的基本内容和精神是一致的，那就是——民主的国家原则加上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和人道义务。雨果对于这两桩大事件的评论是——“赶走民族的敌人只需15天，而推翻一个封建王朝却得用一千五百年。”
意思是——取得美国独立战争决定性胜利的一役，是一场历时15天的战役；而在一千五百余年中，法国人民发动了大大小小无数次起义，才彻底推翻了封建王朝。
没有确凿的根据可以证明——没有法国的革命，就一定没有后来俄国的革命，就一定没有后来中国的革命，就一定没有后来发生在许多国家里的无产阶级革命……
没有确凿的根据可以证明——没有《人权宣言》，就没有后来的《共产党宣言》……但有确凿的根据可以证明——没有巴黎公社，就没有后来在世界各地不胫而走的一个惊心动魄的词汇——“革命”……但有确凿的根据可以证明——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罗伯斯庇尔、马拉、巴贝夫这样一些法国知识分子，与“革命”有着生死与共的关系。在伏尔泰、卢梭之前，人类历史上没有什么“革命”，只有起义、造反、暴动而已。在孟德斯鸠之前，王权即国家。在罗伯斯庇尔、马拉、巴贝夫之前，世上没有“革命者”……
雨果是他们的信徒。是诗人和作家的雨果，也具有绘画的天分。他曾创作过两幅油画——《风暴中的大树》和《我的命运》。
在《九三年》中，雨果通过郭文这一共和国联军司令官之口，说出了他对“革命”的感受——病朽的大树将在风暴中倒下，常青之树将在风暴中生长。新世界诞生以前，清扫是必要的。这是一种要靠流血和牺牲来进行的“工作”，一种伟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