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们和她们的儿子女儿们，据我所知，也都是些当代的屈兰奇和薇薇。不同之处在于，仅仅在于，他们和她们，才不会对自己父母辈们的财富和金钱的来源产生困惑呢！即使他们和她们知道了底细，也不至于像屈兰奇似的心生什么罪孽感的吧？因为屈兰奇毕竟还曾是浪漫青年。他们却几乎个顶个都被时代教诲成了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更不会像傻丫头薇薇似的，产生离家出走的怪念头吧？
因为，时代似乎已经替他们宣布了伦理基础——“这是上帝的旨意。而上帝的旨意是绝对正确的。”她们的高傲，也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动摇。我们的时代正继续上演着《鳏夫的房产》和《华伦夫人的职业》，而舞台背景也由欧洲扩展到了中国……
9 一篇大作品
《大围巾》这一篇美国当代短篇小说，是犹太女作家辛茜娅·奥齐克写的。我是七八年前从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当代获奖小说选》中读到它的。该书是由冯亦代、郑之岱两位先生编译的。七八年间，每当我想到短篇小说究竟可以“说”些什么的问题，便不由得联想到《大围巾》……
辛茜娅·奥齐克是位多产的小说家兼文学评论家，同时还是翻译家，在美国各大报刊发表大量的散文、诗歌、评论及译作，多次获得过美国文学奖，迄今三次荣获欧·亨利短篇小说头等奖，以及代表美国最高文学荣誉的美国文学艺术院奖。关于她，冯亦代、郑之岱两位先生仅在书中介绍了这么多，那么我也只能间接地告诉读者们这么多……
这篇小说，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一位中年的犹太母亲，和她的大小两个女儿之间所发生的故事。大女儿丝蒂拉十四岁。小女儿玛格达才十五个月，她还在吃奶的年龄，但是母亲没有奶。母亲和姐姐丝蒂拉也没有什么可吃的。她们忍受饥饿靠的是惊人的耐力，和消耗自身。她们早已瘦得皮包骨。丝蒂拉“两只膝盖皮包骨头像是两根长了瘤子的棍子，胳膊细得像枯干的鸡骨”。母亲“罗莎本人反而不知饥饿；她只觉得轻飘飘的，不像一个踩着地面行走的人，她晕晕乎乎，不时神情恍惚，间或抽搐颠踬……她步履蹒跚，身子摇摇晃晃，却不时用细瘦的手指掀开大围巾的褶子，偷偷看一下怀中的婴儿……”
那么“小东西”玛格达靠什么活着呢？最后她只能吐出母亲干裂的毫无奶汁的乳头“咬住大围巾的一角，用它代替乳头。她吸了又吸，拼命地吮啜。大围巾的流苏被唾沫润湿，只因它已浸满了乳香，才成为一片代乳的亚麻……”
十四岁的丝蒂拉嫌恶这是自己妹妹的“小东西”，因为她浑身冷极了，想要那大围巾裹着身体……
而大围巾对于妹妹而言却成了母体的一部分，成了等于母亲的两只乳房的东西……
这篇小说也可以被看作一篇特写，一节片断——德军押解一批犹太人去往某集中营的片断。
最后玛格达还是死了。因为丝蒂拉终于抢走了那条围巾。饥饿，寒冷，已经使母女三人到了忘却了怜悯。丝蒂拉甚至在暗暗期待着妹妹早点儿死去，“这样就可以在她腿上大嚼起来”。
玛格达不是饿死的，是由于被姐姐抢走了大围巾，继而被德军士兵发现，举起来摔在电网上……
小说的结尾，是极其令人震颤的。
关于它的主题，它通篇沉甸甸的分量，读者读后自有感受，无须我再赘言。
一篇几千字的小说，能写得通篇沉甸甸的，沉得仿佛每一个字都是铅铸的；能使人想到战争、法西斯主义、母爱、人性、亲情的泯灭和扭曲；能使人读得屏息敛气并激起最强烈的憎恨和诅咒……就我所读到过的短篇小说而言，《大围巾》是最具特色也最出色的了。它是那种只要你读过它，你就终生再也不会忘记它的小说。一位作家，一生能写出几篇如此这般的很“大”的短篇，那也就真的不枉是作家了。我真是这样想的……
10 美是不可颠覆的
许多人认为，各个民族，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或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美的标准，以及美的观念，美的追求。
这一点基本上被证明是正确的。
于是进而有许多人认为，时代肯定有改变美的标准的强大力度，因而同样具有改变人之审美观及对美的追求的力度，这一点却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时代没有这种力度。事实上像蜜蜂在近七千年间一直以营造标准的六边形为巢一样，人类的心灵自从产生了感受美的意识以来，美的事物在人类的观念中，几乎从未被改变过。
我的意思是——无论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它在任何历史阶段或任何时代，它都根本不会陷入这样的误区——将美的事物判断为不美的，甚至丑的；或反过来，将丑的事物，判断为不丑的，甚至美的。
是的，可以毫无疑义地说，人类根本就不曾犯过如此荒唐的错误。此结论之可靠，如同任何一只海龟出生以后，根本就没有犯过朝与海洋相反的方向爬过去的错误一样。
就总体而言，人类心灵感受美的事物的优良倾向，或曰上帝所赋予的宝贵的本能，又仿佛镜子反射光线的物质性能一样永恒地延续着。只要镜子确实是镜子，只要光线一旦照耀到它。
果真如此吗？
有人或许将举到《聊斋志异》中那篇著名的小说《罗刹海市》进行辩论了。此篇的主人公马骥，商贾之子，“美丰姿，少倜傥，喜歌舞”，并且，“辄从梨园子弟，以锦帕缠头，美如好女，因复有‘俊人’之号”。正是如此这般的一位“帅哥”，厌学而“从人浮海，为飘风引去，数昼夜至一都会”。于是便抵达了所谓的“罗刹岛国”。以马骥的眼看来，“其人皆奇丑”。而罗刹国人“见马至，以为妖，群哗而走”。
美和丑，在罗刹国内，标准确乎完全颠倒了。不但颠倒了，而且竟以颠倒了的美丑标准，划分人的社会等级。“其美之极者，为上卿；次任民社；下焉者，以邀贵人宠，故得鼎烹以养妻子”。也就是说，第三等人，如能有幸获得权贵的役纳，还是可以混到一份差事的。至于马骥所见到的那些“奇丑”者，竟因个个丑得不够，被逐出社会，于是形成了一个贱民部落。
丑得不够便是“美”得不达标，有碍观瞻。那么，“美之极者”们又是怎样的容貌呢，以被当地人视为“妖”的马骥的眼看来，不过个个面目狰狞罢了。
我敢断定，在中国的乃至世界的文学史中，《罗刹海市》大约是唯一的一篇以美丑之颠倒为思想心得的小说。
便是这一篇小说，也不但不是否定了我前边开篇立论的观点，而恰恰是补充了我的观点。
因为——被视为“妖”的马骥，一旦游戏之“以煤涂面”，竟也顿时“美”了起来，遂被引荐于大臣，引荐于宰相，引荐于王的宝殿前。而当“马即起舞，亦效白锦缠头，作靡靡之音”时——“王大悦”。不但大悦，且“即日拜下大夫。时与私宴，恩宠殊异”。以至于引起官僚们的忌妒，以至于自心忐忑不安，以至于明智地“上疏乞休致”，而王“不许”。“又告休沐，乃给三月假”。
分析一下王的心理，是非常有趣的。以被贱民们视为“妖”的马骥的容貌，社会等级该在贱民们之下。怎么仅仅以煤涂面，便“时与私宴，恩宠殊异”了呢？想必在王的眼里，美丑是另有标准的吧？
王是否也牛头马面呢？小说中只字未提。或是。那么在他的国里，以丑为美，以牛头马面，五官狰狞的为极美，自是理所当然的了。那么可以猜测，在他的国里，美丑标准的颠倒，也许是出于统治的需要，是对他那一帮个个牛头马面的公卿大臣们的权威妥协也未可知。
但无论怎样的原因，在王的国里，美丑是一种被颠倒的标准；在王的眼里心里，美丑的标准未必不是正常的。他只不过装糊涂罢了。
否则，为什么他那么喜赏马骥之歌舞呢？为什么会情不自禁地赞曰“异哉！声如凤鸣龙啸，从未曾闻”呢？
王的“大悦”，盖因此耳！
结论：美可能在某一地方，某一时期，某一情况之下被局部地歪曲，但根本不可能被彻底否定。
如马骥，煤可黑其面，但其歌之美犹可征服王！
结论：美可在社会舆论的导向之下遭排斥，但它在人心里的尺度根本不可能被彻底颠覆。
如王，上殿可视一帮牛头马面而司空见惯；回宫可听恢诡噪耳之音而习以为常，但只要一闻马骥的妙曼清唱，神不能不为之爽，心不能不为之畅，感观不能不达到享受的美境。
有人或许还会举到非洲土著部落的人们以对比强烈的色彩涂面为“美”；以圈圈银环箍颈乃至于颈长足尺为美，来指证美的客观标准的不可靠，以及美的主观标准的何等易变，何等荒唐，何等匪夷所思……
其实这一直是相当严重的误解。
在某些土著部落中，女性一般是不涂面的。少女尤其不涂面。被认为尚未成年的少年一般也不涂面。几乎一向只有成年男人才涂面，而又几乎一向是在即将投入战斗的前夕。少年一旦开始涂面，他就从此被视为战士了。成年人们一旦开始涂面，则意味着他势必又出生入死一番的严峻时刻到了。涂面实非萌发于爱美之心，乃战事的讯号，乃战士的身份标志，乃肩负责任和义务决一死战的意志的传达。当然，在举行特殊的庆典时，女性甚至包括少女，往往也和男性们一样涂面狂欢。但那也与爱美之心无关，仅反映对某种仪式的虔诚。正如文明社会的男女在参加丧礼时佩戴黑纱和白花不是为了美观一样。至于以银环箍颈，实乃炫耀财富的方式。对于男人，女人是财富的理想载体，亘古如兹。颈长足尺，导致病态畸形，实乃炫耀的代价，而非追求美的结果，或者说主要不是由于追求美的结果。这与文明社会里的当代女子割双眼皮儿而不幸眼睑发炎落疤，隆胸丰乳而不幸硅中毒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但中国历史上女子们的被迫缠足却是应该另当别论的。这的的确确是与美的话题相关的病态社会现象。严格说来，我觉得，这甚至应该被认为是桩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此事件一经发生，其对中国女子美与不美的恶劣的负面影响，历时五代七八百年之久。以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这个年龄的中国人，还每每看见过小脚女人。
近当代的政治思想家们、社会学家们、民俗学家们，皆以他们的学者身份嫉恶如仇地对缠足现象进行过批判。却很少听到或读到美学家们就此病态社会现象的深刻言论。
而我认为，这的确也是一个美学现象，的确也是一个中国美学思想史中应该予以评说的既严重又恶劣的事件。此事件所包含的涉及中国人审美意识和态度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比如历史上中国男人对女人的审美意识和态度，女人们在这一点上对自身的审美意识和态度，一个缠足的大家闺秀与一个“天足”的农妇在此一点上意识和态度的区别，以及为什么？以及是她们的丈夫、父亲们的男人的意识和态度，以及是她们的母亲的女人的意识和态度，以及她们在嫁前相互比“美”莲足时的意识和心态，以及她们在婚后其实并不情愿被丈夫发现毫无“包装”的赤裸的蹄形小脚的畸怪真相的意识和心态，以及她们垂暮老矣之时，因畸足越来越行动不便情况之下的意识和心态……凡此种种，我认为，无不与男人对女人，女人对自身的审美意识和心态发生粘连紧密而又杂乱的思想关系，观念关系，畸形的性炫耀与畸形的性窥秘关系……
但是，让我们且住。这一切我们先都不要去管它。
让我们还是来回到我们思想的问题上——即一双女人的被摧残得筋骨畸形的所谓“莲足”，真的比一双女人的“天足”美吗？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如果自身对美的感觉不发生错乱，回答显然会是否定的。
可怎么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在占世界人口几分之一的人类成员中，在近千年的漫长历史中，集体地一直沉湎于对女性的美的错乱感觉呢？以至于到了清朝，梁启超及按察史黄遵宪曾联名在任职的当地发布公告劝止而不能止；以至于太平军克城踞县之后，罚劳役企图禁绝陋习而不能禁；以至于慈禧老太太从对江山社稷的忧患出发，下达懿旨劝禁也不能立竿见影；以至于身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亲作“劝不缠足文”更是无济于事；以至于到了民国时期，则竟要靠罚款的方式来扼制蔓延了——而得银日八九十万两，年三万万两。足见在中国人的头脑中——钱是可以被罚的，女人的脚却是不能不缠的。
“毒螫千年，波靡四域，肢体因而脆弱，民气以之凋残，几使天下有识者伤心，贻后世无穷之唾骂。”这样的布告词，实不可不谓振聋发聩、痛心疾首。然无几个中国男人听得入耳，也无几个中国女人响应号召。爱捧小脚的中国男人依然故我。小脚的中国女人们依然感觉良好，并打定主意要把此种病态的良好感觉“传”给女儿们……
中国人倘曾以这样的狂热爱科学，争平等，促民主，那多好啊！不是说美的标准肯定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吗？不是说任何民族，在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种情况之下，都根本不可能颠覆它吗？那中国近千年的缠足现象又该作何解释呢？首先，历史告诉我们——这现象始于帝王。皇上的个人喜好，哪怕是舐痂之癖，一旦由隐私而公开，则似乎便顿时具有了趣味的高贵性，意识的光荣性，等级的权威性。于是皇亲国戚们纷纷效仿；于是公卿大臣们趋之若鹜；于是巨商富贾紧步后尘——于是在整个权贵阶层蔚然成风……
在古代，权贵阶层的喜好，以及许多侧面的生活方式，一向是由很不怎么高贵的活载体播染向民间的。那就是——娼妓。先是名娼美妓才有资格。随即这种资格将被普遍的娼妓所瓜分。无论在古代的中国，还是在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规律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