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它是四部古典名著中气势最为恢宏的，是唯一的一部史诗性小说。《水浒传》写的也是一段历史，但我认为其史诗性逊于《三国演义》。《水浒传》也人物众多，但毕竟不如《三国演义》多。何谓史诗性？除了历史跨度，还在看历史思想。这一种历史思想，是与《三国志》一脉相通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人类的社会，现在也还是如此，大约一百年后也还是如此。从前的合合分分，伴随大战。以后的合合分分，也许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地球的大陆板块从未稳定不动，只不过其合合分分不易察觉。人类社会的状态，那也不太会一经稳定下来就永远不变了，这恐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也是一种史观，作者的文人史观。刘备、曹操、孙权，都是太有霸主野心的人。他们争来战去，无非是为了一朝坐拥天下而已，但受苦难的是百姓。天下最终归了谁，与百姓有何相干？所以在白发渔樵那儿，才“古今多少事，都在笑谈中”。但是你们要清楚，对于历史及历史人物、文学人物，民间另有一种筛选立场。“解构主义”是西方学者提出的，其实东西方的民间，早就对人类文化实行“解构主义”了。一部《荷马史诗》，经民间文化原则一“解构”，多数“英雄”都被边缘化了，轻视了，包括在天上暗中庇护他们的神。但赫克托耳却凸显出了人物的高大性，成了民间意识形态中真正的英雄。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于弟弟诱拐别人妻子的行为事先是有所忠告的，事后是予以谴责的，并力图以“和”的方式阻止战端。但他没有成功。特洛伊城面临屠城灾难之际，他担负起了保城之责，英勇无畏地战死沙场，还蒙受了被拖尸示众的大耻。若以“成败论英雄”，他是败得很悲惨的人物，但他的形象在民间意识形态那里获得了敬意。为什么？因为他身上也具有仁、义、忠、勇。他明知自己战胜对手的机会几乎等于零，因为那对手是受智慧女神雅典娜庇护的。但为了自己的亲人，为了全城百姓，他还是果敢地出城应战了。对方放言——如果他获胜了，对方将从敌营退出，而那意味着特洛伊得到了拯救。同样，关羽也是失败的英雄。他是被俘、被斩首的英雄。他身上也具有仁、义、忠、勇的品质。经民间意识形态——“解构”，《三国演义》一概人物中，关羽成了流芳千古的英雄。民间意识形态有两条硬道理，其一是看一个人为百姓做出了何种牺牲；其二是看一个人将普世的人格原则坚持到了何种程度。还有一条软道理，即对失败的英雄的同情。两条硬道理中，关羽占了第二条，可谓以身作则。关羽身上的“义”，在民间意识形态中获得了认可，是“解构”之后的价值观存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野心家们意识形态的原则。即使在现实中体现为规律，在民间也还是不能成为原则。所以我认为，民间意识形态是很厉害的，它不与王权意识形态争论，它靠时间来证明自己立场的意义。曹操倒是夺取了天下了，但民间意识形态并不佩服曹操。以“成王败寇”的史观诠释历史是庸俗的，将《三国演义》当成“谋略教科书”是不可取的。它堪称伟大并不是因为内容中充满了谋略，而是因为充满了极具经典性的文学创作的元素。一部同样字数的长篇小说，有几处具有经典性的情节就有些了不起了。但在《三国演义》中，具有经典性的情节不下二三十处。在文学价值上，真是太了不起了。作为中国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之一，它的产生，可谓横空出世啊！
问：老师对于丹讲《论语》有何看法？
答：我见过于丹教授一次，在北师大。说来惭愧，我居然坐台上，她坐台下第一排。那时我不知道电视里又开讲《论语》了呀，所以不知她是谁，没说话。就讲课而言，她很有激情，证明她热爱讲台。对于职业教师、教授，热爱讲台是前提，热爱才有激情。我遇到几位研究儒学的学者，对她的讲解都有些异议，但主要是学术方面的异议。古文是需要有内行人来对我们讲解的。我不靠注解，也是难以读懂古文的，常常望文生义而已。望文生义，每离真本之意相去远矣。比如《论语》开篇第二节“有子曰……”从前我一直以为意思是“有一名学子问……”后来偶读到注释，才知道那是指一名姓有名若的学生，乃大惭。但那一节，实是糟粕。将“孝弟”与否，与“好犯上者”、“好作乱者”联系在一起大发议论，是一种奴化人的言论。我从不曾是“好作乱者”，但我年轻时，却每“好犯上”，每被“上”们所憎。明明“上”们不成样子，还不许人“犯”一下吗？“犯”了一下“上”的人，就一定不孝吗？然而我却是孝的，比一般儿女还要更孝一点儿。故我认为，那个有若，他是在胡说八道。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皆企图通过“两好”实现人生价值：一好“王者师”，二好“百姓师”。一好不成，才转而去好第二好。第一好曰“治国”，第二好曰“启蒙”。其实企图“为王者师”也是启蒙，只不过启蒙的对象是王者。但王者一般都是不太喜欢被启蒙的，所以他们得讲究方式方法，得“循循善诱”。“四书”中，《论语》和《孟子》两部，充满了循循善诱的劝谏的智慧。设身处地，他们有他们劝谏的难处。我个人是很尊重他们那一种智慧的。即使今天看来，他们的许多思想，那也是正确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但时代毕竟不同了，民主体制比之于“王者师”，对于中国之进步更起直接作用，孔孟那里，还有些教诲人做良民的思想，和老子引导人做“明白人”的思想出发点是一致的，无非都是教人提升自己的人性。孔孟之说鼓吹“道德”，是社会学范围的人的“道”与“德”。老子之说宣扬的是人作为天地间自然之人的“道德”，学说中形而上的成分多一些。按孔孟之道去做人，是学做“君子”，那是很不容易的，也很压抑个性。幸而有老子，教我们凡事想开点儿，看淡点儿，活得放松一点儿。所以我觉得，孔孟与老子，当代人最好都知道一点儿。于丹教授毕竟起了这么一种作用……
问：老师，你认为文化究竟有多么大的教化功能？
答：在人类的儿童时期，萌芽阶段的文化只不过三种功能——历史记忆功能、对世界的感知功能和娱乐功能，而且主要以说唱的方式体现。这一时期的文化，第一种功能和第二种功能是混合的，比如《荷马史诗》《希腊神话故事》。《荷马史诗》到底有几分史的成分，至今也无定论。它和《希腊神话故事》搅在一起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时期的文化，呈现人类童年时期想象魅力的价值，高于其他价值。西方人类用想象力构建了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们的世界，我们中国人的先祖用想象力构建了“天庭”，有异曲同工之妙。想象魅力带给童年时期的人类文化成就感。文字产生以后，人类文化进入少年阶段，具有求知若渴的少年人的特征，概括为两个词就是“叩问”、“多思”。这一阶段的人类文化，极具思想魅力，人类产生了古代思想家们。近代人类的文化具有中年人的特征，特征是“思想落实于行动”。而且一旦行动，往往是大行动，体现出改造世界的文化激情。但是以我的眼看来，人类的历史虽然还只不过处在中年时期，人类的文化却似乎早衰了。想象力并没有显然地超过童年时期，思想魅力并没有显然地超过少年时期，但是娱乐的欲望却比童年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类靠娱乐的方式减缓社会发展速度太快造成的强大压力。开着汽车，揣着手机，通过电视和电脑了解世界的每一个当代人，与古代人相比都有点儿像“超人”。然而当代人之人性的“逸然性”，则大逊于古代人了……
问：老师的观念是否有些悲观呢？
答：也许有点儿。这讨论起来一言难尽，以后再聊好不好？……
3 答中文学子问
关于打算或已决定考研的中文生，我当然是鼓励考研的。如果对于家庭经济条件不是严重的负担；如果本人参与激烈竞争的能力较强，那么考研就完全是上进心的表现，为什么不呢？依我想来，研究生时期，最能集中精力深化中文系学生对中文的能动潜力。
中文系的教学，从前几乎是单项的，旨在培养中文学理研究者、知识承传者。由此为大学本身不断“供应”授教者；由此向文学及文化艺术界不断输送研究型人才。从前是很不重视写作实践的，所实践之文本，只不过是论文式的评论和理论；更不提倡创作实践。甚而反对和鄙薄，斥曰：“不务正业。”所以，在从前，倘一名中文学生竟然经常写小说、散文或诗，那是很不被待见的，所以从前创作是课外之事，甚而是偷偷的、“地下”的。
凡五十年间，大学没为中国培养一名作家，甚至也很少有作家承认，大学在他创作实践的最初阶段推动了他。大学倒是没少“造就”评论者，从前几乎一年一批，因而一度使创作与评论在数量对比上失衡。我认为，每一位作家对应一位评论家就够了。若反过来，十位评论家对应一位作家，现象很荒谬，很滑稽，不见得反而更有利于创作的繁荣。
但我得承认，大学成全了我这个写小说的人，因为我当年是复旦创作专业的。那个专业毕竟给予了学生充分的创作课时；否则，我若是评论专业的，现在就不知自己在哪儿干什么了——或者在某报社熬成了文化版的副主任什么的？大家都看到的，对于文学和文艺、文化的评论，已在极大程度上被报的副刊“夺权”了。被“夺权”后，报的初期还有“文学版”。现在，基本不存在了。
自20世纪80年代末，大学中文系发生了变化，开始重视学生实写能力的提高了。比如我所在的北京语言大学，一年级起就有创作课，鼓励学生的文学形式写作。将我调去，也是希望加强此点。学着中文只听不写作，好比学着英语只听不说。创作创作，这是一种开掘学生“创”的思维能力的课程。中文系有义务为社会和时代培养“文化”二字所包含的各方各面的有“创”之能力的人。
但是诸位清楚，倘你们中有谁准备考研，那么情况往往是这样的——预先心目中选定了一位导师，“他”研究的是什么，你必须将精力和时间向那方面转移。你必须有所放弃，你才有可能成为“他”的一名研究生。毕竟，“他”具有一定的资格决定你考研的结果。
那么应该放弃什么呢？
我这一学期开我的选修课时，奉劝我的有心考研的学生重新考虑——值不值得选修我的课。因为事情明摆着，我教的是创作，并不教怎样写考研的论文。我能不能也指导一下学生写论文？当然能。这也不必故作谦虚。有什么指导不了的？彼人也，吾亦人也。彼能是，吾何不能是？但那只能是课下的，支持性的，不是责任性的。课堂上，我主要还是要讲创作。因为选我的课的学生，也许一步迈出校门，面对的直接就是需要他“创”的思维能力的职业，那些职业不见得非是“文学单位”。现在除了出版社，哪儿还有那么多“文学单位”？但一定是和大众文化概念有关的单位。即使广告公司，需要的也一定是有“创”的思维能力的人。我的课，要从文学的“创”，“创”开去。我是在乎学生以后的实际工作能力的。我陪他们在做中文系学生的时候“热身”，从“创”的方面“热身”。
我理解要考研的学生对于考研知识储备的急迫要求，但反对太过的功利心理，以为凡不能直接变成考研知识储备的课，便都是对自己没任何意义的课。什么是知识的意义？有的学生也不很明白，或说只在极其功利的层面明白。
比如我在讲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时，顺便讲到芥川龙之介，讲到三岛由纪夫，讲到郁达夫，讲到村上春树和我们中国的文学前辈孙犁。
芥川三十五岁自杀，那是1927年。三岛由纪夫也自杀而死；川端同样，时年七十三岁，那是1972年。
为什么三位在题材和文学风格方面有“影子式”影响关系的日本作家，对日本现实都流露着相当悲观的态度？为什么川端晚期的创作也呈病态的细腻和孤美倾向？几乎一如三岛和芥川早期的文学倾向？他们之间不同在什么地方？和日本社会的命脉演变有什么内在关系？为什么到了村上春树，文风虽不那么颓靡了，却也几乎丝毫没了《伊豆的舞女》那一种忧悒的纯情，甚至也没了三岛由纪夫那种堕落中的苦闷，而呈现既难真快乐也难真悲伤的状态？
还有郁达夫——二十八岁发表《春风沉醉的晚上》，那是1942年；他那短篇中的“我”，刚刚二十岁。
和川端比较一下——二十七岁发表《伊豆的舞女》，那是1926年；他那短篇中的“我”，十四五岁。
那时的中国怎样？那时的日本怎样？那时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心理怎样？那时日本的文人知识分子心理又怎样？
有比较才有思考；有思考才需去查阅资料，梳理个明白。于是才有发现啊。有真发现，则对于文学的研究，才必有真意义。哪怕仅有极少极少的人承认了其意义，也颇值得。
我为什么要由川端谈到其他呢？盖因学生中，有一人不但要考研，还要考“比较文学”方面的“研”。
我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那一名学生才那么讲的。
但我看出那一名学生很心不在焉；因为要考的是中西文学的比较，非是中日文学的比较之“研”。
“比较”更是一种思维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