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中国人的里子与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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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第一编 如何在中国体面地生活(4)

婚姻、时间与社会成本

网上流传这么一段海外奇谈:爱尔兰结婚不许离婚,但可选择年限1到100年,过期不续相当于自动离,但时间越短费用越高,1年的登记费折合人民币2万多,100年只要6元钱。结婚一年,说明你不懂婚姻,会给一本很厚的婚姻书看,而选择100年则只有一张纸,上书:祝你们白头到老。

这事儿由于远隔辽海、语言有异,未必能够证明其为真实的,而且这个确实与我们能够理解的婚姻有很大不同,大概更像是搭帮结伙过日子,签了合作书之后大家也就按照合同执行了,即使不愉快也要等到时限到了之后再结算。不过,这对于婚姻是否有效难说,确实也算是节约了社会成本,至少打离婚官司的少了。但这里有个逻辑的问题:既然不许离婚而这个又是个类似合同的东西,合同到期不续之后,事实上还是离婚啊。大概算是自己骗自己的方式吧,应该是出于宗教原因才会这么做。宗教这东西大家都需要,但完全按照它的指示去生活的话就会很痛苦,于是就有了诸般的权宜之计。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社会的伦理问题。结婚是个很严肃的事儿,这并非说是宗教上的那种严肃,而是从经济上说的。婚姻按照现在的说法是为了爱情,按照原来的说法就是延续子孙后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而为什么要延续自己的基因?除了生物本能之外,还有一种是为了财产的传承。

如您所知,在上古时代并无婚姻这种制度,是后来为了种族延续与财产继承才发明的东西,最重要的目的不是确认母亲所生下的孩子是不是这个母亲的——这事儿没啥难度——而是为了确认父亲是谁而形成的。这是父权社会的产物。当然,即使在现在,非洲草原上的某些部落也不太看重这个,往往只要是自己老婆生下的孩子,无论血缘如何都视为自己的孩子。不过,这也是把孩子当做财产之一才有的观念,并无本质的不同。

如果婚姻被这种形态的合同所消解了神圣性,就等于是否定了很多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婚姻变成可用时间来约束的合同了,血缘与社会关系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而且这份合同还挺不专业的,刚结婚的时候都海誓山盟、荷尔蒙遍布大脑呢,直接就签两年的可能性不大,真的签了100年之后又后悔的不少,反正这个年头真的要离婚谁也不能真的管,先多签几年把费用省下来再说。不过,这个倒也符合理性人的特点。

另外一个面临的伦理困境在于,这个行为是合同式的,相当于当事人花钱购买政府的结婚登记认可,而且根据时间不同而价格上有所差异。那么,这段婚姻到底算是什么?政府许可的、有时间限制的双方卖淫活动?这个未免太不靠谱了,比糟蹋宗教传统还不靠谱。

其实这种不靠谱正好是这个社会急速发展的标志,因为原本的观念在与现在的生活接轨的同时,一时之间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有靠这种看上去不靠谱、实际意义是消解原本价值观的形式,来减低社会所必须承担的成本。

在现代的社会里,离婚所引发的官司成本之高、造成的伤害之大是很多人不知道的。话说在法律比较发达的美国,最赚钱的律师品种之一,就是打离婚官司的律师。这个主意好就好在如果结婚当时没有那么冲动而签了100年的合同话,大不了忍着这个名义婚姻几年,然后自动分开算了。只是这种婚姻合同还要附带一些财产与孩子所有权的文件,以便于将来做好分割。当然,现在也有所谓的“婚前协议”,但如不加上这个合同制婚姻的话,看上去就没那么有意思了。

说不定将来的婚姻模式还真是这种类似于合同制的婚姻,各种法律文本齐全、时限与权利义务完备,以便在一个日益流动化、信息化的社会当中找到一种最合适的减低社会成本的方法。

工资高增长就是幸福?

国际劳工组织2008年首次发表了《全球工资报告》,前段时间又发布了第二次报告,该报告据说是通过广泛调研来关注工薪阶层的收入问题。报告在收录177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库中找到了115个国家和地区的工资数据,占所有收录国家和地区总数的65%。收集到的工资数据能覆盖全世界94%的工薪劳动者,相当于全球工资总额的98.5%左右。然后,这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金融危机后全球工资增速几近折半,而中国增速“引涨”全球工资,中国工资“增速”超欧美国家达5倍之多。

应该说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肯定有其合理之处,比之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而言,相信他们还是会多一些。但实话实说地讲,有多少人觉得自己工资有了这么高的增长?相信凭工资吃饭的一般人都不会觉得自己原来有了这么高的增长。连专家们都说,中国私有经济整体工资水平非常低,相当于官方公布数据的一半,中国官方的工资数据被高估。

这个确实是原因之一。中国依靠工薪生活的人当中是有贵族在的,比如说垄断企业的员工,无论是福利待遇还是货币收入,都是工薪阶层当中的贵族阶层,至少也算是富裕阶层。要是把他们统计进来的话,这数字当然是小不了。这就好有一比:成片的贫民窟当中耸立着一片基本社区条件完备的小区,哪怕这个小区不算高档,也足够拉高当地的档次了。但您能说因为这片小区,周围的贫民窟的生活水平就上升了?生活成本上升了倒是真的。

还有一个原因恐怕就是一种误解,认为工资既然涨幅这么高,我们应该更加幸福才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感到幸福?确实,如果要是收入增长的话,人们应该感到幸福增强。但咱也要明白的是,随着工资收入的增长,我们的生活成本也在大幅度增长,而增长的事项当中,涉及民生最基本层面的东西涨幅最高,比如说房子。要是一个人总是处于无壳蜗牛的状态,而那个壳是工资怎么增长都买不起的,幸福感估计就会大打折扣。

另一个没觉得多幸福的原因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提及,那就是幸福感有时候是自己跟自己比,有时候是自己跟别人比。应该说要是我们自己跟自己比,至少有工资可拿的社会阶层当中,从一穷二白走过来之后,现在多少都拥有了一些自己的东西,比之当年一文不名的状态确实好了很多。但在我们这个急速发展的社会里,各种传播媒介所宣传的生活状态,是普通工薪阶层永远接触不到的,而在我们的教育当中,又少了点儿精神追求,对比之下的不满足与对某些人财富获取方式的质疑,使得这种幸福感也是大打折扣。

这些综合起来看,国际劳工组织还真是高估了中国工薪阶层的工资,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个“外人”可能更为高估的是中国工薪阶层的幸福感。大致来说,外人对我们的评估总是有这个毛病,即在他们擅长的数字领域分析的话,往往会纳闷中国的情况为何如此特殊,发展是急速的、进步是显著的,但要是真的进入社会当中观察,又会发现这种进步所带来的焦虑与痛苦,往往也是成倍增长,甚至早就高过了工资的涨幅。

所以,整体的发展或许可以带来这样的数字增长,哪怕被高估也是增长惊人,但伴随着增长而来的东西要不是幸福感的话,这种增长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而要是因为这样的增长沾沾自喜于自己的优越性,估计就是一种自欺欺人了。

当城镇户口成为一种奖励的时候

有些新闻看上去一片喜气洋洋、恩德浩荡,实际一咂摸起来味道就变了。某报的这条新闻就有这个效果。这条新闻称,记者从韶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一名来韶务工近10年的优秀农民工秦政被正式批准入户韶关市城镇户籍,这在该市外来农民工群体中还是头一回。该名农民工曾先后获韶关市劳动模范、广东省优秀农民工和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这话的意思是说,因为该农民工工作出色,并且获得了这些甚为够级别的荣誉,他就有资格获得了正式生活在该地的资格,下次就不用再随身带着务工证、暂住证,可以堂堂正正地生活在祖国之一隅了。这事儿说起来语气还是很铿锵的,一派欢天喜地的景象。

这些年,原被视作天经地义的户籍政策已经成为众所诟病的劣政之一,任何可以打破这种壁垒的尝试都曾经被歌颂过,但到目前为止依然还只是尝试,从来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我们的社会依然还是用户口把社会分成两大群体,一部分叫做城里人,一部分叫做农民。农民进城就叫做农民工,城市还是没有接纳他们,虽然他们比很多城里人对城市的贡献更大。

也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一个农民工获得了城镇户口都成为了新闻,而且还是以一种赞叹的语气登了出来。但您要是注意一下就会发现,他为此做了10年的苦工不说,要是没有那些荣誉的话,这个幸运都到不了他的头上。要知道,省一级的五一劳动奖章名额并不多,其中还有很多城市的工人、干部分润,到得农民工头上可谓是凤毛麟角的机会。其实要是对比一下前清的科考名额的话,说不定还没有上京考进士的名额多呢。

既然如此稀缺,这种事情就肯定不会是一个常态,而是一种用城镇户口作为奖励的行动。我们知道,奖励这个东西必然是有价值的才能拿出手,从这个道理推论的话,城镇户口就是比农村户口具有含金量。这件事当然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我们生下来就分成了农村与城镇两个体系,也就是说生而不平等。

生而不平等也就罢了,结果还要用这种不合理的不平等作为奖励,来“鼓励”其他人为城市的建设添砖加瓦,这就有点侮辱别人的智商了。首先,这就相当于承认了这种政策的合理性,并且把这种合理性运用成稳定另外一群人心理的方式。您看,要是始终不能有个上升通道的话,对于稳定那些出生就低人一等的阶层是不利的,而有个上升的通道、哪怕这个上升通道是用省级五一劳动奖章作为开门的钥匙,毕竟也算留下了一个出口。

其次,奖励是件随时可以控制的事儿,今天说给你就是天恩浩荡,明天说今年没这个名额,大家就要等待下次开恩科的机会。这种随时可控的恩典,才算是抓住了事情的命脉,而且还可以一直以改革户籍制度之名“实验”这种方法,一直到地老天荒。

所以,看到这样的新闻我是不会有什么高兴的,主要是觉得这个世道真是太奇怪了,明明是这么有辱智商之举,怎么就能说得兴高采烈呢?

悲催的“被催族”

每年快到春节回家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回家这事儿哪里都好,就是一样不好:面对各位长辈亲朋的催促。没结婚的会问到啥时候结婚,结了婚的会问到啥时候要孩子,两者都有的会被问到什么时候买房,万一您混得有车有房、有妻有子,大概具备前瞻性的老家人士会问问您什么时候打算移民了。

作为一个七零后的大叔,无限同情与幸灾乐祸地看着八零后的小兄弟们落入这个境地,关于这事儿当年我们也都经历过,比你们轻松的地方在于,我们那时候被催的名目基本就是老婆孩子,有车有房那种事老辈人根本还想都不敢想呢。

不过呢,您大可以这么看待此事:尽孝。父母的天职之一,就是对自己的孩子百般呵护之余,对各个阶段该做的事儿百般催促。您一年在外打拼,父母没有机会耳提面命地教导与督促,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件相当不爽、相当觉得自己没有尽责的状态,好容易您回到身边,这份关心总是要加倍地补上,让他们叨唠几句这种事、您面露尴尬神色表达一下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重视,绝对算是有孝心的一种表现,回到打工的城市里您接着该干嘛干嘛,两不耽误。

其他长辈与朋友们,想必被催族们实在是没有尽孝的必要与耐心了,这里我这个前辈给诸位出个主意。碰上长辈的话要主动出击,直接问候他家的孩子,跟你父母问的那些话一样,如果他们的孩子也比较悲催,想必这些长辈也就不会问你了,要是他们的孩子已然成家立业,他们就只顾炫耀了。朋友好办得多,直接问他们是不是升官发财,保证把这帮人堵回去。制敌机先是千古不变的要诀。

其实我倒是想跟这些过分关心晚辈的人说几句。您看,这个时代已经越发地忙碌了,您家公子或者小姐在城市里打工拼搏,有时候真的顾不上个人问题,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这个社会已经改变了很多人传统的人生轨迹,这点您在您生活的城市或者乡村不太能够理解,或者即使是理解,也不会理解到自己孩子的头上。但您还是要试着理解,别让他们在社会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活得更像个悲剧。

职场上平等不重要

微博上爆出一个小故事:有个90后的大学生到电视台实习,开会的时候脑筋灵活,出了不少点子,大家聊得高兴,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主任说了,麻烦你开完会给大家订盒饭,按人头,我请客。结果该实习生认真地说,对不起,我是来实习导演的,这种事我不会做的。

大概是我老了吧,可能已经不太明白这个时代年轻人的想法。确实,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学徒的时代了。遥想当年,如果您是个师父或者老板级别的话,生活未必富裕,但有时候还是挺惬意的,因为手下的徒弟从打饭一直到倒尿壶,都是必须替您做的,而您本人一般来说也是从这个阶段过来的。

后来事情就发生了变化。比如当年我上学之后到工厂实习,也就是给师傅们打点儿开水啥的,那时候我们也不太愿意,总觉得你们牛什么啊,大家都是工人,我能比你低多少?事实证明还是低很多的。有一次我检修一台天车,怎么都查不出毛病在哪里,老师傅去了之后拿着长杆子把天车电源导轨捅了两下就没事了,其实就是车间环境比较糟糕,电路暴露之后接触不良。

其实我要是这么说您可能能够理解为什么当年有师徒传授的制度。手艺这东西不是免费的,现代社会的学校教育,只不过是把当年的师徒传授改换了一种社会化的模式,其基本内涵并未改变。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年的学徒生涯变成了学校生活,其实都是要付出某种程度的代价,而这个代价有时候是国家出钱,那就是义务教育,而自己出钱,往往就是高中、大学阶段。

而要是您上完学就觉得自己能独当一面的话,大概这个学校的教育挺失败的。出来工作的人都知道,或许您初生牛犊,闪现无数思想火花,但在实际操作当中,有无数的经验等着您学习,这些学习其实是一种再教育,而别人付出了心血与自己的经验,这些东西也不是平白得来,人家并没有义务教给您,这个时候您付出点儿订午饭的辛劳,大概不能算很过分的事情。

重要的是,在职场的规则当中,平等并不是重要的。有些人没有明白的是,平等这个概念是在人格上平等,订饭、送餐、做导演,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这位同学最大的问题其实在于错误地理解了平等的观念,认为大家都是来做导演就是一种平等,而如果去订饭的话就等于降低了自己的身份。这种平等的意识恰恰是一种深入骨子里的歧视,是过于珍惜导演这个貌似高贵的职业,是对于订饭这种杂事的歧视。

我要是老板的话,这样的员工是不会要的。这至少说明两点:其一,他不明白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今天你订饭、明天他打水,大家都可以合作做好,没有这种意识的人,至少是没有明白团队精神是怎么回事;其二,他在骨子里有一种高人一等的职业错觉,或许他是一个有着极度天才思想的人,只是很可能在这种天才没有发挥之前,别人就已经不能容他有任何发挥了。

或许这个世界上确实有那种不用任何人帮助的天才,也有这样的生长环境,但我保证那些都是特例,更多有同样能力的人郁郁而终。人生往往不是输在智商上,而是经常输在情商上,这年头儿谁能比谁傻多少?重要的在于,你是不是能够让人愿意帮你在最初的时候给你一些他们的经验,那些东西绝对不是只拥有智商的人能够生而知之的。

手机割不断亲情

这两天有个消息说的是某老汉在家庭聚会上摔了盘子,主要是因为三个孩子在餐桌上都在玩手机而不太说话。看到这种消息,一般人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后面的评论是什么样的:人心不古、科技冷漠了人情、社会为什么这样了等等,要是押韵的话,基本可以谱个曲子给我们那些日暮黄昏的家庭温情当作挽歌来唱了。

不能否认的是,现在有两个趋势越来越明显,一个是家庭越变越小,一般都是自己单门独立地过日子,逢年过节才去父母那里请安;另一个是信息社会到来,各色人等越来越不习惯进行某些没有营养的对话,虽说三个孩子都玩手机是极端了一些,但作为现代社会里的人,多少都有些信息焦虑症。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随着大家的教育程度提高,仰望天空而无所事事的状态已经不受青睐了。

或者我倒是想问问很多感觉到受冷漠的老人们一个小问题:在没有手机的时代,您如何能向现在一样,想起来就给自己的子女打个电话,即使看不见他们的人,也能知道他们是无恙地存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道有利有弊的地方就在于此,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固然剥夺了很多人天天面对面的乐趣,但也让物理距离缩短了不少,您不能一边享受着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便利,一边期待着四世同堂晨昏定省。

我也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在指责这些不肖子孙的时候,老人们是不是也该反省一下自己?就我所知,很多子女确实跟老人之间是没啥好说的。您想想看,这个世界进步到如此地步,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用老人的知识与见识武装自己了,这与原来那种言传身教的社会完全不同。这个时代并非是老人们随时可以教导年轻人,而是老人们需要努力跟上时代,然后与孩子们找到共同语言。

所以说这并非是手机的错,手机从来做不到分割亲情,而是整个社会早就已经改变了,我们没有办法按照农业社会或者二十年前的标准来要求现在的年轻人——实际上我这辈子活了四十年,到现在所走的人生道路,完全是按照我父亲指导的方向反向飞奔,在几年前我父亲终于承认他当年让我坚守电工的工作岗位是一种错误了。您看,别全想着教育孩子,您先活到老学到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