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果因此把简·奥斯丁看做是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卫道士也是不合适的，那些闪烁在简·奥斯丁作品中的奇思妙想让她成为时代的卓越者。
事实表明，简·奥斯丁的一些思想受到当时“女哲学家”的影响。这些哲学家们，我们可以用今天的女权主义者来称呼她们，她们并不是好斗的斗士，只是想用理性的论据来驳倒男子的偏见。
像当时的女作家玛丽·阿斯特尔等在小册子里讨论的有关妇女教育、婚姻、道德自主和家庭权威的问题，这些问题明显就是简·奥斯丁在小说中关注的问题。玛丽·阿斯特尔一生都恪守不落俗套的原则，为妇女的解放运动做出了很多贡献。直言不讳、喜欢争论的作家玛丽的事迹对简·奥斯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玛丽最有名的作品是《妇女权利的辩白》，1792年出版，当时简·奥斯丁16岁，这个年龄最容易受他人影响。尽管我们不知道简·奥斯丁是否有这本书，但如果她想读的话，她是不可能读不到的，因为在这以后的几年简·奥斯丁是各种读书俱乐部和流动图书馆的成员。
玛丽驳斥了那种女孩接受教育可以武装自己并来吸引丈夫的做法：“这个世纪的开明的妇女，除少数例外，当她们应当珍惜更高尚的雄心壮志时，依靠她们受人尊敬的能力和美德，而不只是焦急地想要得到爱情。”玛丽的这种倡导正是简·奥斯丁后来在其一生中所实施的。
但玛丽后来的遭遇也影响了简·奥斯丁对抗生活的勇气。
《妇女权利的辩白》出版六年后，玛丽在生孩子时去世。在她去世的几个月后，她的丈夫、激进作家韦廉·葛德文出版了一部《回忆录》。他出于对事实真相的尊重，揭露了他妻子生活中的“不轨”：玛丽在婚前就曾有一段韵事，并生下一个私生子，而且曾企图自杀。
结果玛丽被标榜为不贞洁的妇女和无神论者，她的论据不再可信，她的那些妙论也失去了说服力，就连其他只要胆敢涉及这个主题的女子都不再被人相信，因为人们说她们都想推翻婚姻和宗教制度。
同时，这件事也给那些想在男子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赢得尊敬的女作家增加了困难。就算不是写女性问题的作家也必须比以前更小心谨慎了，她们必须描述她们体面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和淑女的美德。这个著名事件给简·奥斯丁的道德诫律感加重了砝码，她的家庭观念与道德感当然也是在这样的风气下形成的。
（2）
尽管简·奥斯丁按照淑女和家庭天使的标准来塑造她的女主人公，以便使她们能够尽快找到如意郎君，但30岁以后的简基本上打定了独身的准备。像所有的独身主义者一样，简开始对热衷于婚姻的女性有了莫名其妙的怨恨。
范妮是简的一个侄女，从她的童年时期开始，简·奥斯丁就对她倾注了母爱一样的感情，在简的最后几年，范妮是她最亲爱的人。但范妮也要恋爱结婚，这让简几乎失去了往日的耐心与平衡，她在给范妮的信中写道：
我最亲爱的范妮，独特且无法令人抗拒的你，真是我生命中喜悦的源泉……这世界充斥着肤浅与滥情，平凡与奇特，伤心与活力，令人恼怒与引人关注，而无与匹敌的你是这世界完美的典范……当你结婚时，这世界会因失去完美的典范而黯然失色。你是如此乐于单身生活和当我的侄女，当你细致的心灵完全由婚姻及母性情感所影响时，我不禁开始对你有恨意。
简·奥斯丁对婚姻的这种态度跟她早期大相径庭，甚至跟她作品中的旨趣也大不相同。
这种改变也与一个可怕的事实有关。
当时女人在生孩子时都要经历生死考验，因生孩子而死去的女人比例非常高，有的是因为难产而死，也有的是因为在生产后患上产褥热而死的。简·奥斯丁有三个哥哥的妻子都因为生孩子丢掉性命。她亲眼目睹了死亡的发生，婚姻、生育、死亡好像是女人的宿命，这些也因此改变了她对婚姻的态度。
事实上，在简·奥斯丁的时代，因为对生育的恐惧而止步在婚姻之外的情况占据独身女子的大多数。
即使是在生育中幸免于难的女性也不能让简·奥斯丁羡慕，看着周围的女人都为不断地生育子女所累，简常常表达自己对这种命运的厌恶。
（3）
简·奥斯丁不结婚生子的最大补偿是写作。人们怀疑如果简·奥斯丁做了妻子和母亲，她还能不能有这么多的时间从事写作。可以肯定的是，服侍丈夫和养育小孩会花去她的大部分时间，而操持一个安宁的家会花去她其余的时间。
35岁以后的简·奥斯丁见识了婚姻带给女人的种种不幸，同时独身生活也有许多不曾料到的莫名其妙的烦恼，她对自己这样描述：“单身女性都有种把自己推入悲惨境地的倾向。”后来，简·奥斯丁渐渐失去了往日的活泼风趣，身体也渐渐不如从前了。
总而言之，简·奥斯丁的独身既有傲慢，又有偏见的成分。她的傲慢是不肯为了财产放弃对爱情的执著；那偏见是什么呢？是她对婚姻与金钱关系的理解，她的这种理解从古到今都是有道理的，从古到今都有道理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看做真理。简·奥斯丁把到真理的脉是她的幸运，而她的不幸是她常常被这些真理伤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