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公元1832～1898年)，道光帝六子，咸丰帝异母弟。他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名王重臣，洋务运动的首领，为中国近代工业创始和中国教育的进步做出了贡献。他是晚清新式外交的开拓者，建议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正式外交机关，使清朝外交开始步入正轨并打开新局面。他积极出谋献策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挽救清朝的危局，迎来同治中兴。然而他命运坎坷，他支持慈禧太后北京政变，得到了委以重任的报答，但随即而至的是慈禧太后的不安和打击。后期他在统治集团内部浮浮沉沉，意志消沉，无所建树。
道光皇帝生前就欣赏奕，死前“朱谕‘封皇六子奕为亲王’”。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奕封恭亲王。三年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四年连封都统、右宗正、宗令。五年其母孝靖成皇后去世，奕为其母争封号，被免去军机大臣、宗令、都统，七年才恢复他的都统，九年又授内大臣(侍卫处次长官)。十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逃往承德，奕临危受命，担任议和大臣。九月十五日，十六两日，奕分别与英使、法使签订《中英北京条约》与《中法北京条约》，挽救了清王朝的命运。他主持议和以及进行的大量的善后事宜赢得了西方对他的好感，为他以后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在议和期间他笼络文祥(户部侍郎)、桂良(文华殿大学士)、宝鋆(总管内务府大臣)、胜保(副都统)，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这是他通过议和捞到的政治资本。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奕、文祥、桂良上《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分析了各列强国特点，认为太平天国和捻军是心腹之患，英、俄是肢体之患，应以灭内患为先，然后对付俄国和英国。这媚外之策为后来借师助剿，镇压太平天国奠定了理论基础。根据他的观察，他认为外国人并非“性同犬羊”，英国“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清政府把列强只当作“肢体之患”，认为“可以信义笼络”。折子还提出要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南北口岸管理大臣；添各口关税；要求将军督抚办理国外事件互相关照，避免歧误；要求广东、上海各派两名懂外语的人到京以备询问；将各国商情和报纸汇集总理处。十二月十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出现了军机处以外的另一中枢政府机构。自此，清朝有了专门的外事机构，使清代的外交产生重大突破。衙门还领导了后来的洋务运动。
咸丰帝去世后，奕成为实力派人物。他协助慈禧太后政变，被授予摄政王，在军机处担任领班大臣。同治元年开始，军机处里原来的顾命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全部免职，换成文祥等人，全面控制了中枢机关。他又身兼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从而控制皇族事务和宫廷事务大权。他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的职务主管王朝外交事务，自此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权势赫赫。
19世纪60～90年代，为了求强求富，增强镇压太平天国和抵御外侮的能力，奕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大搞洋务运动，以兴办军事工业为重点，也兴办民办工业，近代工业从此起步。为了洋务事业，兴办新式学校，派出留学生，促进了近代教育事业发展。奕奏请两宫皇太后重用曾国藩，与列强极力维持和局，借师助剿，终于镇压了太平天国，赢得了同治中兴，奕获得“贤王”美称。
奕媚外，亲近列强，是洋务派领袖。但他为清流派所鄙视，被呼为“鬼子六”。
奕支持曾国藩等办洋务，但他又主张削弱地方势力，引起湘淮势力的不满；奕办洋务，清廷中倭仁等顽固派不满；由于奕权力受限，不能满足列强的要求，列强对他也开始不满。
慈禧太后利用了奕，也给予了奕巨大权力。但随着奕地位高升和声名鹊起，又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安。于是慈禧太后利用一切机会对他进行打击，使奕一直浮浮沉沉。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三月初五，编修蔡寿祺弹劾奕，说他揽权纳贿，徇私骄盈，太后命令查办，七日就以其目无君上，免去议政王和其他一切职务。朝中大臣求情，慈禧太后才允许他在内廷行走，并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免去了议政王职务。这是奕遭受的第一次打击。
同治八年，奕支持杀掉慈禧太后亲信安德海，为慈禧太后所恨。同治十二年，奕劝谏同治帝不要修治圆明园，触怒了慈禧太后。光绪七年三月，慈安太后去世，奕更为孤立。反复浮沉磨平了奕往日的棱角，挫折了他的锐气，遇到大事他提不出应对的策略。中法战争中，奕为首的军机处对于战与和拿不定主意，军队节节败退。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三月十三日，慈禧太后借口奕“委靡因循”免去他的一切职务，奕集团全班人马(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龢)被逐出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光绪二十年又起用为总理衙门大臣，并总理海军，会办军务，内廷行走，但毫无作为。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奕病故，终年6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