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周作民……啊，公博兄呀，您几时到沪的？……昨晚刚到，兆铭先生也来了。那太好了，请转告我对他的问候……在沪逗留两三天，住愚园路王伯群府上……好，我马上来。”夫人忧郁地问：“汪精卫、陈公博一块来找你？……我妇道人家不懂什么，可我怕……怕跟他们来往将来说不清。老百姓反日本反得这么凶，他们长得了吗？你……”
“这种时候不敷衍他们哪行？唉，难呐……”周作民握着右拳往左掌上一击，“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见了他们再说吧。你不必太担心，凭我与公博的交情，谅他不会太为难我，何况我跟汪精卫也有几面之交呢……对了，快把那治心绞痛的西药丸给我找来，我随身带着。”
见了他们，周作民想尽办法与他们周旋。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与陈公博说真话。他自信已把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三巨头一块找他谈话的原因猜到了八九分。“大概以为我在香港被侵略军吓住了，会就范了……”想起香港他怒火中烧，忘不了那奇耻大辱：
1941年12月8日，日寇制造珍珠港事件的同时空袭了香港。那天入夜，正在香港视察行务的周作民从权当防空工事的地下室爬出来，和他的好友何廉、徐国懋在干德道的一个院子里透气。忽听飞机引擎声响，他以为日机又来轰炸，疾呼防空。何廉告诉他休慌，当空一指说：“重庆派来的飞机，接大人物的。”
飞机远去，三人相对无语。良久，徐国懋提议找有关人士探听重庆方面的消息。何廉率先入室打电话。未几，消息探得：只有重庆方面列上名单的人士方能登机离港。
“还不是谁官大谁逃生！”周作民愤愤不平地慨叹。“官是不能不做的，而且得往大里做。”
日本飞机仍然轰炸。重庆飞机没有再来，周作民只有与闷酒为伍。
闷酒，喝到第十八天，香港政府在告罗土打饭店楼上扯起白旗，宣告对日投降。
周作民被日本宪兵拘禁！押进九龙半岛酒店，押进香港大酒店……一直押到1942年4月15日，又押上飞机，押到广州，押到台北，押回上海。
回到上海，说是自由了。可他失去的自由比被拘押时还多，天天有人找上门来！日本人、蒋政权人、汪政权人，黄金荣、杜月笙的人……方方面面的形形色色的人。那些人脸皮特厚，软磨硬泡，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避之不开，挥之不去，来头一个比一个凶，官衔一个比一个大……直至今日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三巨头一齐上阵。
周作民说着说着，表情陡然一变，痛苦不堪地捂住胸口左侧心脏处：“啊唷，啊唷……”
“你……你怎么了？”陈公博惊慌地盯着他问。
周作民吃力地指着挂在衣帽钩上的皮包：“那……有……药，快……快给我拿……拿来，心……绞痛得不行……”话未说完已躺倒在沙发上。
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他们看着救护车把周作民送进医院后，多次派人询查医护人员。回答结果完全相同：周疾有三——喉疾、牙痛、心脏病。三种疾病以喉疾和心脏病两种为甚，第二种虽然较轻，却如俗语所说“牙痛不算病，一旦犯了要人命”。
从此，汪精卫他们再也不提请周作民出任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一类话茬。从此，周作民有了挡箭牌，挡开了日伪政权企图委任他的一切职务，诸如商统会理事长、商统会监事、米业统制委员会理事长等等。
那“挡箭牌”从周作民被从香港押回上海之日起便开始设计营造，帮他精心“施工”的是他的医务界的三位朋友，这三位医生当时在上海都小有名气。几年后，周作民真的患病，他们便成了他的保健医生。
1948年，周作民总觉心不踏实：蒋介石暂不找麻烦了，可是今天不找不等于明天不找呀……国共双方战事不断，鹿死谁手尚难预料……这个政府愈来愈让人无法依靠……不管结局如何，上海总是是非之地……走吧，三十六计走为上！
1948年10月8日清晨，一辆黑色美式小卧车风驰电掣地驶向机场。每临近一道岗哨，坐在司机旁边的高鼻子红头发副经理卫乐尔就把脑袋伸出车窗高举证件摇晃着。卧车一直开到飞机舷梯旁。卫乐尔第一个下车打开后排车门。
风衣领子竖起老高帽沿压得很低的周作民迈下卧车蹬上舷梯，须臾消失在机舱门内。
机舱里，卫乐尔拍拍周作民肩膀，指着自己的大鼻尖儿，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
“我够不够朋友……”周作民连连点头，但心里苦不堪言：六年半以前，日寇用飞机把他从香港押回上海；今天，美国人神神秘秘地护送他从上海飞往香港。在自己国土上总让外国人摆布，无论如何也找不着高兴的感觉。
交锋
周学熙与周作民有两次交锋。民国初年，周作民完成学业回到祖国。当时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他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首任库藏司科长。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北京，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也来到北京。
一天，新任财政总长周学熙宣布正式铨叙人员名单。周作民的名字排到最末一伙，任命为“主事”。周作民以为耳朵出了毛病听错了，散会时特意到人事部查对，一点儿没错，在周作民名下的职务栏里清楚地写着“主事”二字。
周作民顿时失去了理智：这不是歧视从南京临时政府北来的人吗？岂有此理！共和国政体刚刚成立，周学熙就来这一手。这绝不是我周作民一人的私事，它的实质是压制革命工作者……
思前想后，他想与周学熙说说明白！可是又一想，中国有句名言：官大一品压死人。何况这何止一品？怎么能说清楚呢？最后，他果断地决定辞职，以示对任命不公的抗议。
次日，周学熙收到了周作民的辞职呈文。
呈文洋洋数千言，通篇说理抗争，无一阿谀之词。面对辞职呈文，周学熙非常为难！批个“不准”吧，等于承认他那数千言的数落。这可是义正词严、毫不留情面的呵斥啊。周作民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青年哩。一个泱泱大国的财政总长怎么可以……他再也想不下去了。他极力想找个台阶下，可怎么也找不到，只得丢尽脸面，还要给周作民升官。给周作民升官儿就等于公开向他认错，事后他便更加狂妄了啊。批个“准”字吧，就等于承认了铨叙不公。一个周作民不足畏，棘手的是他代表着一帮人。这就容易让政敌抓到把柄……唉，政敌政敌，要没有政敌多好！想到政敌，周学熙不寒而栗。他的反对派数量不少，而且强劲有力。像铨叙不公之类的错儿让反对派们逮住，财长的交椅恐怕不出旬日就要易主。
周学熙不曾想到，宦海沉浮久历沙场的他竟被羽毛未丰的小青年来了个下马威。无奈之下，只好求助他的两位心腹。平日里他们称兄道弟，无话不说，他夺得财长之位也全仰仗着这两位运营筹划。他的一个心腹开门见山地说：“不跟这等小人物一般见识。他不是要官当吗，给他当就是了。在南京是科长，到北京还让他当科长，甚至给他个司长也无所谓。不在乎个把位置，但必须在乎影响。要着眼于政治，那玩意儿价值难以估量。”
周学熙何尝不这样想？给周作民升官于他有失脸面，但批准周作民辞职可能危及他的前程。两者相比孰轻孰重他比谁都明白。两弊当前取其轻之道理他幼年就懂。可此时此刻他已有江郎才尽之感，只好仰仗这两个智囊了，把智囊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最大限度之术。
周学熙加重语气强调说：
“让周作民当科长当司长得师出有名，不能说我们首次铨叙就错了，要让众人认为我们铨叙是正确的、公道的！”
两个心腹异口同声说：
“这好办，就说是人事部业务量大，一时疏忽……”
“财长放心，这事交给我们办吧。人事部门由我出面疏通。花三百块钱足矣，由司长特别费里开支。让人事部门写个呈文，说初次铨叙工作量大，把周作民弄错了。财长您呢，并不认识周作民，也扯不上失察。”
第三天，周作民被委任为科长。接受任命的同时还接受有关部门的致歉，说他们一时马虎，使他受了委屈，遭了冷遇，等等。
事过不久，财政总长由熊希龄担任。周作民大显身手，深得总长赏识，于是任命他为财政部库藏司长。年纪轻轻能得此职位，可以说是官运亨通了。
不料，周作民在财政部库藏司长任上刚干了两年，风云突变，财政总长易人，赏识他的熊希龄下台，信他不过的周学熙再次上台。
刚听到消息，周作民有些忧伤。静心仔细一想，觉得不必过虑。周学熙重任财长虽然不如熊希龄对他有利，但不至于丢掉饭碗。他出任库藏司长成绩斐然，其建树有目共睹，财部同仁一致公认。周学熙是有脑子的人，不可能上台伊始就把他撤换，撤换他对周学熙不见得有好处。
周作民做事一向雷厉风行，他立即写信给他的同乡、直隶省东光县知事王其康。王其康是周学熙和他的共同朋友。对王其康，周学熙几乎无话不说。所以，周作民先托王其康去周学熙处探探口风。周作民估计，周学熙即便心存芥蒂，在表面也会卖个人情。要是那样，便可过一阵再说，待到找着更好发展自己的去处，而周学熙又依然不离其位，再辞职不迟。
周作民把希望寄托在王其康身上，耐心等待着王其康的回音。不料，一连五六天没有消息，而且连他的影子都见不着了。这些天，周学熙挨个约见次长和司长，唯独不找他周作民。
有一天，周作民在走廊里隐约听到秘书们议论，说新任总长等着周作民去找他。周作民闻听不由一惊，他仔细揣摩，觉得这议论好像是有人授意精心安排的，示意他主动找周学熙低三下四地求情。
周作民预感情况不妙，连夜找王其康，仍然不见他的影子。此时，王其康避而不见，周作民完全明白其中的因由了。思忖良久，他展纸奋笔疾书起来。
几个时辰后，周学熙案头上多了一只牛皮纸信封。周学颐刚把信笺展开，便惊呆了。原来这是周作民的辞呈。
周作民递上辞呈便离开了财政部。一路仔细酝酿，他走进了交通银行会客厅。总经理热情地接待了他。他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访意图，把向周学熙送去辞呈的缘由讲述了一遍。
总经理叫梁士诒，过去与周学熙见过面，但没有什么交情。只见梁总经理慢悠悠地说：
“本行正缺稽核主任，你如愿意屈就，明天就到职吧。”
周作民感激地向他的新上司深深鞠了一躬，说：
“谢谢您了，梁总经理！”
此时，梁士诒微笑着说：
“不必多礼。你我过往虽然不多，但你的品格、才华、学识、能力我早有耳闻，银行界的同仁们对你评价极高。咱国家的银行业刚刚兴起，亟须有新思想、新观念的人才，我们早就打算聘请你来我行稽核，只是一怕屈了你的才，二怕财政部不放，还会说我们挖它的墙脚而影响本行与财政部的产系，所以未敢启齿。尽心竭力地干吧，在交通银行，会有你施展才华的机会。”
周作民满怀感激地起身告辞。那天夜里，他失眠了，因为想事而失眠。他想到：
“应该认真回顾从日本留学回国后，特别是到财政部任职以来的经历，从中找出有用的经验教训。”
“千重要万重要，人际关系最重要，只有把处好人际关系当做第一关键，才符合中国的国情，才有可能成就事业，有所作为。”
从此，周作民便把融洽人际关系视为建功立业的命脉，坚信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左右逢源，能够呼风唤雨。于是他开始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财富创造和改善人文环境。
婚姻
周作民的妻子为同乡富户何家的三小姐。周作民年轻时，颇受何小姐父亲的激赏，何父决意把女儿许给周。何小姐起初不肯，后勉强同意。但就在何家招赘的当晚，贺客云集，傧相送新郎入洞房的当口，何小姐又不干了，干脆把房门关上，不让新郎进来。后何家请何小姐一向敬重的一位长者出面做工作，盛称周的才干，非池中之物，日后必成大器云云，一通乱说，何小姐终被说动，开门迎亲。周作民从此落了个“惧内”的名声。1936年5月，金城银行广州分行开业时，周作民从上海赶去主持开幕仪式，晚上大宴宾客，席间罗文干笑称：我在银行界有两个好朋友，一张公权，一即周作民，不过两人共患一种病。众问何病。罗答：怕老婆。满座哄笑，周则张开五指发誓：谁怕老婆，谁就是王八。
轶事？？在一次国宴上，周恩来总理特意走过来给坐在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身边的周作民敬酒，风趣地说：
“很早就听说我有一位出色的淮安同乡银行家极富海量，可惜总没有机会一块畅饮，今日有幸相见，先来三杯然后叙话如何？”
周恩来极有风度地做了个手势，在离去的一刹那间十分自然地向周作民迈近一步，靠在他耳边悄然说道：
“这酒不好喝哟，还望别怪小弟勉强了您。”
声音亲切，真诚。这种来自大人物的不含杂质的亲切和真诚，周作民第一次遇到。他生平和很多大人物打过交道，众多人物对他亲切对他真诚之最高水平也未超出友人交往之情谊。只有周恩来的亲切真诚是确实为国为民，不掺杂私心，可以信赖的。
那天，周作民的酒喝得很痛快！从不知醉为何物的他醉得酣畅，回到家里便很快进入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