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略
周作民（1884—1955），江苏淮安人。原名维新。民国著名银行家，金城银行创办人。
幼年在其父所设的学馆读书，1902年赴粤，入广东公学就读，1906年考取官费赴日留学，1908年因官费中断辍学回国，任南京法政学堂翻译。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科长。1913年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司长。1915年辞职，到交通银行总行任稽核课主任，不久兼任芜湖分行经理，1917年4月创办金城银行，任总经理，他利用北方政治势力以及他与经济、金融界的广泛联系，业务迅速发展，在华北获得了与中国、交通、盐业三银行并列的地位。此后一直以该银行为事业的基础，逐渐成为金融巨子。金城银行1934年和1936年的存款分别达1.4亿元和1.8亿元，超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曾为全国私营银行之首。周作民在经营方针上，模仿日本三井、三菱，以银行为核心，控制一些工矿、交通和贸易企业。抗日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战后，周作民在上海由于政治原因一度遭软禁，被迫辞去金城银行董事长职务，并于1948年10月8日蒋经国在上海推行金圆券币制改革时，出走香港。
1951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感召下，周由香港回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并被特邀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1951年9月，任“北五行”公私合营总管理处董事长，1952年12月，出任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在私营金融业的企业改造中，带动其他同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55年3月8日，因心脏病猝发，在上海逝世。
周作民小时候，家中四壁如洗。家父是前清举人，性格倔强，因看不惯官场龌龊而不入仕途，在乡里开馆教学。周作民幼年随父亲学习古文。有一天，父亲给他讲《论语》。周作民凡事都要寻根问底，待父亲讲完后，他便问道：“爸爸，这本书是谁写的？”在座的孩子都望着先生，周先生看了看孩子们说：“孔子的弟子们将孔子言论收集起来编成了这本书，取名为《论语》。此书乃孔子思想之精华，望你们逐字逐句弄清楚，背熟。日后定能派上大用场。”周作民眨着大眼睛，又问：“爸爸，您能给我们讲讲孔子的故事吗？”周先生将书合上，低声细语地讲起来：“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也就是今山东曲阜。他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终年七十三岁。”这时，周作民悄悄为父亲斟满一杯水，放在父亲面前。周先生拿起杯子饮了一口，继续他的讲授。他讲了孔子的经历，也讲了孔子的弟子们大多也都不是贵族出身，但是依然勤奋好学。
“你们多数都是贫民出身，希望你们能像孔子及他的弟子们那样，刻苦学习，长大一定有出头露面的那一天的。人只要有决心，肯吃苦，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什么难事都能做成。功到自然成，铁棒磨成针嘛！希望在你们中间也能出现像孔子那样的流芳百世者。让子孙后代以你为楷模，世世代代都认识你的名字！”
在孩子们的心目中，首次有了学习的榜样。周作民眼睛发直，默默在幼小的心中下了决心，一定要让自己的名字流芳百世！后来，由于周作民勤奋学习，天资聪慧，父亲又送他去学馆聆教。不久，他便成了远近闻名的学子。后来听说大城市开始实行新学，他便向父亲提出新的要求：“爸爸，儿欲南去羊城就读。听说那里有许多非常有名望的老师，学识渊博。”父亲长叹一声说：“父亲何尝不望儿成龙呢？只是眼下家中一贫如洗，哪里有钱送你去外地求学。父亲虽有此想法，只是川资无着落呀！”
后来，乡中有一个叫王仲书的人，与周父交情甚厚，听说此事，觉得周作民是一个可造之材，以后定是国家的栋梁，遂慷慨解囊相助。那是周作民永远也忘不了的日子，当时他不知道是忧、是喜、是高兴、是惭愧。他好像背负着一个千斤重的大包袱，不知如何去偿还，如何诉说心里的一切。他只有默默地背负着多年教诲和养育他成长的父母对他寄以的无限希望，背负着乡亲父老们对他的期望，登上了去羊城的火车。
恩师
使周作民得以发展的有一个人，那就是他的恩师罗振玉。周作民十五岁入无锡东文学堂时有幸遇到罗振玉教诲。三年后，东文学堂因故停办，罗振玉老先生应广东公学之聘赴粤任教。他刚到羊城，未顾安家，便修书召周作民前去就学。罗振玉对周作民除悉心教导而外，还为他支付学费，安排他誊写讲义等事，得些报酬，作食宿书籍等费用。直到周作民23岁那年考取广东官费赴日留学，还得力于罗老先生奔走呼号，四处求情，周作民才得以成行。因周作民本籍江苏，对广东来说便是外省人，一经审核，便理所当然地被取消赴日资格。罗老先生夜以继日地一路找去，一直找到当时的广东桌台兼留日主考官，说：“周作民是我的学生。此人品学兼优，人才难得，将来必是国之栋梁。我以人格担保，周作民定能学成归国，为民族振兴效力！”考官看罗老先生德高望重，从无虚言，便应允下来。罗老先生竭尽全力地教导栽培资助扶持周作民长达八年之久，他对周作民恩重如山，周作民没齿难以忘怀！日后，周作民日日鞭策自己，不负恩师厚爱厚望，时刻想着为民族振兴为国家昌盛竭尽绵薄！
周作民的一大长处是念旧。凡对他有所帮助的人，他都记着。他留日的最后一年，手头紧张，又不便再向家里张口，于是准备辍学回国。他偶然与同学潘丹仲说起，潘家很有钱，问他缺多少，他说有三百元即可，潘便如数送与。两人回国后，各干各的事。后来周事业发达，便请潘来金城银行当文书科长，高薪厚禄，事情不多，并由庶务科给潘买好出租汽车公司的车票，可随时使用，等于给潘提供了一辆汽车。后来潘的女婿、侄女婿等亲戚也都来金城银行上班。《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的儿子刘大绅也是周留日时期的同学，回国以后一直教书。看到周作民的银行蒸蒸日上，刘不免心生妒忌。一次聚餐时刘借着酒劲冲周说：你周作民有什么了不起，留学时期连一条西装裤还是向我借的呢。周不予计较，事后对刘说：“我们是老朋友，无人时你打我几下也无妨，独当生人前揭底，使人太难堪了。”刘并未就此罢了，后来走投无路，又来找周，想到金城银行工作。周说：我们是老友，无所不可，为了对银行有个交代，最好请老师写一个推荐信。所谓老师，是指当年的留学生监督、后来成了刘的岳父的罗振玉。刘便去请罗写信。罗沉思片刻说：“你们是旧交，为什么要我写信，你大概痛痛地得罪他了。”罗便写了一封极简短的信，并告诫刘以后当注意。
谨慎
1925年，黄郛组阁时，周作民正在外出办事的归途中。他对黄郛任命他为财政总长的事一无所知。他和黄郛在日本时认识并结下了深厚友谊。黄郛长他三岁，1905年入同盟会，1907年与蒋介石结识，与陈其美、蒋介石是盟兄弟。周作民回国那天，黄郛转入日本陆军测量局地形科学习。出任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师长时，蒋介石是他属下团长。曾参与策划护国反袁军事。1923年后先后出任外交总长和教育总长。黄郛与周作民先后迁居北京。周家住西城绒线胡同西口，黄家住宣武门内大街糖坊胡同，相距咫尺，来往愈加密切。
这时，周作民家里，夫人何如珍盼星星盼月亮地盼望丈夫归来。整个上午电话铃声不断，她已觉招架不住。周夫人拿起当天的报纸，醒目的一行字使他愣住了：“财政总长周作民。”周夫人完全明白了，是那报纸上的几个字使她家的电话不断。
“叮铃铃……”门铃大作。
夫人忙去开门，来了一个陌生人，自我介绍说是黄郛总理秘书。秘书奉黄郛总理之命接周财长，让周财长马上去。周夫人抱歉地说：“哪里有人去得成，我也等他呢。”
秘书听不明白，正待详问，周作民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秘书见周作民推门进来，不胜欢喜。因周作民和黄郛常来常往，他和周作民早就很熟。未待说话，他不由分说地把周作民请上了汽车。还一个劲儿说他们正等您呢，大家的时间都极宝贵等等。
汽车刹住，周作民才发现到了财政部大院。车门开处，早有数人躬身侍候。下得车来，他愈发疑惑惊奇：财政次长统领着司长、处长、科长等财政部大大小小官员，恭候元首检阅一般地列队两旁，说是欢迎新财长赴任。周作民懵懵懂懂如坠五里雾中，问那黄郛秘书：
“不是黄总理召见我吗？为何把我弄到这里来？”
“您被任命为财政总长而且发表见报，您不知道？”
那秘书不解地看着他，见他神色有异，忙说：
“我以为黄总理跟您通过电话说好了呢。他只让我把您送到这……”
周作民哭笑不得，把那秘书拉到一边，指着欢迎队伍对他说：“劳驾您转告他们，作民改日拜访。”
说罢，眼皮都不抬一下便扬长而去，边上汽车边给司机指令：“送我回家！”
这回轮到秘书发懵：有人说，自他丢掉库藏司长职务之日起就奋发拼搏和攒资本，希冀有朝一日出掌财政。可熬了十年后的今天，财部第一把交椅果真带着微笑欢迎他前往就座时，他却眼皮儿都不抬一下便扬长而去……到底为什么？
这其中的奥秘只是周作民知道。“这财长不是我没有本事当，也不是我不够资格当，而是时候不对。我当财长时机尚未成熟。”他老谋深算而且信心十足。他创办金城银行获得两条宝贵经验：一、时机特别重要；二、头炮打响特别重要。创办金城所以成功，就因为时机特好，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掠夺中国经济的西洋人无暇东顾，民族工商业发展很快，给金融业发展提供了最好条件；金城所以发展迅速，就因为头炮打得响，赢来了信誉，奠定了基础。
周作民知道，南方革命力量发展迅速，北方军阀势力依然强大，政局动荡不安且愈演愈烈。在这种形势下黄郛的内阁无法长命，加之财政困难重重，神仙下凡也乏术扭转其局面。
“头炮无法打响，那官儿有何当头？”他想着心里一笑。“别说财长，总理我也不当。……”
在上海交通银行俱乐部里举行的茶会上，周作民夫妇没有舞兴，一曲未了便觉心烦，退下闲聊。这时，一个不相识的人走近递过一只极小的信封。
“给周总经理的，回家再让他看。”周夫人接过小信封，想问什么，那人却不见了。
回到家里，周作民把小信封打开，里边只十余字：“母忧儿在外漂泊染疾，盼速归。”
“我以为什么大事儿呢，神秘兮兮的。”周作民不悦地取过火柴把那纸条连小信封付之一炬。
“那……”周夫人盯着化为灰烬的纸条，“那是啥意思？”
“一纸故作神秘的密令，‘母’是政府代号，‘儿’是我的代号，说是我在沦陷区有危险，令我撤到大后方。”
“那该如何是好？”
“理它做什么？”他恼火地说。“去重庆，哼，我没有疯，政府里我立锥之地都没有。1937年秋天，日军步步逼近，形势一日坏似一日，政府做什么事都不灵了，才想起我周作民，要我出任军委会的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难当头，我没说的，干了。遴选人员，筹集资金，组织机构……仨月下来一切就绪了，我的任命才发表见报，可不到两个月，他们两片嘴皮儿一碰：‘农产委员会撤销。’只此一言，我半年宵衣旰食的辛劳统统作废，成果化为乌有，心血付诸东流……现在不知道他们哪根筋出了毛病，又想拿我找乐……”
周作民心想：金城才是我的基业！我基业的十分之九在沦陷区。离开十分之九的基业我周作民还有什么用？还能于什么？现在局势表明，日军力量很强大，三年二年不会垮台，我必须设法在这种环境中维持和扩展已有基业。从个人安危角度看，留在沦陷区不如去大后方保险。两个选择，两种前途，一个是保险而无为，一个是冒险可以做事，我只有选择后者！
1942年5月1日，周作民吃过早饭匆匆登车，正要离去，夫人追出来说有电话找他。
“谁来的？”“没报姓名，只说是你老朋友。”
“自称老朋友的才难缠呢。”他咕哝着问，“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他已拿定主意：要是日本人便让夫人回话说他坐车走了。因为昨天下午清水董三来过电话，跟他套近乎说他俩是老朋友，要登门拜访等等，他推说安排了重要会议要马上前去主持才搪塞过去。可清水董三留了话：另约时间。清水董三名义上是外交官，实际是日本驻上海的特务头子。他上门何异于黄鼠狼给鸡拜年？
“听口音是中国人，说话很客气。”夫人回答。他回屋抄起话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