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杂志青年作家(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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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散文中国(1)

二哥复生

杨春风

[作者简介] 杨春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山花》《鸭绿江》《海燕》《雨花》《延河》等文学期刊;已出版《闯关东纪事》《田庄台事情——辽河水道文明纪实》《辽宁地理文化》《情系大地肖作福》《辽宁地域文化通览·盘锦卷》《盘锦市文物志》等多部著作;曾获第七届、第八届辽宁文学奖。

1

人民公安带走我爸的那一天,刚好我二哥满月。当时我妈和我奶正盘腿坐炕上包饺子。八月的阳光有声有色地洒在浅黄色的炕席上,阳光投下树的暗影正摇在我二哥嫩芽般的脸蛋儿上。二哥由此被塞入一只黑色的封套,在睡梦里,且毕生没能钻出。

那是1959年。

我妈说我二哥似乎天生就胆小。胆小,却淘气。5岁时在窗下的煤仓里玩,看到一个老鼠洞,他就用木棍去捅,果真捅出一只耗子,顺竿爬进了他的袖筒。二哥如狼似地嚎。我奶闻声而出,很快明白了原委,万分不幸的是,我奶也胆小,只有在袖子外面捏紧了那耗子,而后,跟我二哥一道声嘶力竭地呼叫。好在当年我奶家住县政府对面,临街,刹那间聚集起来的人群里,就跳出一条仗义的汉子,将这娘俩给救了。

此后我二哥的胆子越来越小。

我说妈妈那时你在哪儿呢?我妈说打临时工,在编织社,编那种装菜用的大花筐,带盖的,一个三毛五分钱,一天能编十个,只可惜干不长,柳条编没了,活儿就停了。我说然后呢?我妈说就去弹棉厂,弹皮棉,机器那老长——张开两臂——干了两三年。我说我爸没出事时妈你工作吗?我妈沉沉地打了个盹,说不。

后来我二哥上学了。上学第二天,就赶上学校批斗我大哥。我大哥只比二哥大两岁。只是我大哥胆大,始终没能被套子封住,对啥都不服不愤,现在年过半百了。我大哥总跟街坊邻居的孩子们打架,使人家常常哭着回家。自从有了学校这个组织,那些孩子的腰杆就硬了,说我大哥某日某时说了某言论,彻底遗传了我爸的反动基因,乃潜伏的小反革命分子。操场成了我大哥的批斗场。

于是我二哥不肯去上学。我妈将他一路打进校门。班主任是个女的,年龄不清,她在课堂上提问我二哥。我二哥站起来,低头,不吭声。女老师亲自过来搡他,我二哥就将腿盘紧桌腿,不动,也不吭声。女老师哭了。

第四天,我二哥乖乖背书包出门,晚上却不见回来。我妈漫山遍野地找,后半夜在二十里地之外的我姥姥家将他逮到。我二哥毕生只念过四天书,为此挨的打则无数。

然后我爸就出狱了,举家下放农场。我妈说这回想念书都不成了,供不起,你爸一天一块二毛钱,你大哥下地顶半个大人干活,你二哥就在家里带孩子。

那是1967年。

算算,我姐1968年出生,我是1970年正月,我弟是1971年冬月,我妹是1974年二月,紧挨着的,够我二哥受的。我妈能抽空生我们,却没空带,她得下地割猪草、翻土豆、刨柞子。我见过我家那个摇篮,挺大的。我二哥常常把我弟和我并排放进去,喂足了我们奶粉,就带我姐在炕上玩,有空时还会把饭做好,只是有空的机会很少。现在回想,那段时光该是二哥一生中最为安全的岁月。

二哥长到18岁,就不能不去场部上班了。冬天,农活没了,便被派到河套割草。乌裕尔河的河套。许多年后我也去过,去试插水稻。乌裕尔河的河水乌青,盛产泥鳅,活蹦乱跳的,直接用乌青的河水炖上,放足猩红的干辣椒,香气能打透苇尖。那时二哥已没了,我不能断定他是否也曾吃过。

割了草,就挨家挨户地分,当烧柴。便有机灵的同事,将草私售给邻村的人,藏了钱,还卖乖,让我二哥去追那偷着拉草的大马车,一追一宿。追上了,自然免不了遭人讥笑谩骂。过年回家,二哥就显了病态,不言不语,久久发怔。有仙风道骨的人,便说二哥被河套的黄皮子给迷住了。

现在我想,二哥是被人当泥鳅给活活炖了。

2

二哥出生时是脐带盘身,也就是脐带从肚脐探到脖颈,盘一圈,再下来。我爷爷当时煞有介事,说这孩子将来要么是个将军,要么是个臭要酸饭的。二哥活到29岁,事实证明,我爷爷的两个要么都不对。

我10岁那年,二哥21岁,我家搬到了远离场区三里地的邻村,位于前屯和后屯的中间。那是一溜儿的八间起脊草房,原是下乡知青的据点,知青返城,我家就从场部那儿买下了东三间。那时二哥已经很怕见人,每见了人都比人见了鬼还要害怕。我爸使尽浑身解术,向场部讨了个工伤,二哥从此病休在家,每月能领到45元生活费,这保证了二哥在与将军失之交臂之后,始终没能沦落到臭要酸饭的地步。

我爸开始请大神给二哥治病。大神在后屯,周大夫的媳妇,当年40岁挂零,少见的烫发,瘦,妖娆着。还有二神,男的,周大夫媳妇的老搭档。大神和二神的关系,就类似说相声的捧哏和逗哏,大神只管迷迷瞪瞪地进入神界,二神就是神界与凡界的传声筒。

跳神都在月黑风高之夜进行。把二哥端坐于炕上,头蒙一大块红布。正对着二哥的地上,放一只板凳,周大夫媳妇临坐下之前,都会娇羞地对众人笑笑。二神则迫不及待,在旁边就擂起了小鼓,鼓上装有大钱串,两指宽的小竹板一敲,就大珠小珠落玉盘,好听,却也急促得像骤雨,瞬间就能使人的心提拉起来。随之周大夫媳妇渐入佳境,脑袋和两脚开始有节奏地哆嗦,并随着鼓点的起落,一阵紧似一阵。

大神的唱腔至今还萦绕于耳际,只是无法用文字精准地将其捕捉。非常独特的一种腔调,每一句开头都拖着长音,之后就近似于抑扬顿挫的说唱结合,说不上悦耳,但是听过一次就终身难忘。想想,有点类似电影《活着》中葛优的驴皮影唱腔,那种独特劲类似。

好多人围观,从前屯后屯紧踩着夜色赶来。女人们缩在二哥身后和身侧的炕上,男人们围着大神和二神或坐或站在地上,孩子们不让进门,只能趴在窗玻璃上。当时我家还没有通电,只有蜡烛和煤油灯,摇曳的灯影下看那群孩子的脸,被窗玻璃挤压得奇形怪状,活脱脱一只只小鬼儿。

周大夫媳妇首先要被黄老仙窜通七窍,窜得她浑身跟筛糠似的。黄老仙也叫黄淘气,就是成了精的黄鼠狼,乃一堂人马的报马,类似通讯员。它是口吃的,而且很厉害,它结结巴巴地探问你什么事,或者诊断你什么病,然后就打马回山去,请相应的教主出来,或者狐仙,或者姻魂,即鬼。后者来时鼓点就更加急促,仿佛前呼后拥的架势,这导致周大夫媳妇双目紧闭,面色苍白,她就这样以狐仙或者姻魂的身份,历数我们杨家前世的种种罪孽,用以证明我二哥今生的报应是多么理所应当。

我爸的脸色就既紧张又尴尬,一边侧耳倾听神仙或者鬼魂的抱怨,一边尽量冷静地跟二神商讨对策。于是二神就跟大神替我爸求情,顺带讨价还价。于是就破关,由二神代收二尺红布,或者一只公鸡,或者二斤白糖,及至半斤猪头肉,允诺破关之后就可以放我二哥一马。然后二神的鼓点近似结束语一样地狠敲三下,周大夫媳妇一声长啸,收神完毕。

只是神仙们及鬼也都跟凡人一样的不守诺言,导致这大神跳个没完。几次之后我就倦了,往往是那头周大夫媳妇刚开始哆嗦,我就窝在灶房的柴草堆里睡着了。醒时也曾和弟妹端坐于凳上,尝试着去哆嗦脑袋和腿脚,遂发现像周大夫媳妇哆嗦得那样匀那样快,实在是好难。

深究爸爸为何信赖跳神,于我而言是件劳神的事情。一个曾经因一首歪诗而被打为现行反革命的人,无论如何是应该有着理智的头脑的,可是爸爸,他居然会相信鬼神。如此的事实存在,曾一度令我困惑茫然。现在想来,或许是八年的牢狱生涯改变了爸爸的思维。瓜菜代之时,爸爸每天早晨睁开眼睛,手指触到的都是一两具僵冷的囚犯尸身。这样的身心体验或许早就磨秃了爸爸的锋芒,外在的以及内里的。

任何一个活着以及活过的人,都是值得怜悯的,也就因此而统统值得宽恕。

3

二哥死于1987年,夏天,死在外人以及家人以及所有人都对他有意或无意的深度淡忘之时。据说北安精神病院把病危通知的电报打到了场部,场部当时正忙,便压了两天才转到我大哥手里。我爸和大哥连夜赶去,发现人已死了三天。

我爸给二哥买了新衣服新鞋袜,也不知道是否合身,就仓促推进了炼尸炉。没有收骨灰。我爸想收来的,尤其是我大哥,可别人都说没成过家的人是不能立碑置坟的,会后患无穷,便罢了。我妈后来说没人要的骨灰成千万,火葬场里堆得跟山似的。总好像有点自我宽慰。

没能拣回二哥的任何遗物。二哥的所有衣服、鞋子以及电子手表、剃须刀等,都被病人们瓜分一空。我想那群病人一定疯得不是很重,否则不会如此有眼光。二哥的衣服都是时尚的,竖条纹的喇叭裤,带拉链的夹克衫,走在当年的任何一个县城都是代表着潮流的。那是二哥往往要积攒几个月才能换来的几件行头,他曾经格外珍惜,自己洗自己熨,从来都是裤线是裤线、领子是领子。

一群狼,属实就是一群狼。二哥很害怕,怕得心都打颤了!

只是直到若干年后,我才有了相同的体验。若干年后我曾一度对外界深感恐惧,包括一条条推推搡搡的大街,包括一个个勾打连环的汉字。好多狼,在争在抢在撕在咬,流泪,流血。我不是狼,充其量只能算是一条狗。二哥和我一样,也只是一条狗,一条更为胆小的狗。于是二哥选择了逃亡,我选择了自闭。

二哥是方圆百里被公认的帅小伙,洁净而又飒爽,没有谁能看得出他仅上过四天学。情绪稳定的时候,他会坐在炕上的阳光里,唱《美酒加咖啡》,唱《天涯歌女》。小妹仰着脸听,每听到“郎啊,咱们俩是一条心啊”,小妹都会问二哥:为啥跟狼一条心呀?

无雨的晴朗日子,二哥会领我们到家门前的杂树林里去。杂树林里有常见的杨树、榆树,还有秀颀的水曲柳,以及会长出一种颇似蜻蜓翅膀的籽实的什么树,阴阴的绿意爽快而又轻松着。二哥会在绿叶下吹笛子,吹《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吹《十八里相送》。他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的,胆怯,又似乎异常困惑。

4

日后我曾一度怀疑,二哥当时是否已经真的精神错乱,还是仅仅只是深度的胆怯、敏感以及过分自尊——潜在的自卑。

纵观二哥的一生,发现他的病状实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阶段他只是胆怯、害怕,很怕很怕,因而他任人摆布,或者跳神或者吃药,都成。后阶段他就是冷了,因失望而渐寒渐冷,直冷到骨髓,把每一条血脉都冻僵。这一转折有个标记,就是有一次在周大夫媳妇正哆嗦得起劲时,二哥一把撩开头顶上的红布,冲下地去踹翻了她的板凳。二哥不再听话,逼迫爸爸继而选择了北安的精神病院。

二哥总共进过多少回精神病院,我属实记不清,或许爸妈也不再记得清。每次三个月,之后隔一段时间犯病,就再去,其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起初爸妈和大哥还去探望,后来次数就渐渐减少,最后一次竟没人再去。似乎所有人都对二哥失望了。

其实,或许二哥早已经对我们绝望了。人人都当他是一个病人,却没有谁探究过他的病因,他的怕和冷没有人知道,更没有人在乎,而他惨淡的后天资质,又属实无法调动自救的潜能。所谓的精神病,无非就是人格的错乱,几乎人人都有一点,只不过我们还懂得自控与协调,而没能达到质变的程度而已。

记得第一次住院回来,二哥胖了许多,这让他总是冷峻的脸上有了和暖的颜色。他甚至可以应我表哥之邀,到依安县城里去,骑自行车逛南大桥、乌裕尔河的桥,也去逛街,并购置衣物。只是好景不长,李丫跟着我姐,不合时宜地来到了我家。

李丫住在前屯的前屯,穷人家的一个女孩,或者女人?没待我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爸已经张罗着给他们筹办婚事。当年我二哥25岁,那是他对感情的初次舔尝。可叹他遇人不淑,终于再进医院。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李丫无非是个以浅显的实利来施舍感情的人,并期望以此改善自己的处境。相对而言,我家所在的国营农场较周边的农业社要强一些,每月可以按时领到口粮和工资,还有退休金可以养老。只是李丫在最后关头改了主意,跟一个当兵的走了。

我感到二哥心里的那朵花,刚刚呼应着和风渐次绽开,天地就瞬间凉透了,他的花瓣一条条缩卷、缩卷,而后干枯,扑扑飘落,尘埃满眼。

选择与被选择,主动与被动,世间每一个活人都无从躲避。如若每一次主动地选择都能确保不伤人,每一回接受的被选择都能保证不伤己,则风光旖旎天下太平。

那个李丫会做一种吃食,把土豆削成薄片,混沾上面粉,熬汤。那汤黏稠而苍白,像那个年代,也像李丫之于我的记忆。

5

之后的二哥就变得有点歇斯底里,致使家中每一个人都被迫学会了怕他,除了爸爸。只是这并不能代表什么,相反,他对爸爸更多一份寒冷的敌意,寒得彻骨。家,不再是一个安全的所在。我和弟妹每天放学,都不敢直接进屋,而要溜到后窗窥探动静才能决定去向,有时会一直躲在后窗边,守着月儿升起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