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100周年，纪念活动轰轰烈烈，于是一桩历史公案，即对斯坦因等人的评价，就分外凸现出来了。与闻了一些纪念活动，翻阅了散发的一些历史资料，笔者深感对斯坦因的评价有欠公允，甚至可说是历史冤案。斯坦因与帝国主义列强根本不搭界，其敦煌之行怎么也提不到侵略、劫掠的高度。相反，如果说莫高窟文物真有价值，那么斯坦因无疑是其第一知己，第一功臣。
先说与帝国主义列强根本不搭界。斯坦因是匈牙利的犹太人，后入英籍，曾掌印度旁遮普大学东方学院。他一生5到莫高窟，1907年4次，1914年1次，皆以考古学者的身份而来，没带帝国主义的一兵一卒。他与藏经洞监守者王道士所打交道都是纯粹的个人之间的试探、磨合和协商，与清政府的谈判代表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军舰上签订条约完全不同。斯坦因的敦煌之行，连帝国主义的影子也没有。
有展览介绍斯坦因：“英国人，三次中亚探险劫掠敦煌文物和文献总数约2万余件。”试问什么叫劫掠？构成劫掠起码一是暴力，二是人多势众，而且要带家伙，枪炮棍棒之类。斯坦因用暴力了吗？他人多势众吗？他动刀枪了吗？他挖空心思搜寻话题讨王道士的开心，这是暴力吗？他仅带有翻译和脚夫，这叫人多势众吗？
即便是说他“欺骗”了王道士，这罪名也太重。王道士一非童叟，二非白痴，岂可得而欺骗之？敦煌旧物到底有多大价值，很难讲——垃圾和连城璧常常是一个东西。斯坦因到来之前，有些经卷已经被王道士分送给当地官员士绅，没谁把它当回事，还有地方官说那些写经还没他本人的字好呢！然而，斯坦因却不惜花大量的马蹄银以换取这些“废纸”，这个身价实在比原先高得太多了。因而并不是斯坦因施行欺术以得手，而是王道士包括地方和中央政府就这么个认识水平。在当时中国人眼里，除了八股，除了四书五经，其他古文献与垃圾甚近。
斯坦因得到这些东西以后，是大为窃喜，可这是人之常情，到潘家园、琉璃厂买到得意古董的人个个如此，没有例外，与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与英法联军在圆明园的心情更是完全彻底地不同。王道士拿这些“无用”的经卷换得这么多雪白的银子，也未必不窃喜，也未必不认为斯坦因真是头号傻瓜。这是一场单个人对单个人的交易，不存在帝国主义，也不存在欺骗。
再说斯坦因是第一知音。斯坦因到来之前，没有谁正眼看过它，甚至在斯坦因将敦煌文物在国际上炒红之后，所有的写本还都是用席子草草包捆，用大车运送至京的。相反，斯氏先是花几年功夫在欧洲游说八方，宣讲敦煌，筹集经费，最终不远万里而来，将“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杨玉环”推向世人面前。再者，流散在西北、京师和全国各地官绅手中的大量敦煌文物再也没有下落，而斯坦因所得的九千多卷写本和五百多幅佛画却悉数归藏伦敦大英博物馆，爱心境界之高下昭然若揭。海外汉学重镇之一是敦煌学，而敦煌学的鼻祖不用说就是斯坦因，把好端端一个东方文明的追星学者指为帝国主义强盗，实在是不分好坏人。
并不是一定要为斯坦因翻案，而是求真求理，对他一个死了的外国人，如果就可以不顾历史事实随意安插罪名，制造冤枉，而且心安理得，那么对一个死了的“内国”人制造冤枉同样会无动于衷，由此类推，将不知伊于胡底。我们决不能说这个人已经不会申辩或已经剥夺了他申辩的机会就爱怎么编排就怎么编排。这是一个不忍之心的大问题，这是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大问题。历史人物的名誉权与现实人物的名誉权同样不可侵害。
电视里常见博物学家在全球各地考古考察。这些人都是斯坦因的精神和职业的传人，敬业献身可亲可敬，功在全人类。他们就是今天的斯坦因，斯坦因则就是100年前的他们，我看不出来斯坦因比他的这些后学们邪恶哪怕一分一毫。说被杀于广西的天主教神父马赖（最近被梵蒂冈封为“圣人”）是恶人，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一起参与抢劫的法国主教樊国梁是强盗，一点不让人心疼，他们确实是王八蛋，说斯坦因是强盗，实在是叫人不忍，他实在只是一个在东方古老文明面前十分谦卑的学者。斯坦因之所以被与帝国主义列强联系在一起，原因有二：一是成分论投影作祟——近代西方对于中国而言其成分是帝国主义强盗，斯坦因来自西方，没说的，其行为自然就是列强行为，就像地主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子女；二是过度开采历史资源的体现——不惜扭曲历史真相来为宣传服务，就像不惜污染和破坏自然资源以求经济的一时发展一样。不顾历史不分皂白一味煽动对西方一切人的仇恨，除了冤枉斯坦因本人，还恶化中国的国际形象，给“中国威胁论”提供论据。多年来的政治宣传，不仅过度开采了历史资源，也过度开采了道德资源，以至于对历史说教和道德说教，人们一听就起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