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国标，1963年10月生于河南开封，1996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洛阳师院及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过教，在《中国文化报》任过记者和编辑。1998年以来，在国内外共出版著作和译著十多部，如《奉献与义务的边际》、《文化名流的报刊生涯》、《新闻之外的敏感》、《独立的悲伤》、《回望农民》、《梁启超妙语录》等。
过去皇帝爱把自家的悲欢强加给他的臣民，一家办丧事全国人都不得露笑脸，一家办喜事全国人都不能不装乐。最近读《傅斯年印象》一书，突有一悟，中国的文化人也有类似过去皇家的霸道。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字孟真）在台北台湾省议会席上突发脑溢血猝逝。好友蒋梦麟十天之后于《中央日报》发表纪念文章《忆孟真》，中有一副挽联：“学府痛师道；举国惜大才。”文中还有一句话：“国难方殷，斯人云亡，焉得不使举国叹息！”
傅斯年何许人也？早在北大当学生时，傅斯年就因其旧学根底深厚，颇得章太炎、黄侃等大师的青睐，很有气象。用胡适之的话说，那个时候，孟真在学校已经是个力量了。当时，北大哲学系的先生们讲中国哲学史，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一个新来的叫胡适之的教授，居然上来就把商朝以前的中国哲学史丢开，从西周晚期说起。学生们都说，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配来讲授！有的学生就去请傅斯年来听听课，看看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造反教授赶走。他听了几天以后，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读得虽然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胡适之的中国哲学课就这样得以讲了下去。胡适很感激傅斯年的这段情义，说自己一个二十几岁的归国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帮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一九一九年五四那天，傅斯年是北大集会时的主席，游行示威总领队，率众前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打旗人。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代胡适任北大校长，摧陷廓清，很有作为。胡适说“他能做第一流的学术研究，同时又最能办事”。傅斯年另一件甚孚人望的事是一连赶下台两任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
基于如此资历，蒋梦麟说傅斯年是“大才”不为过，可是说他的死“举国”痛惜就未必准确。一者，台湾不能代表全国。台湾《中央日报》虽然连发不少纪念文章，可当时的大陆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去世。二者，即便在台湾，又有多少人能像蒋梦麟那样痛惜其死？用“举省”已属夸张，用“举国”就更言过其实了。
这种把一己的悲痛硬说成全民的悲痛的悲痛表达法，似乎不是蒋梦麟的个人行为，而是所有能写文章的中国文化人的积习。闭上眼睛想想，这种例子举不胜举。
不仅是悲痛，欢乐也如此。
这样一种传统，往好里说，是代生民歌哭；往坏里说则是将个人的悲欢强加于国人。有时不仅是强加于国人，而且是强加于草木山水日月星辰。周恩来去世，有人就写“江水沉凝，青山肃立，万木俯首，星月不移”。强加于山水星月可以看作拟人，强加于国人可以看作夸张，这在修辞上都是允许的。可是从强加者的角度看，却是值得考究一番的。山水星月无意志，强加也就强加了，而国人却是有意志的。你应问一问他们是否与你同等悲欢，你应权衡一下你所怀念之人生前是否真的曾给举国带来相匹配的功德。如果贸然代国人歌哭，你不觉得这是强奸民意吗？
因而我建议，今后中国文人再写这种谀墓之文，最好用“你的死让我个人痛断肝肠”之类的句子，而不宜说“你的死，江河呜咽，举国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