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乘坐的是C——47军用运输机。由于人多座位少，小娃娃没有座位。坐在我们旁边的是大作家冰心和她的小女儿吴宗黎（后改名为吴青），我在飞机上就跟吴宗黎熟悉了。她比我大一岁，活泼大方，我们在飞机上就成了玩伴。冰心赴日是因为丈夫吴文藻先生当时是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她个子瘦小而单薄，但很和蔼，很关心孩子。这也是战后中国第一位知名作家踏上日本的土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冰心第四次到日本，这一次去后，她和丈夫一直在日本待到1950年。
蒋：当时代表团的家属、小孩怎么生活呢？
廖：我是独子，母亲主要照顾我和父亲的生活。我们住在麻布区，虽然战争结束一年多了，由于遭受多次轰炸，东京市区仍然是一片狼藉，极度萧条。我印象很深的是，断垣残壁中，常常看到一些基本完好的铁质保险柜和家具，格外醒目，这样好质量的东西，在国内废墟里绝对见不到。代表团办公楼征用的是一栋三层楼房，据说过去是日本林业省的办公楼。楼上设了电台与国内联系，办公楼前有一个大操场，当中有一根大旗杆，中国宪兵每天进行升旗、降旗仪式和换岗，很是神圣。我们的生活区域征用了当地一个官僚的别墅区，里面亭台楼阁，植物茂密，因为面积很大，就开辟出一部分作为学校。代表团有三十多个不同年龄的孩子，成立了“中国驻日代表团附属子弟学校”，学校主要由冰心先生负责，部分家属本来就是教师出身，就出任老师教我们。学校分成小、中、大3个班，吴宗黎高我一个班，但平时经常往来。我当时称冰心为“吴伯母”。她当时没负责教学，不常在学校，但特意在1947、1948年和我们一起过了两次儿童节。当时的儿童节在4月4日，我特别记得其中一次，她给我们发了冰淇淋和糖果，那时候冰淇淋很罕见，特别稀奇，我们放开肚皮吃，真是高兴极了……
蒋：你们当时生活如何？
廖：代表团成员在日本的待遇比盟军低，但比国内高了不少。家父这个级别的官员，当时每人每月薪金有600多美金，这个标准按照汇率大大高于国内将官。官员夫人的待遇是丈夫的一半，小孩每人按父亲的四分之一发放。当时国内使用法币，贬值十分严重，这显得我们的待遇更高了。驻日代表团的每一个人，包括我，都有盟军发放的护照，有诸如免费乘车、看电影的特殊待遇。
我家的门牌编号是CMD11，吴青家是CMD9。我父亲使用的是一台美式军用吉普；吴文藻先生不会驾驶，特为他配备了一名司机，吴家的车是一辆“雪佛兰”轿车。我家当时就有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哦对了，我们根本不吃日本出产的东西，一是不习惯，二是从内心看不起。
当时日本经济状况非常糟糕，街头巷尾看到最多的是女人和小孩，蓬头垢面，乞丐一般，满眼凄惶之色，因为战争夺去了绝大多数男人的生命。他们每人每天只有4两口粮。又加上物资奇缺，日本人大多穿着拔掉了领章的黄色军服，因为绝大数男人都当过兵，看见盟国的军人走过来，他们都很自卑地低下头去，眼睛低垂；女人也是埋头躬腰迅速而无声走过。盟军士兵在街上扔下一个烟屁股，立刻有日本人去抢。一些美国兵看到日本人还穿军装，很是憎恶，一不高兴上去就飞起一脚，对方就像沙袋，不敢跑，只好站在那里干挨，而且一声不吭，不停鞠躬。美国兵酗酒强奸的事情经常发生，年轻女人为一点食品就委身于大兵的事情非常多……地摊上出卖的东西惊人便宜，我父亲就买了一台质量很好的德国蔡司相机，等于是白捡。父亲用它拍摄了很多日本的照片，可惜在“文革”时期照相机和照片都被抄走了……我的印象里，当时的日本情况比我国20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还要艰苦。
我每天痛打“小日本”
蒋：你在日本那两年，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廖：我们附属小学隔壁有一所日本小学，他们每天也要举行升旗仪式，奏乐、肃穆、敬礼……我们针锋相对，立即在学校修建了一根更高更大的旗杆，缝制的旗帜也更大。我们虽然学生少，仍然每天举行升旗仪式，高唱国歌。我们那时毕竟少不更事，过于简单地把民族仇恨化作具体行动，那就是下课之后，痛打隔壁学校的“小日本”。有些时候是单挑，有些时候是群殴，他们一般不敢还手。记得有几次闹得较大，打倒一大片，他们去找警察，日本警察就跑来乱叫一通，中国宪兵闻讯赶到，立即拔枪，宪兵是有权开枪的。日本人一见这个阵势，马上鞠躬、敬礼、赔不是，都灰溜溜地散了。因为这个原因，后来日本方面调整了他们的上下课时间……找不到人，我们就到街头去打。一天不打手就发痒……
蒋：你们平时也出去玩？
廖：课余时间四处走，也没有什么危险。日本人一见衣着和气势，明白是中国人，就低头过去。我身上装有教室的粉笔，就在警察局墙头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们一声不吭，待我们走了，再悄悄去擦掉。我们还到一些神社去游玩，那里也没有人看管，随便进出，我们也用粉笔写标语……
蒋：当时你家里一定宾客云集……
廖：母亲苏荣辉是湖南湘潭人，擅长烹饪，四川菜和湖南菜都很拿手。当时家里经济状况较好，食物配给丰富，每到周末父母常常在家举行宴会，招待本组和代表团的单身汉。参与东京大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先生，当时没带家属去日本，独自与国际法庭的法官们一起住在帝国酒店。他住的是一个套房，有办公间、会客厅和卧室。梅法官与国内的联系要经由驻日代表团，因此常常来代表团驻地。他平时住大酒店吃西餐，来代表团办事后和周末都常到我家来吃家乡菜。梅法官很健谈，每次他到我家做客，满屋谈笑风生。
印象很深的客人还有海军少校钟汉波，他经常穿一身白色挺阔的海军服。我们小朋友都喜欢和他玩，在他雪白的制服上留下很多“黑手印”，他也不以为忤。还有日本名流到我家来拜访，有时也参加家宴。日本客人常常称道母亲的厨艺，非常入品。父母知道当时日本家庭大多生活艰苦，有时特意分留一些食品让日本客人带回家去。我那时年幼，可惜没有记住这些人的姓名。
蒋：你离开日本时，有什么感受？
廖：东京审判期间，父亲作为中国驻日代表团的成员有资格坐在贵宾席旁听。因此他和来自中国的首席大法官梅汝璈先生成了朋友。梅汝璈经常到我家作客，印象中很健谈，每次他来，屋里都是谈笑风生。2006年9月，《东京大审判》在成都首映时，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还专程到成都拜谒我父亲……协助并参加东京大审判之后，1948年10月父亲奉命提前回国。回国后父亲反对内战，深知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干脆不去单位报到了，便举家悄然返回成都，最终脱离国民政府。家父日后写了不少回忆文章，成为这方面的珍贵史料。我母亲病逝于1980年代，2007年4月20日家父去世，享年94岁。他生前很想念当年驻日代表团的同事，渴望祖国早日统一，渴望中日世代友好，不再重蹈内战、中日战争这两大历史浩劫。当年得知要回国了，我很高兴。临走当天上午我最后一次上街游逛，突然见到几个年龄与我差不多的，冲上去使出吃奶的力气，最后一次痛打“小日本”。我知道，再不打，以后也许没有机会了。这一顿好打啊，酣畅淋漓，至今还记得！
记得我们当时是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海轮回国的。这艘海轮是上海——东京——旧金山航班，很多中国名人都曾乘坐这艘2万吨巨轮，例如数学家华罗庚当年也是乘坐此轮归国的。离开日本前，我家两名日本女佣都恋恋不舍，洒泪告别。由于当时日本社会非常贫困，而我家享受盟军外交官待遇，父母不歧视她们，待她们友善，她们在我家服务收入比很多相似工作的亲友都高，因此很珍惜。她们年龄当时20多岁了，如果还健在，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
阔别66年后与吴青见面
蒋：你父亲后来在四川省图书馆工作，情况怎样？
廖：家父精通日语、英语、德语等语种，1960年进入省图管理外文书库。“文革”中，他珍藏的关于东京大审判的图文资料被造反派抄走、销毁。他写出了《我任中国驻日占领军先遣官经历记》、《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在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国驻日代表团见闻》、《常德会战与余程万》、《冈村宁次曾图谋入侵四川》、《“大川饭店事件”在南京解决的经过》、《不要忘记侵略战争带来的空前浩劫》等重要回忆文章。2005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他将右手手模留在了建川博物馆中国老兵手印广场上。后来我遵照父亲遗愿，将他那枚水晶印章捐赠给建川博物馆。2009年11月，这枚印章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蒋：你近年与当年在日本的同学联系过吗？
廖：听说他们一部分故亡，一部分留在美国。2013年，抗战史专家方军来成都采访我，通过他搭桥，我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吴青教授取得了联系。由方军安排，2014年3月6日，在北京眉山东坡酒楼，我终于与老同学吴青见面了。第一眼，我们彼此都认出了对方。我们的父母都去世了，我们也垂垂老也。中央电视台7频道拍摄了这一阔别66年的会面，让我感慨万端……
蒋：前不久，中国民间首次向日本皇室追讨索还中国文物，要求日本迅速归还掠夺的“中华唐鸿胪井刻石”。
廖：这是中国民间首次向日本皇室追讨文物，也将拉开民间索赔文物的序幕，我完全赞同和支持这一正义事业。多年来，我尽其所能，恢复抗战真相、复原川军抗战事迹、为“成都大轰炸”正义诉讼案提供材料。日本要以史为鉴，知错必究，正视中日遗留的历史问题，遵守国际法准则，沿用国际先例，尽早归还中国文物，并对其无差别的“大轰炸”谢罪和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