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三代之衰，汉、唐之季，女宠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将由之而出。内则蛊惑之所污，以伤和伐性；外则私谒之所乱，以败政害事。陛上无谓好色于内不害外事也。今海内穷困，生民愁苦，而宫中好赐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有无。司会不敢争，大臣不敢谏，执契持敕，迅若兵火。国家内有养士、养兵之费，外有北狄、西戎之奉，陛下又自为一阱以耗其遗余。臣恐陛下以此得谤，而民心不归也。
策入，辙自谓必见黜。然考官司马君实第以三等，范景仁难之（4）。蔡君谟曰：“吾三司使也。司会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5）。”惟胡武平以为不逊，力谓黜之。上不许，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弃之，天下谓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第，除（6）商州军事推官。知制诰王介甫（7）意其右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词。宰相韩魏公（8）晒曰：“此人策语，谓宰相不足用，欲得娄师德、郝处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诰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当制有爱君之言。谏官杨乐道见上曰：“苏辙，臣所荐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也，乞宣付史馆。”上悦，从之。是时先君被命修《礼书》，而兄子瞻出签书风翔判官，傍无侍子。辙乃秦乞养亲。三年，子瞻解还，辙始求为大名推官（9）。
逾年，先君捐馆舍（10）。及除丧（11），神宗嗣位既三年矣，求治甚急。辙以书言事，即日召对延和殿。时王介甫新得幸，以执政邻（12）三司条例。上以辙为之属，不敢辞。介甫急于财利，而不知本，吕惠卿为之谋主。辙议事多牾（13）。一日，介甫出一卷书曰：“此青苗法也，诸君熟议之。有不便，以告勿疑，”他日，辙告之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乏困，非为利也（14）。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鞭棰必用，州县事不胜烦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15），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16），有贵必粜（17），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所言，则汉常平法耳。今此法见在而患不修，公诚有意于民，举而行之，刘晏之功可立竣（18）也。”介甫曰：“君言有理，当徐议行之。后有异论，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
会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召议事。广廉尝奏乞度僧牒数千道为本钱，行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介甫意合，即谓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于四方。初，陈阳叔以枢密副使与介甫共事，二人操术不同。介甫所唱，阳叔不深和（19）也。既召谢卿材、侯叔献、陈知俭、王广廉、王子韶、程颢、卢秉、王汝翼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访遗利。中外传笑，知所遣必生事迎合，然莫敢言者。辙求见阳叔。阳叔逆问：“君独来见，何也？”对曰：“有疑欲问公耳。近日召八人者，欲遣往诸路，不审公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名件而使往案实之耶。其亦未知其实、漫遣出外、网捕诸事也？”阳叔曰：“君意谓如何”？对曰：“昔嘉祐末，遣使宽恤诸路，事无所指，行者各务生事。既还奏，例多难行，为天下笑。今何以异此？”阳叔曰：“吾昔奉敕看详宽恤等事，如范尧夫辈所请，多中理。”对曰：“今所遣如尧夫者有几？”阳叔曰：“所遣果贤，将不肯行，君无过忧。”对曰：“公诚知遣使之不便，而恃遣者之不行，何如？”阳叔曰：“君姑退，得徐思之。”后数日，阳叔召属官于密院言曰：“上即位之初，命天下监司具本路利害以闻，到今未上。今当遣使，宜得此以议，可草一札子（20），乞催之。”惠卿觉非党中意，不乐，漫具草，无益也。辙知力不能救，以书抵介甫、阳叔，指陈其决不可者，且请补外（21）。介甫大怒，将见加以罪。阳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会张文定知淮阳，以学官见辟（22），从之三年，授齐州掌书记。复三年，改著作佐郎。复从文定签书南京判官。居二年，子瞻以诗得罪，辙从坐（23），谪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调（24）。
平生好读《诗》《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为之传（25）。老子书与佛法大类，而世不知，亦欲为之注。司马迁作《史记》，记五帝三代，不务推本《诗》《书》《春秋》，而以世俗杂说乱之，记战国事，多断缺不完，欲更为《古史》。功未及究，移和歙绩溪。
始至，而奉神宗遗制，居半年，除秘书省校书郎。明年，至京师，除右司谏。宣仁后临朝，用司马君实、吕晦叔等，欲革弊事，旧相蔡确、韩缜，枢密使章惇皆在位，窥伺得失，中外忧之。辙言曰：
先帝临御仅二十年，厉精政事，变更法度，将以力致太平，追复三代，是以擢任臣庶，多自小臣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无与比者，究观圣意，本欲求贤自助，以利安生民，为社稷长久之计，岂欲使左右大臣偷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窃取利禄以养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以来，民力凋弊，海内悉怨。先帝晚年，寝疾弥留，照知前事之失，亲发德音（26），将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弃万国（27）。天下闻之，知前日弊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圣德，继之以泣。是以皇帝践祚（28），圣母临政，奉承遗旨，罢导洛，废市易，损青苗，止助役，宽保甲，免买马，放修城池之役，复茶盐铁之旧，黜吴居厚、吕孝廉、宋用臣、贾青、王子京、张诚一、吕嘉问、蹇周辅等（29）。命令所至，细民（30）鼓舞相贺。臣愚不知朝廷以为凡此谁之罪也？上则大臣蔽塞聪明，逢君之恶；下则小臣贪冒荣利，奔竞无耻。二者均皆有罪，则大臣以任重责重，小臣以任轻责轻，虽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既已罢黜小臣，至于大臣，则因而任之，将复使燮和（31）阴阳，陶冶民物，臣窃惑矣。窃惟朝廷之意，将以体貌大臣，待其愧耻自去，以全国体。今确（32）等自山陵以后，犹偃然在职，不肯引咎辞位以谢天下。
谨案确等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据位最尊，获罪最重，而有丱（33）面目，曾不知愧。确等诚以昔之所行为是耶，则今日安得不争？以昔之所行为非耶，则昔日安得不言？穷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盖以为是皆先帝所为，而非吾过也。夫为大臣，忘君徇己，不以身任罪戾，而归咎先帝。不忠不孝，宁有过此？臣窃不忍千载之后书之简策。大臣既自处无过之地，则先帝独被恶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当食不饱，至于涕泗之横流也。陛下何不正其罪名，上以为先帝分谤，下以慰臣子之意。今独以法绳治小臣，而置（34）确等，大则无以显扬圣考（35）之遗意，小则无以安反侧之心。故臣窃谓大臣诚退，则小臣非建议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从君，竭力自效，以洗前恶。伏乞出臣此章，宣示确等，使自处进退之分。臣虽万死不恨也。
三人竟皆逐去，然卒不以其前后反覆归咎先帝罪之，世以为恨。吕惠卿始谄事介甫，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其后势钧力抗，则倾陷介甫，甚于仇雠，世尤恶之。时惠卿自知罪大，乞宫观自便，不预贬窜。辙具疏其奸，请加深谴，乃以散官安置建州，天下韪（36）之。
司马君实既以清德雅望专任朝政，然其为人不达吏事（37），知雇役之害，欲复行差役，不知差雇之弊，其实相半，讲之未详，而欲一旦复之。民始闻而喜，徐而疑惧，君实不信也。王介甫以其私说为《诗·书新义》，以考试天下士。学者病之。君实改为新格，而势亦难行。方议未定，辙言：“自罢差役，至今仅二十年，吏民皆未习惯。况役法关涉众事，根牙磐错，行之徐缓，乃得审详，若不穷究首尾，匆遽便行，恐既行之后，别生诸弊。今州县役钱，例有积年宽剩，大约足支数年，若且依旧雇役，尽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审议差役，趁今冬成法，来年役使乡户。但使既行之后，无复人言，则进退皆便。”又言：“进士来年秋试，日月无几，而议不时决，传闻四方，不免惶惑。诗赋虽号小技，而比次声律，用功不浅。至于治经，诵读讲解，尤不可轻易。要之，来年皆未可施行。欲乞先降指挥，来年科场，一切如旧，惟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议论，或出己见，不专用王氏学。仍罢律义，令天下举人知有定论，一意为学，以待选试。然后徐议元祐五年以后科举格式，未为晚也。”众皆以为便，而君实始不悦矣。
是岁上将亲飨明堂，辙言曰：“三代常祀，一岁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亲之。故于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独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于一岁，而亲祀必遍。降及近世，岁之常祀，皆有司摄事。三岁而后一亲祀，亲礼之疏数，古今之变，相远如此。然则其礼之不同，盖亦其势然也。谨按国朝旧典，冬至圜丘（38），必兼飨天地，从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丘，别行他礼，或大雩于南郊（39），或大飨于明堂，或恭谢于大庆，皆用圜丘礼乐神位。其意以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亲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窃见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为得礼。自皇祐以后，凡祀明堂，或用郑氏说独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说独祀昊天上帝。虽于古学，各有援据，而考之国朝之归，则为失当。盖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岁遍祀之议，而议皇帝三年亲祀之礼，是以若此其疏也。今者皇帝陛下对越天命，逾年即位，将以九月有事于明堂，义当并见天地，遍礼百神，躬荐诚心，以格灵贶（40）。臣恐有司不达礼意，以古非今，执王、郑偏说以乱本朝大典。夫礼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顺。今皇帝陛下始亲祠事，而天地百神无不咸秩（41），岂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诏礼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礼，庶几精诚陟降，溥及上下。”时大臣多牵于旧学，不达时变，奏入不报。然辙以为《周礼》一岁遍祭天地，皆人主亲行，故郊丘有南北，礼乐有同异。自汉、唐以来，礼文日盛，费用日广，事与古异，故一岁遍祀，不可复行。唐明皇天宝初，始定三岁一亲郊（42），于致斋之日，先享太清宫，次享太庙，然后合祭天地，从祀百神。所以然者，盖谓三年一次大礼，若又不遍，则于人情有所不安。至于遍祭之礼，已自差官摄事，未尝少废。此近世变礼，非复三代之旧。而议者欲以三代遗文，参乱其间。失之远矣。至七年，上将亲郊，辙备位政府，乃与诸公共伸前议，合祭天地，职者（43）以为当。
初，神宗以夏国内乱，用兵攻讨，于熙河路增置兰州，于延安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至此，夏国虽屡遣使，而未修职贡。二年，夏始来贺登极，使还，未出境，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请地之意，然大臣议弃守未决。辙言曰：
顷者西人虽至，而疆埸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盖知朝廷厌兵，确然不请，欲使此议发自朝廷，得以为重。朝廷深觉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势穷，始来请命。今若又不许，使其来使徒手而归，一失此机，必为后悔。彼若点集兵马，屯聚境上，许之则畏兵而予，不复为恩；不予则边衅一开，祸难无已。间不容发，正在此时，不可失也。今议者不深究利害，妄立坚守之议，苟避弃地之名，不度民力，不为国计，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计也。臣又闻议者或谓弃守皆不免用兵，弃则用兵必迟，守则用兵必速。迟速之间，利害不远，若遂以地予之，恐非得计（44）。臣闻圣人应变之机，正在迟速之际，但使事变稍缓，则吾得算已多。昔汉文、景之世，吴王濞内怀不轨，称病不朝，积财养兵，谋乱天下。文帝专务含养，置而不问，加赐几杖，恩礼日隆。濞虽包藏祸心，而仁泽浸渍，终不能发。及景帝用晁错之谋，欲因其有罪，削其郡县。以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则反疾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削书一下，七国尽反。至使景帝发天下兵，遣三十六将，仅而破之。议者若不计利害之深浅，转祸福之轻重，则文帝隐忍不决，近于柔仁，景帝刚断必行，近于强毅。然而如文帝之计，祸发既迟，可以徐为备御，稍经岁月，变故自生，以渐制之，势无不可。如景帝之计，祸发既速，未及旋踵（45），已至交兵。锋刃既接，胜负难保，社稷之命，决于一日。虽食晁错之肉，何益于事？今者欲弃之策，与文帝同，而欲守之计，与景帝类。臣乞宣喻执政：欲弃者，理直而祸缓；欲守者，理曲而祸速。曲直迟速，孰为利害？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听断，将帅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谁使效命？若其羽书沓至，胜负纷然，临机决断，谁任其责？惟乞圣心以此反覆思虑，早赐裁断，无使西戎别致猖狂、弃守之议皆不得其便。
于是朝廷许还五寨，夏人遂服。辙寻迁起居郎，为中书舍人。时朝廷起文潞公于既老，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