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
指周代厉王之后、宣王之前十四年间(前841~前828)的政权。有两说,一为召穆公、周定公共同执政,称共和;一为共伯和执政。周厉王胡暴虐侈傲,宠信虢公长父、荣夷公等佞臣。大夫芮良夫曾加劝谏,指出荣夷公好“专利”(霸占土地山川的产物),会酿成大难,厉王不听,终以荣夷公为卿士,执政用事。芮良夫又告诫执政诸臣,不可“专利作威”,否则国人将“为王之患”,也未得结果。国人对厉王不满,“谤王”,厉王大怒,命卫国之巫监视国人,有“谤”者杀,致使诸侯怨恨不朝,国人不敢谈论政事。大臣召穆公虎进谏,指出“防民之口,甚于防水”,厉王仍不听。经过三年,国人愤而起义,攻袭厉王,厉王逃奔到彘(今山西霍县)。太子静藏在召穆公家,被国人包围,召公以自己之子代替,太子才得免难。
厉王出奔后,由大臣召穆公、周定公同行政,号为共和。共和元年(前841),为中国古史有确切纪年之始。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周、召二公共立太子静,是为周宣王,共和乃告结束。
一说厉王出奔后,诸侯推共伯和代行天于事,故称共和。厉王死,共伯和使诸侯奉太子静为王,自己回到卫国。此说与《史记·卫世家》记载不合。
吴楚七国之乱
发生在汉景帝三年(前154)的一次诸侯王国的叛乱。参与叛乱的七国的国王是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西王印、胶东王雄渠。吴王濞为这次叛乱的主谋。
七国之乱的根源,是强大的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诸吕当权以及汉文帝刘恒继统筹政治事件,加剧了这一矛盾。七国之乱的导火线,则是汉景帝刘启采纳晁错的《削藩策》,削夺王国土地。
王国势力强大的局面,是汉高祖刘邦时形成的。楚汉相争阶段,刘邦迫于形势,分封了异姓王。汉五年(前202)刘邦称帝后,共有异姓王七人(见异姓诸侯王)。他陆续消灭了除去长沙王吴芮以外的六人。他认为秦祚短促是由于秦不分封子弟的缘故,所以在异姓王的故土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九人为王,即同姓九王。高祖并与群臣共立非刘姓不王的誓约。
汉初的同姓诸王国,土地辽阔,户口众多。由于同姓诸王与高祖血统亲近,效忠汉朝,起着拱卫中央的作用,所以干弱枝强的问题这时并不突出。
高祖死后,当权的吕后违背誓约,立诸吕为王。吕后对于受封为王的高祖诸子,控制很严,有些国王甚至被摧残致死。齐王肥是高祖长子,地位尊贵,吕后对他虽有猜疑,但却难于处置。齐王肥献城阳郡地与吕后之女鲁元公主,主动调整同吕后的关系,才得以相安无事。
吕后专权以及分封诸吕为王,激起了刘姓诸王的强烈反对,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以刘姓诸王与拥刘大臣团结反吕的形式表现出来。吕后死,诸吕聚兵,准备发动政变。当时齐卫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宿卫长安。他们暗约其兄齐王将闾领兵入关,共灭诸吕,由将闾继承帝位。刘将闾应约起兵,长安方面派遣大将军灌婴出击。灌婴屯兵荥阳,与刘将闾相约连和,待机共伐诸吕。这时,刘章在长安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协力消灭了诸吕势力。群臣认为代王恒外家薄氏比较可靠,估计不致出现类似诸吕弄权的严重问题。于是协议,舍齐王将闾而立代王恒为帝,即汉文帝。
文帝以高祖庶子继统,地位本来不很巩固。汉初所封诸侯王,到这时都经历了两三代的更迭,与文帝的血统关系逐渐疏远,政治上已不那么可靠。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其一是使列侯一概就国,功臣如绛侯周勃也不例外,目的是便于文帝控制首都局势,避免掣肘。其二是封诸皇子为王,皇子武是景帝的同母弟,先封为代王,于梁王揖死后徙封梁王。梁国是拥有四十余城的大国,地理上居于牵制东方诸国、屏蔽朝廷的关键位置。其三是采用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举足轻重的大国析为几个小国,例如析齐国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七国,以已故的齐王肥的诸子为王。这样,齐国旧地虽仍在齐王肥诸子之手,但是每个王国的地域和力量都已缩小,而且难于一致行动。此外,爰盎、晁错针对淮南王长骄横不法,都提出过削藩建议,文帝碍于形势,没有实行。
文帝时一再发生王国叛乱。原来,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将闾为帝的打算,所以文帝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自分割齐国一郡,受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城阳王章不久死去。济北王兴居于文帝三年(前177)乘文帝亲自击匈奴的机会,发兵叛乱,欲袭荥阳,事败自杀,济北国除。文帝六年淮南王长谋反,被废徙蜀,死于道中。这些事件预示着王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正在加深,是更大的叛乱的先兆。所以贾谊在上汉文帝的《治安策》中慨叹说:“今或亲弟谋为东帝(按指淮南王长谋反),亲兄之子西乡(向)而击(按指济北王兴居拟袭荥阳),今吴又见告矣。”
景帝即位后,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景帝接受晁错所上《削藩策》,下诏削赵王遂常山郡,胶西王卬六县,楚王戊东海郡;景帝三年,又削吴王濞会稽等郡。削藩之举激起了诸王的强烈反对。吴王濞首先与齐王肥诸子中最强大的胶西王卬联络,约定反汉事成,吴与胶西分天下而治之。胶西王卬又与他的兄弟、齐国旧地其他诸王相约反汉。吴王濞还与楚、赵、淮南诸国通谋。削藩诏传到吴国,吴王濞立即谋杀吴国境内汉所置二千石以下官吏,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分别起兵。原来参与策划的诸王中,齐王将闾临时背约城守,济北王志和淮南王安都为国内亲汉势力所阻,未得起兵。吴王濞年六十二,是宗室元老,也是晁错所议削藩的主要对象。他致书诸侯王,声称起兵目的是诛晁错,恢复王国故地,安刘氏社稷。在他的影响和策划下爆发的这次叛乱,遍及整个关东地区,形成东方诸王“合纵”攻汉的形势,震动很大。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二年(前195),那时在江淮之间叛乱的淮南王英布败走吴越,高祖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壮王无以镇之,而高祖亲子均年少,乃封兄子刘濞为吴王。吴国是五十余城的大国。吴国的鄣郡(辖今苏西南、皖南、浙北之地)产铜,滨海地区产盐,吴王濞招致天下各地的逃亡者铸钱、煮盐,所铸钱流通于整个西汉境内。吴国以船运载,一船相当于北方数十辆车,有较高的运输能力。吴国由于经济富足,境内不征赋钱,卒践更者一律给予佣值,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文帝时,吴太子入朝长安,由于博弈争执,被汉太子刘启(即以后的景帝)以博局击杀,引起了汉吴双方的猜疑,吴王濞自此二十多年托病不朝。文帝为了笼络吴王濞,赐以几杖,允许不朝。吴王濞骄横不法,以珠玉金帛贿赂诸侯王和宗室、大臣,企图在政治上取得他们的助力。
景帝三年(前154),吴王濞起兵广陵(今江苏扬州),有众二十余万,还兼领楚国兵。他置粮仓于淮南的东阳,并派遣间谍和游军深入殽渑地区活动。吴楚军渡过淮水,向西进攻,是叛乱的主力。胶西等国叛军共攻齐王将闾据守的临淄,赵国则约匈奴联兵犯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派郦寄击赵,栾布击齐地诸叛国,并以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齐、赵兵。曾经做过吴国丞相的爰盎,建议景帝杀晁错,恢复王国故土,以换取七国罢兵。景帝在变起仓猝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建议,处死晁错。暂时居于优势的吴王濞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东帝”的地位,拒不受诏,战事继续进行。
在吴楚军西向攻取洛阳的道路中,景帝弟刘武的封国梁国横亘其间。吴楚军破梁军于梁国南面的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当时周亚夫率汉军屯于梁国以北的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他不救梁国之急,而以轻兵南下,夺取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苏洪泽境),截断吴楚军的粮道,使其陷入困境。吴军多是步兵,利于险阻;汉军多是车骑,利于平地。战事在淮北平地进行,吴军居于不利地位。梁国又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吴军无法越过。吴军北至下邑(今安徽砀山境)周亚夫军营求战。结果吴军一败涂地,士卒多饥死叛散。周亚夫派精兵追击,吴王濞率败卒数千遁走,退保长江以南的丹徒(今江苏镇江)。汉遣人策动吴军中的东越人反吴,东越人杀吴王濞。楚王戊也军败自杀。吴楚叛乱起于正月,三月即告结束。
在齐地,胶西等王国兵围临淄,三月不下。汉将栾布率军进逼,胶西、胶东、淄川、济南诸王或自杀,或伏诛。齐王将阊为汉城守有功,但是他曾拟夺取帝位,后来还参与过七国之乱的策划,特别是在被围困时又与胶西王等通谋,因此不能见容于汉,被迫自杀。在赵地,赵王遂撤兵坚守邯郸,郦寄攻之不下。匈奴人知道吴楚兵败,也不肯入汉边助赵。栾布平定齐地诸国后,还军与郦寄共同引水灌邯郸城,邯郸城破,赵王遂自杀。
七国之乱的平定,巩固了削藩政策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汉高祖分封子弟为大国所引起的矛盾,并为汉武帝以“推恩策”(见推恩令)进一步解决王国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侯景之乱
南朝梁武帝萧衍统治末年东魏降将侯景发动的叛乱。萧衍自天监元年(502)称帝后,在长达四十多年的统治中,一贯执行宽纵皇族,优容士族的政策。为了避免前代皇族间骨肉相残局面的重演,他取消了宋、齐两代监视和限制皇族权力的典签制,给皇族以实权,出任方镇,对他们的横征暴敛甚至公开抢劫和叛国均予宽容。武帝晚年,出任方镇的诸王无不拥兵自重,以至窥测皇位。长期优容士族的结果,大大加速了士族的腐朽过程,使统治集团中贪残、侈靡、轻视武备之风日益严重,吏治极端黑暗,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形成了“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的严重局面。这就给侯景之乱的得逞以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