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制最初也沿袭元代制度,置行中书省或中书分省,有平章政事、参知政事等官,平章政事总揽一行省中的兵、刑、钱、谷等事,职权甚重,中央极难驾驭。洪武九年,明朝政府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与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合称三司,布政使掌民政和财政,提刑按察使掌刑,都指挥使掌兵,分三衙门互不统属,分别隶属于朝廷各部院(见都、布、按三司)。边方各地则置行都指挥使司或由宣慰使司、宣抚使司统管。无论内地或边方,都须分别听命于朝廷。
明太祖为了加强监察机构的职能,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设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等官,下属十二道或十三道监察御史。都御史、副都御史与尚书、侍郎永乐后多挂衔出使,为地方的巡抚或总督,事毕撤除。监察御史虽为七品小官,但可访风问俗,提调复审冤案,罢黜官吏,一般事皆可自决,大事可直奏皇帝,为天子耳目之臣。这种制度,起到了加强朝廷控制地方的作用。
明朝政府设置了比唐、宋更为完备的科举和学校制度,以培养封建政权的候补官僚。学校分为府州县学和国子学两种,国子学后改名国子监,在府州县学读书的学生称生员,在国子学读书的学生称监生,监生大多数是地主官僚的子弟,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土司的子弟。府州县学生员可贡人国子学读书,也可以通过考举人、进士得官。国子学结业后则可直接做官,或经科举做官。洪武时,很多监生经短期学习,即调往各地“历事”,任教、清军、整顿赋役、兴修水利多用监生,有的骤被超擢为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吏。科举始设于洪武三年,六年即废。十八年再开科举,十八年一次取录多至六百人,其考试时间、课目、程序皆为明清张本。荐举有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悌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目,而吏部奏荐举当任官者,多至三千七百余人,少者亦达一千九百余人。永乐后,学校和荐举并存,但科举最为通行,仕途日狭。
为了加强封建国家的武装力量,明太祖仿唐府兵制,参以元法,颁行卫所制度。卫所遍布全国各地,大抵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一百户所,共有军队约二三百万。军队的来源有从征、归附、谪发、垛集,主要是靠垛集,即征兵。军士别立户籍,叫做军户。军户出正军,但防守或屯种也由其出余丁供给。遇国家有事,兵部派遣都督充总兵官统领,事罢撤除。这样,兵部、都督府、总兵官都不能独专兵权。
明太祖提倡法制,刑用重典。他和他的臣属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来制定《大明律》。该律在佃农、雇工、奴婢对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方面虽比以前略有松弛,但更重要的是明朝政府为维护地主阶级国家的统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地主阶级的特权在法律上重新巩固下来。明律简于唐律,严于宋律。所规定的擅专铨法、纠集朋党者斩等律令均为首创。明太祖在明律外,又颁布《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记载了很多有关打击豪强、惩治贪污以及防止人民流亡的事例和法令。凡大诰三编所列,凌迟、枭首、族诛成千上万,斩杀不下万数。
洪武十五年,设专门从事特务工作的锦衣卫,其下有镇抚司,设有法庭、监狱和各种残酷的刑具。锦衣卫由皇帝直接派人率领,职能是侍卫皇帝,司仪仗,特别是专门镇压京师地区劳动人民的秘密结社组织和反抗活动,同时也侦察、逮捕那些企图反叛皇帝的勋臣和官僚。镇抚司的法庭、监狱叫“诏狱”,俗称“天牢”,仿自前代,刑罚最为凶残。明朝酷政之一的廷杖,在洪武时已开其先。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加强还表现在对人民和土地的严格控制上,洪武十四年,明朝政府在洪武三年制定的户帖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户籍调查,在各地编制了赋役黄册。二十四年准奏攒造赋役黄册格式。黄册以户为主,详细登录各户人丁、事产及其变动的情况,每隔十年要重新编造一次。洪武二十年,明朝政府又经过普遍丈量土地,在各州县编制了鱼鳞图册,以土地为主详细记载了每乡每里每户土地的类别、亩数和方圆四至,有的鱼鳞册在地主土地项下还附有佃户的姓名。明朝统治者通过黄册和鱼鳞图册来掌握和控制户籍和土田,进行赋税和徭役的剥削。
明朝政府还设立了里甲制和关津制。里甲是与黄册同时规定的,是一种役法,按丁粮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等户,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举有钱有势的十家地主轮流担任里长,其余百户分为十甲,每甲十户。各设甲首一人,里长和甲首各十年轮充一次。每里设老人一名,司教化,劝农桑,平诉讼,止流亡。里甲内要互相知保,不得隐藏人口,亦不得任意流徙,否则四邻都要连坐。关津制系里甲的补充,是在全国冲要去处,分设巡检司盘查行人。明律规定,出行百里外,没有州县卫发给的路引(通行证)者,民以逃民论,军以逃军论。里甲和关津把农民牢固地管束起来,强制他们屈从于地主和封建国家的统治。
明太祖在加强专制集权政治过程中,对某些地区的豪强地主进行了打击,他曾经籍没苏州、嘉兴、松江、湖州等地豪族富民的土地,并把全国各地近两万户的富民强行迁徙到临濠和南京,避免他们为害地方,也为借其力量,充实和繁荣京师(见徙富民)。为制止严重的贪污行为,明太祖对贪官污吏实行苛刑峻法。在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和十八年的郭桓案中,数百名官吏被处死刑,下狱达数万人,追赃达数万石。对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和肃清吏治方面有积极作用。明太祖还两次兴起大狱,打击功臣和官吏、富豪,十三年丞相胡惟庸案,牵连被杀者达三万人,公侯伯坐死者二十余人二十六年蓝玉案,被杀者亦有一万五千余人,公侯伯坐死者十五人。两案初为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相权与君权的矛盾而兴,后发展为明皇室与功臣之间的矛盾斗争。“胡蓝之狱”其实是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提高皇权而使用的手段,但杀戮太过,株连甚众,对明朝政权的巩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封藩与靖难 明太祖在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同时,还把他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重孙分封为王,一部分授以兵权,如秦王樉、燕王棣、晋王棣、宁王权,命他们驻守北方,节制沿边兵马,防御蒙古,号塞王另一部分则驻于内地各省,如周王、齐王樽、鲁王檀等,监督地方官吏。在诸王中,以北方诸王势力最大。为避免权臣擅政,明太祖又规定,诸王有移文朝廷索取奸臣和举兵清君侧的“靖难”之权,但怕诸王权势日大,威胁中央集权的统治,又申明诸王“椎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这种分封制度主观是为加强皇帝的统治,但在客观上也造成了诸王割据的局面。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明太祖死,皇孙朱允炆即位,是为建文帝。朱允坟及其大臣齐泰、黄子澄鉴于北方诸王势力太大,决定削藩。他们欲先废力量较小的藩王,再及于拥有重兵的燕王朱棣。建文元年(1399),朱棣以入京诛奸臣为名,向南京进兵,明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演变为武装冲突,此即靖难之役。经过四年的战争,燕王打败建文帝,夺取了政权,朱棣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
明中期的社会矛盾和张居正改革
从明英宗正统初年到明神宗万历前十年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明朝的统治开始走向衰落: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土地兼并日趋激化,封建剥削极其苛重,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封建社会的危机日益加深。
土地的兼并与集中 明朝中期,土地兼并十分激烈,突出的表现是皇帝、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大量占夺土地。
皇庄是皇帝的私产,收租供皇室享用,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在北京附近的皇庄只有五座,占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到武宗正德元年(1506),一月之间增加七座,不久又增加二十四座,占地共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顷。管理皇庄的宦官打着皇家的招牌,恣意盘剥榨取,使佃户受到沉重剥削,庄外的农民也同受其害。
明朝的亲王未封前在北京附近设置王庄,被封后又在封地广占庄田。宪宗成化时,赐德王寿张地达四千余顷。孝宗弘治时,赐周王南睢州地五千余顷,又先后赐给徽、兴、岐、衡四王田至七千余顷。而诸王占田数额远过于此。
勋戚和宦官占田之风也很猖獗。弘治二年,顺天府有宦官勋戚庄田三百三十二座,占地三万三千余顷,到正德十六年蔓延至北直隶,共达二十万九百余顷。其中宦官汪直占田竟达两万一千余顷,弘治时,皇亲张延龄一次请乞就有一万六千七百零五顷。正德时,庆阳伯夏臣一次受投献地也有一万三千八百余顷。
大地主官绅的豪横和对土地的兼并,以南方的江浙、江西、福建最为突出,湖广、广东、河南亦如之。在江浙,豪绅地主的土地“阡陌连亘”,或“一家而兼十家之产”,农民佃富人田,每亩所得不过二三石,而地租却至一石二三斗。在江西,占田者与日俱增。南安、赣州二府富豪大户,不守本分,吞并小民田地,四散置为庄所。雇工和佃户少拂其意,即横加棰楚,或逼卖子女。嘉靖时,严嵩父子在家乡占田,囊括袁州一府四县土地数额的十分之七,还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徐阶父子在淞江占田二十四万亩,奴役佃户不下万人。
官僚地主不但抢掠农民的土地,军卫屯田也成为他们侵占的对象。军屯土地日益失额,多为军官和豪强所占夺。正统时,凤阳等处的军官占田有多至千余亩者,陕西等处的军官占田有多至三四十顷者。成化、弘治间,顺天、保定二府的屯田被侵占达四万余顷,大同、宣化二府的屯田被侵占数十万顷。有些军官不仅广置庄田、私役屯军,还专擅水利,侵夺民利。在屯田大量被兼并的情况下,军屯制度逐渐破坏。
明朝初年,政府控制的征收田赋的土地总额为八百五十余万顷,英宗天顺七年(1463),只余四百二十九万余顷,弘治十五年(1502)实额仅四百二十二万余顷,余皆落入具有免赋免役特权和隐匿土地的官绅地主手中。
宦官专权 明朝中期,统治者分裂为皇族和官绅两大集团,有权势的宦官是前者的政治代表,内阁大学士是后者的政治代表,于是出现宦官和权臣交替执政的局面。明中期前段,即从英宗到武宗时期表现为宦官专政,后段即世宗、穆宗到神宗初年表现为权臣专政。不过权臣最终也要听命于宦官。且权臣之间的相互倾轧,也要倚仗宦官调停解决,因而有人把这一时期的政治完全概括为宦官政治。宦官专政是明中期甚至到明后期的政治特点。
宦官是皇帝私产的管理人,其中也有人占有大量的土地,掌握了强大的经济势力。他们在京城内外广置田园、庄所、马坊、塌房,奴役着大批佃户、家丁、义勇,以各种名义侵夺人民田产。英宗正统时的王振,天顺时的曹吉祥,宪宗成化时的汪直,武宗正德时的刘瑾、谷大用等人,实际上都是拥有政治特权和经济势力的大地主。
明成祖朱棣为了强化君主专制政治,曾给予宦官一定的权柄,在宫内设置宦官二十四衙门,其中以司礼监的职权为最大。司礼监的掌印、秉笔太监可代皇帝传布政令,“批红”奏章,但受皇权及内阁的制约,宦官权势毕竟有限。明朝中叶,先后出现土木之变、夺门之变等事件,政局动荡,而英宗、景帝、宪宗、孝宗、武宗等人或年幼登位,生长深宫或昏庸荒乱,无所作为,于是宦官乘机窃权,挟制内阁,掌握厂卫,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皇权与绅权的矛盾日益加剧。
田赋徭役的加重和农民的反抗 明朝中期,原来北方开垦出的“永不起科”的土地,景泰时已全部征收赋税,江南的重赋也继续下来。有正米一石加耗过二石或一石九斗者。英宗正统元年,明朝政府把江南一部分赋税折征银两,规定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四石折银一两,送往内库,供皇帝挥霍,此即金花银,赋税征银成为定例。
在江南某些地区,官粮不减于私租,租种官田的农民生活极苦。有“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只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和“为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民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的歌谣,农民产去税存和田居富室、粮坐下户的情况多所发生,处境悲惨。
封建国家征收赋役的黄册之制日益败坏,几成虚文,地主豪强串通官吏和里书,共同作弊,采取“诡寄”、“飞洒”和“寄居”的手法,任意涂改册籍,逃避税粮,转嫁赋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