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花鸟画史是一部中国文人的历史。由于春秋战国诸子的哲学思想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中国独特的文人体系，才有了魏晋以后的绘画美学理论，从而奠定了中国花鸟画的审美基础。中国花鸟画的文化源自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
古代花鸟画经过秦汉长时间的孕育之后，在魏晋才开始有了初步的萌芽。
（一）理论根源
中国花鸟画虽然到唐、五代时期才最终形成，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奠定了它的理论根源。
1.先秦时期的理论影响 在我国绘画史上，原始绘画在技巧方面或评对后世有影响，但在思想方面却与后来的中国画没有必然的联系。诸子思想是中国花鸟画的理论根源。
中国花鸟画有着它独特的审美观，这首先要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成熟、系统的文化思想，特别是孔子、老子、庄子等人的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成了历代文人所信守的思想准则。这种思想创造了中国独特的人文、艺术。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美术仍然处于自然主义的萌芽状态。同时期的文学似乎更超脱一些，虽然不像唐、宋那样辉煌灿烂，但已经超越了自然主义，充满浪漫主义色彩。
我国古代的一大特点就是，文学的成就直接指导绘画的创作。这个时期孔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人的思想极为成熟和系统，使中国的社会思想从此发生变化。
在诸子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哲学思想是孔子的儒和老子的道。孔子在学琴的过程中，对抽象情景的细细品味、孜孜以求，成了历代文人赋诗作画所追求的境界，是后来形成的花鸟画所不可缺少的审美情趣，也成为文人们精神享受的一个重要方面。
道家思想对中我国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老子探讨世间万物的道，到庄子的虚无，把道上升到一种超凡于尘世的精神境界。
《庄子·田子方》中曾经描绘了一个解衣般礴的画家形象，从中表现出了道家理想中的画师形象，以及画家所应该具有的精神状态。“解衣般礴”指神闲意定，不拘形迹，亦指行为随便，不受拘束。后来，解衣般礴成为了中国文人绘画的代名词。
中国花鸟画没有向自然主义绘画方向发展，而向独特的文人画方向发展，这与我国思想家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庄子对后来文人画家的影响更为深刻。
春秋战国思想家的思想对后来文人思想有着巨大的影响，而中国花鸟画则是直接出自于中国文人之手。春秋战国思想家的那种人文思想深深植根于后世文人的观念中，给了他们创作思想和文化背景。
中国花鸟画的中心思想是托物言志，在技法上讲究骨法用笔，在形式上是诗画合一，从而描绘出鸟语花香的景象，达到气韵生动的效果。正是儒和道的思想导致了中国文人的这种绘画审美观和对美的表现形式。
2.魏晋艺术理论的影响 汉朝是中我国第一个长期稳定的封建王朝，而这几百年的绘画发展是缓慢的，直到魏晋，才有了大的飞跃。
东汉之后的数年战争使魏晋时期的文化发生了变化，玄学渐兴，文人们普遍高谈老庄，不再像汉代那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佛学是外来的，但传入我国后也掺杂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佛学对我国的绘画文化有影响，但不能说其是根源。
汉末魏晋六朝是最混乱的时代，又是精神上最自由、最解放、最富于智慧和热情的时代，因此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我国的艺术发展也就在这个时期进入自觉的时代，也是儒和道在文人心中摩擦出个性艺术火花的时代。
魏晋开始，有大批的文人、士大夫甚至帝王绘画，爱画成风。据《世说新语》记载，东晋大司马桓温，经常和画家顾恺之与书法家羊欣通宵论画。
文人开始充满诗意地论画，从而促使中国形成了系统的专门的绘画美学理论。这个时期成就最高的绘画理论大师有三位：顾恺之、谢赫和宗炳。三位理论家的主要理论思想都是关于神方面韵的。
顾恺之博学有才气，善于诗赋、书法，尤善绘画。他提出以形写神，明确提出传神的重要性。顾恺之做过官，与帝王将相来往甚密，他是一个典型的文人画家，他的理论较能代表传统的文人画家，儒家思想在他身上的影响更为突出。
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六法，其中首推气韵生动，这与顾恺之的传神论是相同的，都是指绘画人物方面。第二是骨法用笔。虽然顾恺之很讲究用笔，但谢赫把用笔明确列出来，而且居第二，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从此之后才有以书入画、书画同法等用笔讲究，这为后来的花鸟画定下了用笔规则。
由于谢赫对六法没有具体的解释，后来六法在每个朝代都各有其解，最终形成了多种中国画的审美标准。
宗炳不但是画家，而且是音乐家。他的理论著作有《画山水序》，主张畅神，强调山水画创作是画家借助自然景象，以抒写意境的一个过程。
宗炳懂佛学，受禅境的启发，得出畅神论。宗炳又崇尚玄学，特别认同庄子，他还认真研究过儒家学说，他的很多言论跟儒家学说交叉重叠。
虽然宗炳画的是山水画，论的是山水画，但《画山水序》不是简单的画论，它同时在探讨人生哲学。这是一代文人在苦痛之中所要寻求的解脱，它的思想精华正是中国花鸟画所追求的境界，花鸟画并不是简单的画，它是文人们在托物言志，是文人画的境界。
上面三位画家论的是人物和山水，但后世的绘画审美几乎都沿用或发展了他们的思想。这是绘画史上的决定性时期，这些文人画家的文化土壤都源于春秋战国的诸子，是诸子思想在艺术上的表现。
魏晋时期还没有独立的花鸟画，但绘画理论的中心思想是神韵和骨法用笔，宗炳的山水画理论更加显露出托物言志的艺术形式，这些正是后来花鸟画的主要创作思想。在这个艺术自觉的时代，由孔孟、老庄等思想培育出来的文人，开始对艺术进行更深一层的探索，为中国花鸟画的诞生准备条件。
魏晋南北朝的绘画理论为后世的绘画审美方向奠定了基础。有了诸子文化，才有中国独特的文人，才有了魏晋南北朝的艺术风格。他们笔下写的是人生、是道，是俗物之外的意境。
历代对中国文人的磨练，以及孔孟、老庄思想培育出来的独特文人体系的特质，使我国的一大部分文人更加趋于厌世和避世。花鸟画的分科独立是必然的，反映了文人们托物言志的情怀。
（二）开始萌芽
在魏晋南北朝之前，花鸟作为我国艺术的表现对象，一直是以图案纹饰的方式出现在陶器、铜器之上。那时候的花草、禽鸟和一些动物具有神秘的意义，有着复杂的社会意蕴。
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现在发掘出来较有代表性的有半坡人面鱼纹彩陶盆和青海大通舞蹈纹彩陶盆，都是人类早期爱美、爱装饰，并且达到一定技术水平的见证。
在河南发现的鹤鱼石斧陶瓮彩画，上面画了白色的鹤和勾线的鱼和斧，后人有的把它跟花鸟画的起源联系在一起。
1949年在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战国帛画《人物夔凤图》和《人物驭龙图》中画有臆想出来的夔、凤和龙，还有主体的人物，大概是墓主。后人有的据此说它们是中国花鸟画的起源。
其实，这些都与后来文人所讲的花鸟画没有必然的联系。原始美术出现后，其后的发展根据不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工具原料的运用等，各自有所取向，发展成各具风格的民族艺术形式。
那个时代，人们描绘花鸟图形并不是在艺术范围内的表现，而是通过它们传达社会的信仰和君主的意志，艺术的形式只是服从于内容的需要。不过，人类早期对花鸟的关注，至少是孕育花鸟画的温床。
据史书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有不少独立的花鸟画作品，其中有顾恺之的《凫雁水鸟图》、史道硕的《鹅图》、陆探微的《半鹅图》、顾景秀的《蝉雀图》、袁倩的《苍梧图》、丁光的《蝉雀图》、萧绎的《鹿图》等等，足可以说明这一时期的花鸟画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
虽然现在看不到这些原作，但是通过其它人物画的背景可以了解到当时的花鸟画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这一时期的花鸟画较多的是画一些禽鸟和动物，因为它们往往和神话有一定的联系，有的甚至是神话中的主角。如为王母捣药的玉兔，太阳中的金乌，月宫中的蟾蜍，以及代表四个方位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
六朝时期是花鸟画蓓蕾初萌的时期，到唐代薛稷画鹤，冯绍正画鸡，姜皎画鹰，都非常有名，大多用工笔设色的画法写生逼真，将花鸟画的萌芽更推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