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我们的自由
佛书里有这样一段神话：有一只鹦鹉，飞过雪山，遇见雪山大火，它便飞到水上，垂下翅膀，沾了两翅的水，飞回去滴在火焰上。滴完了，它又飞去取了水回来救火。雪山的大神看它往来滴水救火，对它说道：“你那翅膀上的几滴水怎么救得了这一山的大火呢？你歇歇罢？”鹦鹉回答道：“我曾住过这山，现在见火烧山，心里有点不忍，所以尽一点力。”山神听了，感它的诚意，遂用神力把火救熄了。
我们现在创办这个刊物，也只因为我们骨头烧成灰毕竟都是中国人，在这个国家吃紧的关头，心里有点不忍，所以想尽一点力。我们的能力是很微弱的，我们要说的话也许是有错误的，但我们这一点不忍的心也许可以得着国人的同情和谅解。
近两年来，国人都感觉舆论的不自由。在“训政”的旗帜之下，在“维持共信”的口号之下，一切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得受种种的钳制。异己便是反动，批评便是反革命。报纸的新闻和议论至今还受检查。稍不如意，轻的便停止邮寄，重的便遭封闭。所以今日全国之大，无一家报纸杂志敢于有翔实的记载或善意的批评。
负责任的舆论机关既被钳制了，民间的怨愤只有三条路可以发泄：一是秘密的传单小册子，二是匿名的杂志文字，三是今日最流行的小报。社会上没有翔实的新闻可读，人们自然愿意向小报中去寻快意的谣言了。善意的批评既然绝迹，自然只剩一些恶意的谩骂和丑诋了。
一个国家里没有纪实的新闻而只有快意的谣言，没有公正的批评而只有恶意的谩骂丑诋——这是一个民族的大耻辱。这都是摧残言论出版自由的当然结果。
我们是爱自由的人，我们要我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我们不用说，这几种自由是一国学术思想进步的必要条件，也是一国社会政治改善的必要条件。
我们现在要说，我们深深感觉国家前途的危险，所以不忍放弃我们的思想言论的自由。
我们的政府至今还在一班没有现代学识、没有现代训练的军人政客的手里。这是不可讳的事实。这个政府，在名义上，应该受一个政党的监督指导。但党的各级机关大都在一班没有现代学识、没有现代训练的少年党人手里，他们能贴标语，能喊口号，而不足以监督指导一个现代的国家。这也是不可讳的事实。所以在事实上，党不但不能行使监督指导之权，还往往受政府的支配。最近开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便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代表是政府指派或圈定的。所以在事实上，这个政府是绝对的，是没有监督指导的机关的。
以一班没有现代知识训练的人，统治一个几乎完全没有现代设备的国家，而丝毫没有监督指导的机关——这是中国当前的最大危机。
我们所以要争我们的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第一，是要想尽我们的微薄能力，以中国国民的资格，对于国家社会的问题做善意的批评和积极的讨论，尽一点指导监督的天职；第二，是要借此提倡一点新风气，引起国内的学者注意国家社会的问题，大家起来做政府和政党的指导监督。
我们深信，不负责任的秘密传单或匿名文字都不是争自由的正当方法。我们所争的不是匿名文字或秘密传单的自由，乃是公开的，负责任的言论著述出版的自由。
我们深信，争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
我们办这个刊物的目的便是，以负责任的人对社会国家的问题说负责任的话。我们用自己的真姓名发表自己良心上要说的话。有谁不赞成我们的主张，尽可以讨论，尽可以批评，也尽可以提起法律上的控诉。但我们不受任何方面的非法干涉。
这是我们的根本态度。
（收入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册。）
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
我们都没有党籍，也都没有政治派别。我们的唯一目的便是对国家尽一点忠心。所以我们的政治主张不用任何党义做出发点。我们的出发点是中国的实在需要，我们的根据是中国的实在情形。
我们不想组织政党，不想取什么政党而代之，故对现在已得中国政治权的国民党，我们只有善意的期望与善意的批评。我们期望它努力做得好。因为我们期望它做得好，故愿意时时批评它的主张、组织和实际的行为。批评的目的是希望它自身改善。
我们对于今日的“党”和“政”的关系，认为太不分明，实际上行不通。我们以为今日应该明白规定党的权限是“政权”，政府的权限是“治权”（这是借用孙中山分别“政权”和“治权”的主张）。治权是执行政务之权，政权是监督行政之权。
换句话说，我们主张，党的地位应该同民治国家的议会相仿，只有在一定的法律范围之内，依法定的手续，可以监督行政。过此范围的干涉便为非法。中央党部便等于中央议会，省党部便等于省议会，地方区党部便等于区议会——都应该有明白规定的权限和手续。
我们以为今日党的机关靡费太多，不是我们这个穷国家所能担负的。故党员的党费（每月二角）应严格征收，充作各级党部的经常费用。党的机关应大加裁减，以免浪费。
我们以为现行的政府组织，名为五权并立，其实只是行政一权。立法、司法、考试、监察，若不能独立，便不能行使他们的职权。所以我们主张：行政院的地位应提高，作为政府。
立法院应独立，成为全国的法制编纂院。向来民治国家的议会所有的监督政府的种种权力，既有党部代行了，故立法院只执掌纯粹立法的任务。
司法院应独立，成为最高的法院。
监察院应绝对独立，监察院及其附属机关的人员不得兼任行政职务，也不得兼任党部职务。监察院应该监察政府，也应该监察党部。
考试院应该绝对独立，考试院及其附属机关的人员不得兼任行政或党部的职务。
我们深信，若监察与考试两种制度能严格地施行，政治的清明还可以有望。但这两种制度的施行，须要有下列两个条件：
（1）监察机关绝对独立，不受党及行政机关的牵掣。
（2）考试制度之下，只论人才，不限党籍。专制帝政之下，假使皇帝姓朱，却不限定天下士子先改姓朱，然后来投考。今制定考试新制，若限定党员方可投考，便是根本打消考试用人的原意了。
我们深信，今日军费占全国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二（据三全大会的财政部报告），是亡国的现象。我们深信，本年编造会议的裁兵计划是很不彻底的。我们主张，彻底裁兵，不可假借“国防”的名义，保留现有的军队。除必要的警备队外，全国军队均应分期裁遣。
我们深信，今日绝对谈不到军事上的国防。去年山东境内有二十万大兵，而不敢同三千日本兵作战，这个教训还不够令我们深思吗？今日能修明内政，发展交通，运用外交，那便是真正的国防。我们若靠军队防卫国家，中国早已亡了！故今日有人借“国防”的名义保留军队，都只是拥兵自卫的托词。
我们对于国家的组织，主张联邦式的统一国家。
（收入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册。）
思想革命与思想自由
建设时期中最根本的需要是思想革命，没有思想革命，则一切建设皆无从谈起。而要完成思想革命，第一步即须予人民以思想的自由。
诸君或者要想：题目的本旨是建设，而你却谈思想革命，这未免太矛盾了。实则建设与革命，皆除旧布新之谓，无建设不是革命，无革命不能建设，思想革命与建设的本旨是并不违反的。
思想何以须革命呢？
（一）因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许多不合于现代的需要，非把它铲除不可。
（二）因为传统的思想方法和思想习惯亦不合于现代的需要，非把它改革不可。
中国古来思想之最不适合于现代的环境的，就是崇尚自然。这种思想，历经老、庄、儒、释、道等之提倡，已经根深蒂固，成为中国人的传统思想。现在把它分析起来，则有下列几项：
（一）无为。老庄等皆主清净无为，以为自然比人为好，即儒家亦有此种倾向，如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然而这种思想，却与现代环境的需要相反背，我们所需要的是：（原文即如此空缺）
（二）无治。现在的社会需要法律和纪律，而老庄之流则提倡无政府的思想，一切听诸自然。这种思想影响人民的生活者很深，驯致养成“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态度。
（三）高谈性理。现在的人们需要征服自然，而传统思想，则令吾人听天由命，服从自然的摆布。
（四）无思无虑。唯有思虑，然后有新智识，传统思想则令吾人减少思虑，以不求知为大智，因此科学遂无由发达。
（五）不争不辩。现在的环境，需要人人参与政治，敢于发表舆论，主张公理。传统思想则令吾人得过且过，忘怀一切。“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无所用其争辩。以实行唾面自干，为无上的美德。这种思想与时代精神根本不能相容。
（六）知足。不知足乃进步之母，崇拜自然者叫人随遇而安，断了腿，失了臂，也听其自然，这样社会还有进步的可能吗？
以上几种传统思想，与现在中国的环境根本上不相容，故需要思想革命以铲除之。至于传统的思想方法和习惯，也有很多不合现代需要的地方：
（一）镜子式的思想。“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自己不用力，物来则顺应之，这样可谓镜子式的思想。其流弊便是不求甚解，不加深思，只会拾人牙慧，随声附和。
（二）根本上不思想。思想所以解决问题，须要搜集材料，寻求证据，提出反证，再加上分析试验的功夫，是何等的难。然而从前的思想方法，并没有这些步骤，根本上竟是不思想，因此学术不能猛进。
（三）高谈主义而不研究。当此世界各种思想杂然繁兴的时候，国人的思想方法，仍沿旧时的习惯，于是发生种种不良的现象，人家经多年的研究，经几次的修正，始成立一种学说，一种主义，到了我国，便被人生吞活剥，提出几个标语口号，便胡行妄为起来。即以社会思想为例，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研究本国经济发展的过程，社会上种种制度的沿革，以寻求一个改良的方案。反观我国一般人，肯这样潜心研究的有几人呢？
（四）要纠正前述的弊病，今后必须尊重专家，延请专家去顾问政治，解决难题；没有专门研究的人，不配担负国家和社会的重要责任。从前袁世凯废止科举，把我国千余年来仅有的一种用人标准根本推翻了。他不想到改良考试的标准，而贸然把考试制度的本身推翻，弄得现在没有一种用人的标准，都是不深思之过。
现在要讲思想自由了。从前的弊端既在于不思想，或没有深的思想，那么纠正之道便是“思想之”，而思想自由就是鼓励思想的最好方法。无论古今中外，凡思想可以自由发表，言论不受限制的时候，学术就能进步，社会就能向上；反之则学术必要晦塞，社会必要退化。现在中国事事有待于建设，对于思想应当竭力鼓励之，绝不可以加以压抑。因为今日没有思想的自由，结果就没有真正的思想，有之则为：（一）谄媚阿谀的思想；（二）牢骚怨愤的思想。这两种思想，是只能破坏，不能建设的。
总之，思想如同技术，非经过锻炼不可，没有思想自由，就没有思想革命，没有思想革命，就无从建设一切。就使有了建设，也只是建在沙土之上，绝无永久存在之理。
（本文录自王维驷编的《近代名人言论集》，1932年1月中外学术研究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