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四十自述(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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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我的信仰(11)

这里很有“卫道”的臭味,但也可以表现我在不满十七岁时的思想路子。《丛话》第四条说:

吾尝持无鬼之说,论者或咎余,谓举一切地狱因果之说而摧陷之,使人敢于为恶,殊悖先王神道设教之旨。此言余不能受也。今日地狱因果之说盛行,而恶人益多,民德日落,神道设教之成效果何如者!且处兹思想竞争时代,不去此种种魔障,思想又乌从而生耶?

这种夸大的口气,出于一个十七岁孩子的笔下,未免叫人读了冷笑。但我现在回看我在那时代的见解,总算是自己独立想过几年的结果,比起现今一班在几个抽象名词里翻筋斗的少年人们,我还不感觉惭愧。

《竞业旬报》上的一些文字,我早已完全忘记了。前年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曾登报征求全份的《竞业旬报》,——大概他们不知道这里面一大半的文字是胡适做的,——似乎也没有效果。我靠几个老朋友的帮忙,搜求了几年,至今还不曾凑成全份。今年回头看看这些文字,真有如同隔世之感。但我很诧异的是有一些思想后来成为我的重要的出发点的,在那十七八岁的时候已有了很明白的倾向了。例如我在《旬报》第三十六期上发表一篇《苟且》,痛论随便省事不肯彻底思想的毛病,说“苟且”二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大瘟疫,把几千年的民族精神都瘟死了。我在《真如岛》小说第十一回(《旬报》三十七期)论扶乩的迷信,也说:

程正翁,你想罢。别说没有鬼神,即使有鬼神,那关帝吕祖何等尊严,岂肯听那一二张符诀的号召?这种道理总算浅极了,稍微想一想,便可懂得。只可怜我们中国人总不肯想,只晓得随波逐流,随声附和。国民愚到这步田地,照我的眼光看来,这都是不肯思想之故。所以宋朝大儒程伊川说“学原于思”,这区区四个字简直是千古至言。——郑先生说到这里,回过头来,对翼华、翼璜道:“程子这句话,你们都可写作座右铭。”

“学原于思”一句话是我在澄衷学堂读朱子《近思录》时注意到的。我后来的思想走上了赫胥黎和杜威的路上去,也正是因为我从十几岁时就那样十分看重思想的方法了。

又如那时代我在李莘伯办的《安徽白话报》上发表的一篇《论承继之不近人情》(转载在《旬报》二十九期),我不但反对承继儿子,并且根本疑问“为什么一定要儿子?”此文的末尾有一段说:

我如今要荐一个极孝顺永远孝顺的儿子给我们中国四万万同胞。这个儿子是谁呢?便是“社会”……

你看那些英雄豪杰仁人义士的名誉,万古流传,永不湮没;全社会都崇拜他们,纪念他们;无论他们有子孙没有子孙,我们纪念着他们,总不少减;也只为他们有功于社会,所以社会永远感谢他们,纪念他们。阿哙哙,这些英雄豪杰仁人义士的孝子贤孙多极了,多极了!……一个人能做许多有益于大众有功于大众的事业,便可以把全社会都成了他的孝子贤孙。列位要记得:儿子,孙子,亲生的,承继的,都靠不住。只有我所荐的孝子顺孙是万无一失的。

这些意思,最初起于我小时看见我的三哥出继珍伯父家的痛苦情形,是从一个真问题上慢慢想出来的一些结论。这一点种子,在四五年后,我因读培根(Bacon)的论文有点感触,在日记里写成我的《无后主义》。在十年之后,又因为我母亲之死引起了一些感想,我才写成《不朽:我的宗教》一文,发挥“社会不朽”的思想。

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清朝末年出了不少的白话报,如《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安徽俗话报》《宁波白话报》《潮州白话报》,都没有长久的寿命。光绪宣统之间,范鸿仙等办《国民白话日报》,李莘伯办《安徽白话报》,都有我的文字,但这两个报都只有几个月的寿命。《竞业旬报》出到四十期,要算最长寿的白话报了。我从第一期投稿起,直到他停办时止,中间不过有短时期没有我的文字。和《竞业旬报》有编辑关系的人,如傅君剑,如张丹斧,如叶德争,都没有我的长久关系,也没有我的长期训练。我不知道我那几十篇文字在当时有什么影响,但我知道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形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了一个开路的工人。

03

我进中国公学不到半年,就得了脚气病,不能不告假医病。我住在上海南方瑞兴泰茶叶店里养病,偶然翻读吴汝纶选的一种古文读本,其中第四册全是古诗歌。这是我第一次读古体诗歌,我忽然感觉很大的兴趣。病中每天读熟几首。不久就把这一册古诗读完了。我小时曾读一本律诗,毫不觉得有兴味,这回看了这些乐府歌辞和五七言诗歌,才知道诗歌原来是这样自由的,才知道做诗原来不必先学对仗。我背熟的第一首诗是《木兰辞》,第二首是《饮马长城窟行》,第三是《古诗十九首》。一路下去,直到陶潜、杜甫,我都喜欢读。读完了吴汝纶的选本,我又在二哥的藏书里寻得了《陶渊明集》和《白香山诗选》,后来又买了一部《杜诗镜诠》。这时期我专读古体歌行,不肯再读律诗;偶然也读一些五七言绝句。

有一天,我回学堂去,路过《竞业旬报》社,我进去看傅君剑,他说不久就要回湖南去了。我回到了宿舍,写了一首送别诗,自己带给君剑,问他像不像诗。这诗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开端是“我以何因缘,得交傅君剑”。君剑很夸奖我的送别诗,但我终有点不自信。过了一天,他送了一首《留别适之即和赠别之作》来,用日本卷笺写好,我打开一看,真吓了一跳。他诗中有“天下英雄君与我,文章知己友兼师”两句,在我这刚满十五岁的小孩子的眼里,这真是受宠若惊了!“难道他是说谎话哄小孩子吗?”我忍不住这样想。君剑这幅诗笺,我赶快藏了,不敢给人看。然而他这两句鼓励小孩子的话可害苦我了!从此以后,我就发愤读诗,想要做个诗人了。有时候,我在课堂上,先生在黑板上解高等代数的算式,我却在斯密司的《大代数学》底下翻《诗韵合璧》,练习簿上写的不是算式,是一首未完的纪游诗。一两年前我半夜里偷点着蜡烛,伏在枕头上演习代数问题,那种算学兴趣现在都被做诗的新兴趣赶跑了!我在脚气病的几个月之中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同时也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从此走上了文学史学的路,后来几次想矫正回来,想走到自然科学的路上去,但兴趣已深,习惯已成,终无法挽回了。

丁未正月(1907年)我游苏州,三月与中国公学全体同学旅行到杭州,我都有诗纪游。我那时全不知道“诗韵”是什么,只依家乡的方音,念起来同韵便算同韵。在西湖上写了一首绝句,只押了两个韵脚,杨千里先生看了大笑,说,一个字在“尤”韵,一个字在“萧”韵。他替我改了两句,意思全不是我的了。我才知道做诗要硬记《诗韵》,并且不妨牺牲诗的意思来迁就诗的韵脚。

丁未五月,我因脚气病又发了,遂回家乡养病。(我们徽州人在上海得了脚气病,必须赶紧回家乡,行到钱塘江的上游,脚肿便渐渐退了)。我在家中住了两个多月,母亲很高兴。从此以后,我十年不归家(1907—1917),那是母亲和我都没有料到的。那一次在家,和近仁叔相聚甚久,他很鼓励我作诗。在家中和路上我都有诗。这时候我读了不少白居易的诗,所以我这时期的诗,如在家乡做的《弃父行》,很表现《长庆集》的影响。

丁未以后,我在学校里颇有少年诗人之名,常常和同学们唱和。有一次我做了一首五言律诗,押了一个“赪”字韵,同学和教员和作的诗有十几首之多。同学中如汤昭(保民)、朱经(经农)、任鸿隽(叔永)、沈翼孙(燕谋)等都能作诗;教员中如胡梓方先生、石一参先生等,也都爱提倡诗词。梓方先生即是后来出名的诗人胡诗庐,这时候他教我们的英文,英文教员能做中国诗词,这是当日中国公学的一种特色。还有一位英文教员姚康侯先生,是辜鸿铭先生的学生,也是很讲究中国文学的。辜先生译的《痴汉骑马歌》,其实是姚康侯先生和几位同门修改润色的。姚先生在课堂上常教我们翻译,从英文译汉文,或从汉文译英文。有时候,我们自己从读本里挑出爱读的英文诗,邀几个能诗的同学分头翻译成中国诗,拿去给姚先生和胡先生评改。姚先生常劝我们看辜鸿铭译的《论语》,他说这是翻译的模范。但五六年后,我得读辜先生译的《中庸》,感觉很大的失望。大概当时所谓翻译,都侧重自由的意译,务必要“典雅”,“而不妨变动原文的意义与文字。这种训练也有他的用处,可以使学生时时想到中西文字异同之处,时时想到某一句话应该怎样翻译,才可算“达”与“雅”。我记得我们试译一首英文诗,中有Scarecrow一个字,我们大家想了几天,想不出一个典雅的译法。但是这种功夫,现在回想起来,不算是浪费了的。

我初学做诗,不敢做律诗,因为我不曾学过对对子,觉得那是很难的事。戊申(1908年)以后,我偶然试做一两首五言律诗来送朋友,觉得并不很难,后来我也常常做五七言律诗了。做惯律诗之后,我才明白这种体裁是似难而实易的把戏;不必有内容,不必有情绪,不必有意思,只要会变戏法,会搬运典故,会调音节,会对对子,就可以诌成一首律诗。这种体裁最宜于做没有内容的应酬诗,无论是殿廷上应酬皇帝,或寄宿舍里送别朋友,把头摇几摇,想出了中间两联,凑上一头一尾,就是一首诗了;如果是限韵或和韵的诗,只消从韵脚上去着想,那就更容易了。大概律诗的体裁和步韵的方法所以不能废除,正因为这都是最方便的戏法。我那时读杜甫的五言律诗最多,所以我做的五律颇受他的影响。七言律诗,我觉得没有一首能满意的,所以我做了几首之后就不做了。

现在我把我在那时做的诗抄几首在这里,也算一个时期的纪念:

秋日梦返故居(戊申八月)

秋高风怒号,客子中怀乱。抚枕一太息,悠悠归里闬。入门拜慈母,母方抚孙玩。齐儿见叔来,牙牙似相唤。拜母复入室,诸嫂同炊爨。问答乃未已,举头日已旰。方期长聚首,岂复疑梦幻?年来历世故,遭际多忧患。耿耿苦思家,听人讥斥鷃。(玩字原作弄,是误用方音,前年改玩字。)

军人梦(译Thomas Campbell's A Soldier's Dream)(戊申)

笳声销歇幕云沉,耿耿天河灿列星。战士创痍横满地,倦者酣眠创者逝。枕戈藉草亦蘧然,时见刍人影摇曳。长夜沉沉夜未央,陶然入梦已三次。梦中忽自顾,身已离队伍,秋风拂襟袖,独行殊踽踽。惟见日东出,迎我归乡土。纵横阡陌间,尽是钓游迹,时闻老农刈稻歌,又闻牛羊嗥山脊。归来戚友咸燕集,誓言不复相离别。娇儿数数亲吾额,少妇情深自呜咽。举室争言君已倦,幸得归休免征战。惊回好梦日熹微,梦魂渺渺成虚愿。(刍人原作刍灵,今年改。)

酒醒(己酉)

酒能消万虑,已分醉如泥。烛泪流干后,更声断续时。醒来还苦忆,起坐一沉思。窗外东风峭,星光淡欲垂。

女优陆菊芬演《纺棉花》(己酉)

永夜亲机杼,悠悠念远人。朱弦纤指弄,一曲翠眉颦。满座天涯客,无端旅思新。未应儿女语,争奈不胜春!

秋柳 有序(己酉)

秋日适野,见万木皆有衰意。而柳以弱质,际兹高秋,独能迎风而舞,意态自如。岂老氏所谓能以弱者存耶?感而赋之。

但见萧飕万木摧,尚余垂柳拂人来。

西风莫笑长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

(西风莫笑,原作“凭君漫说”,民国五年改。长条原作“柔条”,十八年改。)

此篇原载《新月》第3卷第10号

第五章 我怎样到外国去

01

戊申(1908年)九月间,中国公学闹出了一次大风潮,结果是大多数学生退学出来,另组织一个中国新公学。这一次风潮为的是一个宪法的问题。

中国公学在最初的时代,纯然是一个共和国家,评议部为最高立法机关,执行部的干事即由公选产生出来。不幸这种共和制度实行了九个月(丙午二月至十一月),就修改了。修改的原因,约有几种:一是因为发起的留日学生逐渐减少,而新招来的学生逐渐加多,已不是当初发起时学生与办事人完全不分界限的情形了;二是因为社会和政府对于这种共和制度都很疑忌;三是因为公学既无校舍,又无基金,有请求官款补助的必要,所以不能不避免外界对于公学内部的疑忌。

为了这种种原因,公学的办事人就在丙午(1906年)年的冬天,请了郑孝胥、张謇、熊希龄等几十人作中国公学的董事,修改章程,于是学生主体的制度,就变成了董事会主体的制度。董事会根据新章程,公举郑孝胥为监督。一年后,郑孝胥辞职,董事会又举夏敬观为监督。这两位都是有名的诗人,他们都不常到学校,所以我们也不大觉得监督制的可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