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四十自述(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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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我的信仰(10)

第四章 在上海(下)

01

中国公学是因为光绪乙巳年(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我国的留日学生认为侮辱中国,其中一部分愤慨回国的人在上海创办的。当风潮最烈的时候,湖南陈天华投海自杀,勉励国人努力救国,一时人心大震动,所以回国的很多。回国之后,大家主张在国内办一个公立的大学。乙巳十二月中,十三省的代表全体会决议,定名为“中国公学”。次年(丙午,1906年)春天在上海新靶子路黄板桥北租屋开学。但这时候反对取缔规则的风潮已渐渐松懈了,许多官费生多回去复学了。上海那时还是一个眼界很小的商埠,看见中国公学里许多剪发洋装的少年人自己办学堂,都认为是奇怪的事。政府官吏疑心他们是革命党,社会叫他们做怪物。所以赞助捐钱的人很少,学堂开门不到一个半月,就陷入了绝境。公学的干事姚弘业先生(湖南益阳人)激于义愤,遂于三月十二日投江自杀,遗书几千字,说,“我之死,为中国公学死也。”遗书发表之后,舆论都对他表敬意,社会受了一大震动,赞助的人稍多,公学才稍稍站得住。

我也是当时读了姚烈士的遗书大受感动的一个小孩子。夏天我去投考,监考的是总教习马君武先生。国文题目是“言志”,我不记得说了一些什么,后来马君武先生告诉我,他看了我的卷子,拿去给谭心休、彭施涤先生传观,都说是为公学得了一个好学生。

我搬进公学之后,见许多同学都是剪了辫子,穿着和服,拖着木屐的;又有一些是内地刚出来的老先生,带着老花眼镜,捧着水烟袋的。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大的多;我是做惯班长的人,到这里才感觉到我是个小孩子。不久,我已感得公学的英文、数学都很浅,我在甲班里很不费气力。那时候,中国教育界的科学程度太浅,中国公学至多不过可比现在的两级中学程度,然而有好几门功课都不能不请日本教员来教。如高等代数、解析几何、博物学,最初都是日本人教授,由懂日语的同学翻译。甲班的同学有朱经农、李琴鹤等,都曾担任翻译。又有几位同学还兼任学校的职员或教员,如但懋辛便是我们的体操教员。当时的同学和我年纪不相上下的,只有周烈忠、李骏、孙粹存、孙竞存等几个人。教员和年长的同学都把我们看作小弟弟,特别爱护我们,鼓励我们。我和这一班年事稍长,阅历较深的师友们往来,受他们的影响最大。我从小本来就没有过小孩子的生活,现在天天和这班年长的人在一块,更觉得自己不是个小孩子了。

中国公学的教职员和同学之中,有不少的革命党人。所以在这里要看东京出版的《民报》,是最方便的。暑假年假中,许多同学把《民报》缝在枕头里带回内地去传阅。还有一些激烈的同学往往强迫有辫子的同学剪去辫子。但我在公学三年多,始终没有人强迫我剪辫,也没有人劝我加入同盟会。直到二十年后,但懋辛先生才告诉我,当时校里的同盟会员曾商量过,大家都认为我将来可以做学问,他们要爱护我,所以不劝我参加革命的事。但在当时,他们有些活动也并不瞒我。有一晚十点钟的时候,我快睡了,但君来找我,说,有个女学生从日本回国,替朋友带了一只手提小皮箱,江海关上要检查,她说没有钥匙,海关上不放行。但君因为我可以说几句英国话,要我到海关上去办交涉。我知道箱子里是危险的违禁品,就跟了他到海关码头,这时候已过十一点钟,谁都不在了。我们只好怏怏回去。第二天,那位女学生也走了,箱子她丢在关上不要了。

我们现在看见上海各学校都用国语讲授,决不能想象二十年前的上海还完全是上海话的世界,各学校全用上海话教书。学生全得学上海话。中国公学是第一个用“普通话”教授的学校。学校里的学生,四川、湖南、河南、广东的人最多,其余各省的人也差不多全有。大家都说“普通话”,教员也用“普通话”。江浙的教员,如宋耀如、王仙华、沈翔云诸先生,在讲堂上也都得勉强说官话。我初入学时,只会说徽州话和上海话;但在学校不久也就会说“普通话”了。我的同学中四川人最多;四川话清楚干净,我最爱学他,所以我说的普通话最近于四川话。二三年后,我到四川客栈(元记、厚记等)去看朋友,四川人只问,“贵府是川东?是川南?”他们都把我看成四川人了。

中国公学创办的时候,同学都是创办人。职员都是同学中举出来的,所以没有职员和学生的界限。当初创办的人都有革命思想,想在这学校里试行一种民主政治的制度。姚弘业烈士遗书中所谓“以大公无我之心,行共和之法”,即是此意。全校的组织分为“执行”与“评议”两部。执行部的职员(教务干事、庶务干事、斋务干事)都是评议部举出来的,有一定的任期,并且对于评议部要负责任。评议部是班长和室长组织成的,有监督和弹劾职员之权。评议部开会时,往往有激烈的辩论,有时直到点名熄灯时方才散会。评议员之中,最出名的是四川人龚从龙,口齿清楚,态度从容,是一个好议长。这种训练是很有益的。我年纪太小,第一年不够当评议员,有时在门外听听他们的辩论,不禁感觉我们在澄衷学堂的自治会真是儿戏。

02

我第一学期住的房间里,有好几位同学都是江西萍乡和湖南醴陵人,他们都是邻县人,说的话我听不大懂。但不到一个月,我们很相熟了。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人了;有一位钱文恢(号古愚)已有胡子,人叫他钱胡子。他告诉我,他们现在组织了一个学会,叫做竞业学会,目的是“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所以定了这个名字。他介绍我进这个会,我答应了。钱君是会长,他带我到会所里去,给我介绍了一些人。会所在校外北四川路厚福里。会中住的人大概多是革命党。有个杨卓林,还有个廖德璠,后来都是因谋革命被杀的。会中办事最热心的人,钱君之外,有谢寅杰和丁洪海两君,他两人维持会务最久。

竞业学会的第一件事业就是创办一个白话的旬报,就叫做《竞业旬报》。他们请了一位傅君健先生(号钝根)来做编辑。旬报的宗旨,傅君说,共有四项:一振兴教育,二提倡民气,三改良社会,四主张自治。其实这都是门面语,骨子里是要鼓吹革命。他们的意思是要“传布于小学校之青年国民”,所以决定用白话文。胡梓方先生(后来的诗人胡诗庐)作《发刊词》,其中有一段说:

今世号通人者,务为艰深之文,陈过高之义,以为士大夫劝,而独不为彼什伯千万倍里巷乡闾之子计,则是智益智,愚益愚,智日少,愚日多也。顾可为治乎哉?

又有一位会员署名“大武”,作文《论学官话的好处》,说:

诸位呀,要救中国,先要联合中国的人心。要联合中国的人心,先要统一中国的言语……但现今中国的语言也不知有多少种,如何叫他们合而为一呢?……除了通用官话,更别无法子了。但是官话的种类也很不少,有南方官话,有北方官话,有北京官话。现在中国全国通行官话,只须摹仿北京官话,自成一种普通国语哩。

这班人都到过日本,又多数是中国公学的学生,所以都感觉“普通国语”的需要。“国语”一个目标,屡见于《竞业旬报》的第一期,可算是提倡最早的了。

《竞业旬报》第一期是丙午年(1906年)九月十一日出版的。同住的钟君看见我常看小说,又能作古文,就劝我为《旬报》作白话文。第一期里有我的一篇通俗《地理学》,署名“期自胜生”。那时候我正读《老子》,爱上了“自胜自强”一句话,所以取了个别号叫“希强”,又自称“期自胜生”。这篇文字是我的第一篇白话文字,所以我抄其中说“地球是圆的”一段在这里做一个纪念:

譬如一个人立在海边,远远地望这来往的船只。那来的船呢,一定是先看见它的桅杆顶,以后方能看见他的风帆,它的船身一定在最后方可看见。那去的船呢,却恰恰与来的相反,它的船身一定先看不见,然后看不见它的风帆,直到后来方才看不见它的桅杆顶。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那地是圆的,所以来的船在那地的低处慢慢行上来,我们看去自然先看见那桅杆顶了。那去的船也是这个道理,不过同这个相反罢了。诸君们如再不相信,可捉一只苍蝇摆在一只苹果上,叫他从下面爬到上面来,可不是先看见他的头然后再看见他的脚么?

这段文字已充分表现出我的文章的长处和短处了。我的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这时候我还不满十五岁。二十五年来,我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

我做了一个月的白话文,胆子大起来了,忽然决心做一部长篇的章回小说。小说的题目叫做《真如岛》,用意是“破除迷信,开通民智”。我拟了四十回的题目,便开始写下去了。第一回就在《旬报》第三期上发表(丙午十月初一日),回目是:

虞善仁疑心致疾

孙绍武正论祛迷

这小说的开场一段是:

话说江西广信府贵溪县城外有一个热闹的市镇叫做神权镇,镇上有一条街叫做福儿街。这街尽头的地方有一所高大的房子。有一天下午的时候,这屋的楼上有二人在那里说话。一个是一位老人,年纪大约五十以外的光景,鬓发已略有些花白了,躺在一张床上,把头靠近床沿,身上盖了一条厚被,面上甚是消瘦,好像是重病的模样。一个是一位十八九岁的后生,生得仪容端正,气概轩昂,坐在床前一只椅子上,听那个老人说话。

我小时候最痛恨道教,所以这部小说的开场白就放在张天师的家乡。但我实在不知道贵溪县的地理风俗,所以不久我就把书中的主人翁孙绍武搬到我们徽州去了。

《竞业旬报》出到第十期,便停办了。我的小说续到第六回,也停止了。直到戊申年(1908年)三月十一日,《旬报》复活,第十一期才出世。但傅君健已不来了,编辑无人负责,我也不大高兴投稿了。到了戊申七月,《旬报》第二十四期以下就归我编辑。从第二十四期到第三十八期,我做了不少的文字,有时候全期的文字,从论说到时闻,差不多都是我做的。《真如岛》也从第二十四期上续作下去,续到第十一回,《旬报》停刊了,我的小说也从此停止了。这时期我改用了“铁儿”的笔名。

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给了我一个绝好的自由发表思想的机会,使我可以把在家乡和在学校得着的一点点知识和见解,整理一番,用明白清楚的文字叙述出来。《旬报》的办事人从来没有干涉我的言论,所以我能充分发挥我的思想,尤其是我对宗教迷信的思想。例如《真如岛》小说第八回里,孙绍武这样讨论“因果”的问题:

这“因果”二字,很难说的。从前有人说,“譬如窗外这一树花儿,枝枝朵朵都是一样,何曾有什么好歹善恶的分别?不多一会,起了一阵狂风,把一树花吹一个‘花落花飞飞满天’,那许多花朵,有的吹上帘栊,落在锦茵之上;有的吹出墙外,落在粪溷之中。这落花的好歹不同,难道说是这几枝花的善恶报应不成?”这话很是,但是我的意思却还不止此。大约这因果二字是有的。有了一个因,必收一个果。譬如吃饭自然会饱,吃酒自然会醉。有了吃饭吃酒两件原因,自然会生出醉饱两个结果来。但是吃饭是饭的作用生出饱来,种瓜是瓜的作用生出新瓜来。其中并没有什么人为之主宰。如果有什么人为主宰,什么上帝哪,菩萨哪,既能罚恶人于既作孽之后,为什么不能禁之于未作孽之前呢?……“天”要是真有这么大的能力,何不把天下的人个个都成了善人呢?……“天”既生了恶人,让他在世间作恶,后来又叫他受许多报应,这可不是书上说的“出尔反尔”么?……总而言之,“天”既不能使人不作恶,便不能罚那恶人。

落花一段引的是范缜的话(看本书第二章),后半是我自己的议论。这是很不迟疑的无神论。这时候我另在《旬报》上发表了一些《无鬼丛话》,第一条就引用司马温公“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烧舂磨,亦无所施”的话,和范缜“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刃”的话(参看第二章)。第二条引苏东坡的诗:“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第三条痛骂《西游记》和《封神榜》,其中有这样的话:

夫士君子处颓敝之世,不能摩顶放踵敝口焦舌以挽滔滔之狂澜,曷若隐遁穷邃,与木石终其身!更安忍随波逐流,阿谀取容于当世,用自私利其身?(本条前面说《封神榜》的作者把书稿送给他的女儿作嫁资,其婿果然因此发财。所以此处有“自私利”的话。)天壤间果有鬼神者,则地狱之设正为此辈!此其人更安有著书资格耶!(《丛话》原是用文言作的。)

这是戊申(1908年)年八月发表的。谁也梦想不到说这话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后(1923年)居然很热心地替《西游记》作两万字的考证!如果他有好材料,也许他将来还替《封神榜》作考证哩!

在《无鬼丛话》的第三条里,我还接着说:

《王制》有之:“托于鬼神时日卜筮以乱众者,诛。”吾独怪夫数千年来之掌治权者,之以济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黑暗之世界!嗟夫,吾昔谓“数千年来仅得许多脓包皇帝,混帐圣贤”,吾岂好詈人哉?吾其好詈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