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中国历史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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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8)

其次又要研究中央政权如何变迁。某时代是贵族专制的政体,某时代是君主专制的政体?某时代对于中央政府如何组织?各种政权如何分配?中央重要行政有多少类,每类有如何的发展?这种中央的政治组织和中央权力的所在,须分类研究其变迁,详述其真相,如司法、财政、外交、民政等。这是政治专史的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是讲政权的运用。上文讲的是政治组织上的形式;其实无论何时,和实际运用都不能相同。譬如中华民国约法,现在似乎仍旧有效。但具文的约法和实际的政治,表面和骨子,相差不知几千万里。若从《政府公报》看,中央政府似乎很强有力,吴佩孚、张作霖亦得禀命中央,如打破了南口,许多威字将军,都是由吴、张上呈文,由内阁发表。事实上,骨子里何尝如此?一切大权都不在内阁,吴、张上呈文亦等于一纸命令。这不但我国此时如此,无论何时何国,实际上的政治和制度上的政治都不能相同。不过不同的距离,各有远近就是。譬如英国国会,组织既很完善,威力既很伟大,又号称代表全国民意,可谓宪政的模范;但实际上只由少数资本家把持,用以垄断全国利权,何尝能代表多数民意?表面上,政府的法令都经国会通过,很合宪法;资本家却借国会以取权利,这是宪法所不能禁止的。意大利的棒喝团,俄罗斯的苏维埃,也是如此。表面上的组织是一回事,运用起来又是一回事。所以研究政治史的人,一面讲政治的组织,表面上形式如此如彼,一面尤其要注意骨子里政治的活用和具文的组织发生了多大的距离。譬如汉朝中央政治,依原定组织,天子之下,丞相行政,御史执法,太尉掌兵,全国大政,都出自三公。但自武帝以后,大政的权柄渐渐移到尚书省,尚书省在法律上是没有根据的,里面都是皇帝私人。后来的三公,非录尚书事,不能参与政治。事实竟变成无形的法定制度。后来汉朝的政权不惟在尚书省,外戚宦官都非常的把持,也是自然的结果。宦官运用政治,法律上尤其没有根据,然无人能阻其不握政权。还有,大学生、学会,有时也能左右政治,但在法律上亦看不见。所以某时代政治的运用变到某部分人手上,其变迁之状况何如,事实何如,都得详细研究。关于这类,近来政党的发生,亦可附入。这是政治专史的第三部分。

研究政治史根据此分类标准,分了又分,务求清楚。我打算编一个目录使得做政治史的人有个标准;至于详细的做法,现在不能讲了。

第三章 经济专史及其做法

经济事项,譬如人生的血液。我们做经济专史,要以因人类经济行为的发生次第,来做分类的标准。人类为什么有经济行为?因为有消费。人类起于消费,因消费而须生产。生产的种别不同,所以又须交易。生产的结果,须分给多少部分的人,所以分配的问题又起。愈到近代,在经济行为上,分配愈占重要地位。古代最初的人类行为,分配问题,却不大发生。所以做起历史来,要讲清前三部分,才可讲分配。中国经济史,最重要的是消费和生产,其次是交易,最末才是分配。现在依此次序讲。

消费方面可分食、衣、住三项。要做一个民族的经济史,看他自开化以来的食、住如何变迁,最为重要。但做历史再没有比这个困难的。因为资料极其缺乏。

食的方面:到底我们这个民族普通食品是甚么东西?某种从外来?某种生产于某处?哪一种占重要地位?某时代某种占重要地位?一个民族几千年的食饭问题实在要紧,但研究起来也实在困难。因为历史的资料不外纸片上的记载和残留的实物,残留的实物多由地下发现,食品却不能保存;纸片上的资料固然不可看轻,但无论何国的历史,都是政治的资料多,社会经济的资料少;尤其是中国。这个难题,我私度没有多大把握。因为纸片上的资料很少,实物根本没有,又不能靠采掘。但是虽然困难,亦不能不想方法。我想不单是食,凡关于经济事项,若研究其历史,不和政治史、文化史脱离而另取一方向。做文化史、政治史,多由古及今;做经济史,当由今及古。近代一二百年的经济变迁,用心访问,还能整理成一个系统。将现代所见,和近代衔接。再一样一样的追寻根源,追到何时就讲到何时。即如食米面,大概言之,北方多食面,南方多食米,倒追上去,还可以看着这种痕迹,还可知北方何时始食面。南方何时始食米。关于经济项下,此原则不能不采用,即“跟现存的追上去”。食的问题,诸食品中,何者原有,何者后入,乃至植物的栽培,动物的豢养,都可以从现在起,倒数上去。此法虽不能用得圆满结果,但非绝无路走。其中有些可以特别研究的,如米的应用及保存分配的方法。应用方面,古代不单拿来食,而且用作货币。读《管子》,可知米是金融中很重要的物品。什么时候完全是金融的要素?什么时候完全把交易媒介的性质除去?研究起来,倒很有趣味。还有,禁米出口的政策,现在还有讨论的余地。关于米的支配,几千年来,不同旁的一样,旁的可以自由交易,米是民食所寄,政府、地方、社会,对于米都有特别的制裁,支配管理,都有殊异的方法。这也很有趣。所以食品史应有专篇,讲几千年来管理支配的方法如何?这倒不难,可从纸片上得资料。从现在看起,追寻上去,看二千年来何如。又如盐,也是消费要素之一,在中国史上的资料比较的很充足。自汉唐以来,盐在财政上占极主要的地位。再溯上去,《管子》是战国的书,已说春秋战国时已有特别管理和支配盐的方法。所以做中国吃饭史,全部做的如何,很难讲;但很应该做,而且最少有若干问题有相当的资料,可以做得好。倘使研究一项,打开了一条活路;别项也得用同样的方法,追寻上去。

衣的方面:或者做起史来较容易些,因为保存下来的东西比较的多。如在日本考中国的服饰可以追到唐朝,有名的博物院中还有唐朝以下的实物。这因实物保存,所以比较的容易研究,但衣的方面,特别的问题很多,最须分类研究。如丝是中国可以自豪的,发明最早。但到什么时候才有?最近李济之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半个蚕茧,假使地层的部位不错,那么,中国在石器时代已有丝了。其次如麻,也是中国的特产,须特别研究。又其次如棉花,自唐以后,输入中国,证据很多。但到底是从南洋来抑从西域来?各说都有根据,我们如何取决?棉布又起自何时?是自己发明的还是从外国输入的?假使是输入的。又从何国输入?这个专题可得有趣的发明。还有,中国未有棉花以前是用什么东西?近代的麻和古代的麻同类否?有多少种?从有丝到织呢绒绸缎,是自己发明的不是?问题真多,资料也不是没有,只等我们去研究。

住的方面:宫室建筑,拿现代所有做基本,推上去,也很可以。不过中国每经丧乱,毁灭无余。近如圆明园给英法联军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只剩了一个景福门和照壁围墙,最近几个月,也给军阀拆去了。自古至今,多少伟大的建筑,给那般暴徒毁去,以致今日研究起来,实在困难。只求纸片上的记载,又很难得圆满的结果。但除了力求古迹以外,纸片也不是绝对没有贡献。其中的特别问题也很多,如衣食事项一样。如城郭,许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最少也是亚洲民族特有的,而且是中国人所发明。《史记·匈奴传》《汉书·西域传》,以城郭的有无为开化半开化民族的符号。中国所谓城郭和欧洲中世所讲堡垒不同。堡垒似碉楼,是少数君主、贵族,专保自己财产用的。城郭不专为一人,不专为统治者的安全,而为保护一般人民的利益而设。大概古代人民,春秋散在田野;冬日把所有的收获品聚在一处,初为墙,后为城郭,以防御外来的强盗和外族的掠夺。这种城郭的发明,从何时起?殷墟文字里有多少城郭?殷朝西周何如?春秋时代见于记载的很多,可见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后来竟变成文明人的标志。假如我们证实了城郭是中国民族的特别发明,可以迫寻到古代,看某时某地有古城痕迹或记载,就可知中国文化此时已到此地。最古,长城以外,没有城郭,西域各国,或有或没有。由此可见中国民族势力的消长。研究起来,虽很困难,但并不是没有路子,虽不能全部研究,但抽出若干种,比较的资料易得的,可以得许多成绩。此外的特别问题也不止一种,不能多讲。

食、衣、住三者的史料,除了记载和实物以外,还有特别史料,是我们所能得,外人所不能得的。中国文字,象形、指事、会意诸种,研究起来,有许多可以发见有史以前的生活状态,其中乃至心理的状态也可以看出一部分。如内字表示穴居,以人入洞,和以人入门的闪字不同。如宫字表示两进的房子,到现在还适用,到欧洲可不适用的。如家字表示以物覆豕,是家的所在,可知古人由渔猎时代变成畜牧时代的时候,以豕为食物而始有固定的家。又如吉凶的凶字,表示设陷阱以捉野兽,野兽落到里面的样子。原来只有这种意义,后来才用为不利的意义。像这类在古文字上研究以求古代人类衣食住的状况,常有许多意外的收获。这种收获品是记载上实物上所没有而文字中有的。假如小学家有社会学的根底,很可以得奇异的发明。所以衣、食、住的专史,诚然难做,但不是绝对不可做,机会正多的很。

进一步到生产方面:生产的种类,分别为渔猎、畜牧、农耕、矿业、家庭手工业和现代工业,每一种须一专史,中间看那一种最发达,历史也跟着详细一点。

中国农业最发达而最长久,资料也很多,非给他做一部好历史不可。农业、农器、农产物的历史,都应该做。最主要的,尤其是田制。一直到现在,仍是最主要的问题。几千年来的政治家很用心去规定这种制度,许多学者也有很周密精详的主张,或已实行,或未试办。我们研究田制的变迁,有许多资料可供使用;只有肯去找,详审的选择叙述,可以得很有价值的历史。这不单是考古而已,或者有些学者或政治家所建议而未实行的制度,我们把他全录或摘抄下来,可以供现代的资鉴,而愈可以成为有价值的著作。

渔猎、畜牧最初的社会已经有了,一直到现在,还是很重要的生产事业。矿业,到周代也已发明已利用,到今日,变成多种生产事业的发动力;假使没有矿业,多种生产事业都得停顿。所以我们做史,应该分别,一部一部的,各自著成一书。

家庭手工业在机械工业未输入以前的状况如何?原来的机械工业在新式的机械工业未输入以前的状况如何?自机械工业输入中国以后到现在有如何的发展,有无新的发明?这种资料,东鳞西爪的,研究时要很费精神去寻找。

此外和生产事业极有关系的有三种:就是水利、交通、商业,不能不做专史。

历代以来,中国人对于消极的防水患,积极的兴水利,都极注意。如《资治通鉴》,每朝末叶,水患特别的多,前人以为天灾流行,其实则毫不足怪。新兴之朝,所以没有水患,只因当时上下对于修堤浚河的工作很用财力,人工可以征服自然。如清代河道总督,号称肥缺,有很充足的公款可供中饱;但若发现有舞弊情形或一遇河堤决口,马上就要拿去砍头,所以无论怎样贪婪的河道总督总得用心修理河道,所以清代水患比较的少。到了民国,一切的收入都跑进兵队和兵工厂和军阀的姨太太身上了,谁来理这闲事?所以不讲别的,就是永定河就每年总有好几次发生危险。关于这类水利问题,历代工作的情形怎样,都得做成专史。

交通在现在以铁路、河海航线、电线最重要,汽车道也有人注意。这些事业,几时才输入中国?近来发达的情形如何?都是应该入史的。还有,古代没有这些东西,却有驿道驿使做中央统制地方的利器,所以对于驿的制度很完善。驿道的路线,历代不同,逐代加增,研究的结果还可勉强画出地图来。驿道的管理法,驿使的多少,也得研究清楚。这类资料,倒也不少。我们可以从上古初辟草莱起,渐有舟车,渐有驿道,运河、海运、铁道、航线、电线、汽车道,乃至飞机、无线电、电话,都一一做成历史,分之各为专篇,合之连成交通专史。

商业自春秋战国以后日见发达,以前也并非没有。我们须研究人类最初交易的情形如何?何以由物与物互易而变成物与币互易?春秋战国对外的贸易何如?历代对于商人的待遇何如?汉、唐对于边界互市的状况如何?一直到现在与全球通商的经济战争情况如何?其中如货币的变迁尤其要特别的研究。关于货币的理论,如每值币制紊乱,讲求修正改革的奏疏之类,价值很高,是要收入货币史的。或者包括各种事实成一部商业史,或者分别作各种专史,都无不可。

上面交通和商业二种都属于交易方面,就是经济事项的第三种。再进一步,就要说到分配了(名达按:当日因时间来不及,未讲分配)。

关于经济专史的分类,似乎不太科学的;不过稍微举个例大概的讲一讲。近人关于货币、田制的著述,倒有一点,但都还得补正。此外各史,许多人未曾做,或认为不好做的,也未尝不可以设法研究。这在我们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