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婆婆家里有老伴儿和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已经出嫁，她跟大儿子住在一起，老伴儿跟小儿子住在一起。大部分土地被征用，剩下的少部分土地租给别人规模种植，每年每人可以得到300来元租金。征地时，全家得到了人均5万多元赔偿，按优惠价买了四套住房，自己住了三套，一套出租。现在大儿子在小区当保安，大儿媳在帮别人卖鱼，小儿媳在做皮鞋，工资都是每月1000多元。“工资最高的是老大的女儿，每月两千多。幺儿没工作，不是找不到工作，是他手里有点钱……”说到幺儿时，赖婆婆似乎流露出了一丝不满。
推行城乡一体化后，赖婆婆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老公和她都有养老金，每月都能拿到700多元；看病有社保卡，和城里人完全一样。有人告诉她，最近养老金的标准涨了，但她说：“我还没去取过——手里有钱用，就懒得月月都跑去取，每年取个一两回就行了，每个月都去取太麻烦了！”
赖婆婆的一家人是和睦的，“大儿媳妇过来25年了，我们没闹过架。她和老大耍朋友时还不到16岁，耍了5年才结婚。她从小就在我家，和我很亲，和她自己的父母反倒不亲了。幺儿媳妇也过来十八九年了，对我也很好。我从来不骂媳妇，也不斤斤计较，该做啥就做啥，一碗水端平，不偏不向，两个孙女都是我带大的……”
说到全家人的和谐，赖婆婆显然充满了自豪，她的笑容十分灿烂。
“你们家愿意拆迁吗？”
“当然愿意了！刚一动员我们老大就签了字。搬到小区里多安逸啊！”
最后赖婆婆盛情邀请我到她的家里去看看。她的家收拾得很干净，装修时房间吊了顶。客厅里有沙发和液晶电视，卧室里也有电视。崭新的衣柜和橱柜，漂亮的窗帘，墙上挂着自家手工做出的绣品，电脑、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样样齐全。按赖婆婆的说法是：“我家进入小康社会了！”
◆如今再也不是“养儿防老”
郫县的新民场镇是近年来在城乡统筹中出现的“四川省花木之乡”，获得了“西部花乡”的美名。这里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鲜栽盆花生产基地，占了四川省市场份额的20%，即使“花季”已过，新民场镇仍然是花的海洋——大片大片火红的一串红、婀娜的金丝菊、粉红的秋海棠、金黄的金盏花仍然争妍斗艳，而黄绿两色的金叶女贞和红绿两色的红叶石楠像在绿色的大地上落下了两条长长的、望不到尽头的彩虹……早晨，晨曦微露、小鸟应和中，静谧的花乡苏醒了，花农们已经在下地劳动；傍晚，微风飘拂中，星星已经在眨着眼睛，但来装花的大卡车仍然停留在路边，花农们正忙着把一盆盆鲜花运到城里，也把他们对美的追求带到了繁华而喧闹的都市。
长期以来，远离通都大邑、僻处一隅的新民场本是一个极平常的小镇，一个传统的农业小乡场，一个被四川人称作“幺店子”（场镇间的路边小铺）的地方。几百米长的小街，只有唯一的一座三层小楼，一支烟的工夫就可以从场头走到场尾。而更早以前，这里本没有街道，只有一条水沟，紧靠着来自都江堰的徐堰河缓缓地流淌，后来人们填平了这条水沟，并且在上面走出了一条路，形成了街道。
但是，这个小乡场不但是成都市的水源涵养地，生态地位十分重要，而且在历史上大有来头。早在元代，这里就已经出现了一个乡场，名叫“游马场”。游马场被大火烧毁后迁到徐堰河边重建，被称作“新场”。后来又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后，才有了今天的新民场镇。1911年四川的保路运动是伟大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是中国人民推翻封建王朝的起点，而新场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2002年以前，整个新民场镇的税收只有198万元。但自从成都搞起了城乡统筹，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招商引资后，一批全国有名的花卉种植和园林绿化企业便纷纷到新民场镇安营扎寨，新民场镇也逐渐热闹起来，富裕起来。2009年的税收已经增加到两千多万元，较7年前增长了10倍以上，农民的生活质量也有了质的飞跃。而随着农村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农民在思想意识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初夏时节，大路旁边新民场镇云凌村的村民江从军刚卖出了一批鲜栽盆花后，便推着一辆独轮车忙着“稀盆”——把前些日子挤得太密的鲜栽盆花搬得稀疏一些，以便让它们能多晒一点太阳，多吸收一点雨露。妻子和他一样，也蹲在盆花面前忙碌着。
30多岁的江从军忠厚老实，很健谈，我站在红红绿绿的盆花间和他聊了起来。他一面干活一面告诉我，自己一共租了7.8亩地，种植了20多个品种的
花卉，夏天来了，种的主要是一串红、金丝菊、万寿菊之类。“一亩地能有多少净收入呢？”“能收入1万多元。”江从军回答得直率而实在，不像许多人一谈到自
己的收入便总是吞吞吐吐，说出的全是“模糊数据”，让人听了一头雾水。
江从军还说，他自己的地离路边远一些，已经租给一个花卉企业了，租金是每年每亩地500公斤大米；现在他种植的是租赁的别人的土地，每年每亩地的租金也是500公斤大米。他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种植和经营鲜栽盆花，到现在已经5年多，家里有房有车，已经建了200多平方米的楼房，根据自己的选择，是统规自建的。农忙时，他和妻子两人做不过来，便雇了6个工人，都是当地的农民，最初一天的工资是10至12元，现在已经增加到28至30元了。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或进了企业，他雇的都是年纪比较大、留在家里的妇女或老人，“老人们也想挣点零花钱，帮助锄锄草，移栽一下花苗，这些活不累，年纪大的也干得下来。”江从军解释说。
话题一转，谈到了他家里的情况，江从军说他家只有3个人，自己、妻子和14岁的女儿。说到女儿，他便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女儿是半个聋哑人，在聋哑特殊学校读书，这是我终身的遗憾！”我沉吟了一下劝慰道：“按国家的政策，你还可以再生一个哩……”江从军又摇了摇头，“虽说这是我终身最大的遗憾，但我也不打算再要了。过去是‘养儿防老’，可如今老了国家有养老政策，还要那么多娃娃干啥呢？现在农民的观念已经改变了，超生的很少。我们医保已经买了，自己出一部分，政府补助一部分；养老保险我还没买，我们还年轻，过几年再买吧！”
说到这里，他黝黑的脸上又露出了微笑，“女儿乖，听话，是个好娃娃。她喜欢理发，想学理发，我也同意……女儿会跳舞，前些日子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残疾人艺术表演，去北京演出，来回都是坐飞机，全省只挑了12个娃娃，她被挑上了……”
江从军的脸上满是父亲的自豪和喜悦，妻子在远处招手叫他过去帮忙，他连忙推起满装着鲜花的独轮车向妻子奔去了……
关于养老保险，江从军似乎还忽略了一个重要政策：自2008年以后，成都市和所属各区县市两级财政每年拿出了26亿元设立耕地保护基金，补贴标准为基本农田每年每亩400元，一般耕地每年每亩300元，扣除10%的土地流转担保金和农业保险后，打到农民“耕保卡”上的金额分别为360元和270元。耕保基金的设立，一方面是为了鼓励和引导农民切实保护耕地，另一方面则是对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一种创新，变“养儿防老”为“保地养老”。具体做法就是耕保基金和养老保险直接挂钩——把耕地保护的收入直接划入农民的养老保险卡上。据测算，一个三口之家的农户，一年所得的耕地保护补贴，一般可以缴纳两个人的养老保险。
因此，按照这个政策，江从军实际上已经在购买养老保险了。
成都的老人的确是幸福的、有尊严的。中国儒家大同世界的标准是“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在推行城乡一体化中，成都市正在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采访札记
成都的统筹城乡实验，不是仅仅在某一个方面、某一个时期推进，而是系统的综合配套改革，公共服务方面的变革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平等，长久以来严重制约了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影响社会公正与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成都站在“以人为本”的高度，从民生需要最迫切的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领域入手，系统配套地推进了一系列体制机制变革。
围绕解决“人往哪里去”和“保障全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实现社会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均等化，成都市积极推进了人事人才、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改革，向“城乡充分就业和全民社保”加速迈进。
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也许是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中最艰难的环节，“病有所医，老有所养”长期以来对农村人一直是个难以实现的梦想，农村一直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盲区”，如今成都市已经成功地突破了这个“盲区”。
在2003年推进统筹城乡以前，成都的几百万农民既没有社会养老保险，也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险；自2003年以后，全市便逐步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养老保险；2008年，成都市进一步颁布实施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实现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统一，待遇一致；2010年又颁布实施了《成都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试行办法》，建立了城乡一体的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与此同时，把农村劳动者纳入了城乡一体的就业服务体系，并且建立起了覆盖城乡困难群体的就业援助体系，农村的失地无业人员也可以领取《就业失业登记证》，并享受社保补贴、创业补贴等就业援助政策。
2008年，成都市在全国率先建立了耕保基金，并让耕保基金和农民购买养老保险直接挂钩。
自2011年元月起，成都全市年满60周岁以上的城乡老年低保对象，可以免费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并按月享受55元的基础养老金。
截至2011年3月底，成都全市参加城乡基本养老保险的已有611.9万人，被征地农民全部参加了社会保险。
2009年，市财政实施了全额资助城乡低保对象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在享受城乡医保的同时，低保对象和低保边缘困难群众，还可享受门诊救助、住院救助和临时医疗救助。通过8年多的探索，成都在医疗救助方面已经建立了“五道防线”，包括资助参加社保、门诊救助、住院救助、临时救助、补充医疗救助，实施了小病有预防、大病有救助、临时有帮扶、特困有补充和“一站式”结算服务。而且对困难群众的医疗救助不分病种、不设门槛、城乡一体，走在了全国前列。
为促进新型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成都市已出台了《城乡医疗保险门诊统筹暂行办法》和《成都市大病医疗互助补充保险办法》，自2010年4月1日起，将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整体纳入覆盖范围，全市医疗保险的普惠制度基本形成。
截至2011年3月底，成都全市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已达1225.7万人，参保率突破97%，城乡居民每人每年住院医疗费最高报销额度在50万元以上。仅2010年一年，城市医疗救助便支出了3017.66万元，而农村医疗救助更支出了6448.61万元。
邛崃市桑园镇太山村的王循林是个低保对象，2010年因患股骨头坏死住院，花了医疗费32062元，医疗保险给他报销了14487元，他又申请到了救助金12302元，再加上民政部门给予了补充救助136元，实际上他自己仅花了5137元。
蒲江县西来镇白马村的罗秀蓉2010年3月查出患了子宫癌，在四川省肿瘤医院住院半年多，接受各种治疗后共用去医疗费14.85万元，医疗保险报销了6.23万元。民政部门按低保边缘人群的标准，给予了3.77万元救助，罗秀蓉自己只花了4万多元。领到救助金后，罗秀蓉含着眼泪说：“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我现在有了生活的信心，我要继续治疗，好好地生活下去！”
在川西坝子上，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多，不胜枚举了。
除了养老和医疗外，农民集中居住后，安居的问题解决了，而就业的问题又摆在了面前。为此，成都市各区县都积极推出了重点产业项目建设和各种免费的职业劳动技能培训，并形成第一、第三产业互动，有效地促进了农业人口向第三产业转移。
2006年，成都市在全国率先提出，用3年时间实现城乡比较充分就业的目标；2009年10月又提出，再通过3年的努力，到2012年底在全国率先实现城乡充分就业。
为促进就业，成都市在2008年以前，便建立了就业普惠、就业扶持和就业援助三大制度以及城乡一体积极就业政策等六大体系。2009年以后，为创建“城乡充分就业城市”，更构建起了“大就业”和“大创业”的新格局；健全了失业保险基金促进就业机制；建立了特殊情况紧急救援机制；统一了城乡就业失业登记管理服务和就业援助制度。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11年，成都市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
2.5%左右，农民集中居住区的就业率达98%，结构已经由“一二三”调整为“三二一”，这都是了不起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