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春色:改变农民命运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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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万紫千红农家乐(2)

宗作林通过海选名正言顺地成了支部书记,大家鼓掌欢迎他讲话,他涨红了脸豪爽地笑着大声说:“第一,我感谢大家的信任;第二,我要一步一个脚印地服好务,办好事、办实事,让大家多卖点花,多搞点钱。现在,我有个小小的要求——在座的党员70%我不认识,今天会后想请大家喝杯小酒,摆摆龙门阵,希望大家给我扎起,让我把工作做好!”

听了这话后,党员们笑了,原农科村的几个老党员便高声回应道:“酒不喝了,你一人发一二十元钱吧,我们回去喝!”

听了这句话,宗作林便回头请示主持选举的书记,书记笑着一面走出会场一面摇着手说:“这事我不管,我不管……”

于是宗作林便从衣袋里掏出了几千元钱,请村主任给每个参加会议的党员发50元,请每个党小组长负责发放并让党员们签上字。用这种“非正规”的方式,他终于弄清楚了全村党员的名字。

选出了支部书记后,镇上仍然任命原先的两位副书记担任副书记,并且让宗作林为他们准备办公室。这个决定让性格执拗的宗作林认为很不妥,他对镇领导们说:“这是你们任命的,我不认,也不会准备办公室,我要另外选一个助手!本来我应该听党委的话,但你们的安排不恰当!他们过去都是这两个村的书记,现在却都变成了副手,心里会怎么想?领导班子会不会产生矛盾?我会天天处理各种矛盾,工作怎么推动?”

后来,宗作林又和两位副书记诚恳地进行了沟通,两人也认同他的想法,终于没有来上任。

宗作林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自他担任支部书记后,借城乡统筹发展的春风,村民的收入一直节节上升,2005至2008年,在年终考核中,年年都是全县第一。2008年,农科村被农业部确定为“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负责对我国西南片区的农村实用人才进行培训。2009年共办了4个班,每班100人参加;到2010年6月又已经办了3个班,每班仍是100人参加。农业部的官员和许多专家都曾在培训班上讲课,宗作林讲课的题目是“艰苦创业,发展农村经济”。

农科村旅游的主体是农家乐旅游,这种旅游形式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在当地萌芽。当时由于宗作林所培育的苗木品质特别好,便引起了一些客商的注意,他本人也被温江农校聘为技术顾问,温江农校承接的苗木订单许多都从农科村采购,于是农科村便常常要接待来自省内外的客户。作为互惠条件,当时村民们便免费为客商们提供食宿、代办出入境检疫证件、联系火车皮和解决短途运输等。这种方式很受客商们的欢迎,也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如今宗作林认为,这种为苗木客商提供餐饮住宿服务的方式,便是农家乐的雏形。

1987年以后,郫县农科村等地花木生意日益扩大,客商越来越多,县党委、县政府敏锐地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商机,于是1990年便出台了一项政策,以10至20户花木大户为基础,把单纯的接待花木客商转变成旅游接待,将免费接待变为收费接待,目的是在农村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但是出人意料之外,这个新的设想一出台就遭到了许多花木大户的反对。原因是,这些大户认为自己已经财大气粗当老板了,哪能降低身份去搞接待、搞餐饮侍候人?经过政府反复动员,反复宣传,最后农科村只有宗作林和徐家、何家3家大户愿意试一试。这3家大户利用自家花木、盆景的优势,借钱买来了厨具、桌椅、卡拉OK,改造了环境,目的是吸引城市市民前来吃农家饭、观农家景、住农家屋、购农家物。政府特意给了许多优惠政策帮助他们发展,包括第一年免除所有的餐饮税赋、有关的工商注册等手续全部由政府上门服务等,但是开张后最初客人并不多,前来消费的人很少。当时宗作林已是镇人大代表,老板们便向他反映,希望他能呼吁呼吁,于是宗作林便去找镇领导,镇领导无法解决,他又找到了县委书记和县长,并且直率地对县领导们说:“搞农家乐是你们号召的,现在有困难了,总得想法帮大家解决嘛!”

怎样帮助这些刚刚出现的农家乐呢?

1996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锦涛对农家乐特别进行了考察,引起了四川省、成都市和郫县各级领导的进一步重视,通过媒体的报道,农家乐出现了火爆的场面,连许多外省的专家、干部都纷纷前来进行考察。在这个背景下,郫县县委便特别召开了常委会研究农家乐的发展问题,紧接着县委、县政府又正式出台了相关文件,从各方面对农家乐的发展进行了扶持。

县党委、县政府不遗余力的扶持,终于让农家乐这个新生事物从萌芽逐渐壮大起来。到20世纪90年代末,农科村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上百家,2000年后更发展到200来家。

农家乐创造出了第一、第三产业就地融合,花木苗木生产交易与农村旅游相辅相成、有机融合的新模式。农科村还自觉地对农家乐注入了文化内涵,巧妙地把川西民俗元素融入其中。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观赏性的提高和休闲品味的提升,农科村的农家乐集花木销售、生态观光、休闲度假、民俗风情于一体,传统的农耕文化与现代文明巧妙地融合,唤醒了许多城里人的梦想,满足了他们回归大自然的愿望。特别是一年一度的海棠节,贴梗海棠烂漫似火,垂丝海棠和西府海棠千娇百媚,漫步在鲜花丛中感觉着春天的美丽和勃勃生机,品尝着川西“九斗碗”“千人坝坝宴”,欣赏着“十八村姑推豆花”以及“舞百米长龙”、骑牛、骑马、推鸡公车、丢沙包、田园捉鸡等川西民俗活动,真让许多城里人流连忘返,每逢节假日,各农家乐总是爆满。

2000年以后,农科村的旅游业在县领导的推动下,逐渐进入了规范化发展阶段,县有关部门制定了《农家乐星级评定标准》,在全国率先推行了农家乐星级评定;县、镇政府聘请专业规划设计单位对农科村进行了总体规划。2003年成都市推行城乡一体化发展以来,郫县一方面通过公推直选的方式,充分发扬基层民主,把能带领农民致富的能人包括宗作林等选进了领导班子;另一方面大力加强了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让花木掩映的农科村成为一个道路宽阔、供水供气、有完善排污设备的美丽村庄。为了让农科村的外貌更美,镇政府和农家乐的经营户还按7∶3的比例,共同出资1000万元进行了“风貌整治”。

近年来,川西坝子各区(市)县的农家乐都有很大发展,特别是2006年三圣乡的“五朵金花”迅速崛起,成为业界新的标杆,以后一些地方更出现了一批“星级农家乐”,有的农家乐已经实现了升级换代,成为现代化的“乡村酒店”。面对这种形势,宗作林和农科村的农家乐老板们已经感到了很大的压力,正如宗作林所说:“我们这里是培训基地,全国各地都搞起了农家乐,我们就有危机了。农科村的农家乐必须升级换代上档次,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搞出新的特色。我们可以通过招商入股等各种方式吸引社会资金,把农家乐的品牌做大做强,再一次闯出一条农村产业发展的新道路!”

2011年初,农科村正式对外宣布,将进一步提炼并注入川西民俗元素,按照《农家乐旅游服务规范》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深入挖掘郫县积淀深厚的古蜀文化、川西民俗文化和农耕文化资源,建设“民俗文化村”和以田园深度体验为主导的第三代农家乐,创造出一个人们梦想中的“生态家园”。2011年春节前,宗作林正式向游客们发出盛情邀请,邀请人们到农科村过一个地道的“民俗中国年”。春节大假7天内,仅农科村的游客便达到了4万余人次。

民俗中国年活动既有传统韵味,又有现代气息,构成了新的人文景观。作为闻名全国的农家乐旅游发源地、盆景之乡和扬雄故里,农科村传统的古蜀文化、川西民俗文化,正在成为成都市建设现代田园城市中新的靓丽风景。

◆中国农家乐第一家

除了宗作林被称作农科村农家旅游带头人,郫县农科村还有一个大名鼎鼎、被称作“中国农家乐第一家”的地方,这就是“徐家大院”。

在农科村的一丛丛绿树红花中,鳞次栉比地密布着一家家农家乐,徐家大院是其中之一,在这个农家乐门前的山石上,赫然有一行大字:“中国农家乐第一家”,大院中套着一座座小院,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既有川西特色的农家平房,又有美丽的仿古小楼,园内还专门建设了全国唯一的“中国农家乐史料馆”。

创办这家农家乐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就和宗作林一起偷偷种植苗木的徐文康。

徐文康现在已经年过八旬,但精神矍铄,记忆力也很好,每天仍然在侍弄花草。他曾在成都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刚教了半年书成都就解放了,以后便被安排在阿坝税务局工作。但在搞“新三反”的时期,被诬告贪污,又因为据理力争“态度不好”,再加上上学时糊里糊涂地参加过“三青团”,就被关了起来,关了一段时间后被下放回乡务农,多次申诉也没有回音,直到打倒“四人帮”后才平了反。

公社化时期,乡里办起了一处花果园,以后又在一队搞农业实验,和宗作林一样,他也是在农科站技术人员帮助下,学了一些种植花卉和果树的技术。曾上过师范学校的他,是农村中的知识分子,曾自学了浙江农大有关果树园林方面的教材。在一张废报纸上,他偶然地看到了有关世界各国绿化比例的介绍,直到现在他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中国的绿化比例仅为全球倒数第三!

这个报道刺痛了徐文康,让他对发展果树园林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决心。

“文化大革命”时,观赏花卉苗木被斥为“封资修”的余毒,他曾因偷偷兜售自己种植的万年青苗被大队干部斥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准备开会批判“割资本主义尾巴”,徐文康心里十分不服,以至通知参加批判会时竟没有出席,会虽然没有开成,但搞得他以后再也不敢种植万年青和别的苗木了。

打倒“四人帮”以后,公园和学校重新考虑如何美化环境,开始逐步恢复“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的风景,有人下乡来购买苗木了,于是徐文康又恢复了对花卉苗木的种植,种了女贞、南天竺、万年青等。1983年徐家已经成为郫县的万元户,被县上奖励了一辆永久牌加重自行车的购买指标。“那时,这是计划指标,只有乡镇干部才有,真是光荣得很!”徐文康的儿子徐纪元曾这样说。

种植苗木赚钱后,到1986年,徐家已经有了1.6万元存款。有了钱,首先想到的便是修房子,颇具审美眼光的徐文康便和儿子们一起按川西民居的风格,修了一座优雅大方、青瓦白墙的四合院,院内又种植了许许多多花草,并培育了大量盆景,进行了绿化和美化,使之成为一个佳树环绕、花草葳蕤的美丽庭园。

乡亲们在他和宗作林等人的带动下也纷纷效法,家家种起了花草苗木,培育起了盆景,于是全村逐渐变成了“鲜花盛开的村庄,没有围墙的公园”。

徐家大院美丽的新居,以改革开放后崭新的农村形象,吸引着许多人的眼球,也引起了郫县、成都市乃至四川省许多专家、领导和媒体的注意,于是自1987年以后便常有人前来参观、考察、采访。当时从县城到农科村的道路很糟,基本上是条坑坑洼洼的土路,汽车开得很慢,早晨上班时出发,参观、考察后往往便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徐文康和儿子们便以四川人特有的好客、热情,诚恳地挽留客人们吃一餐便饭,推点豆花、煮点腊肉、炖只鸡,最后还不好意思收钱。

“当时我们没得经营意识,即使干部们硬要塞钱给我们,也是坚决不收的。”徐文康回忆说。

1988年郫县搞望丛赛歌会,来了不少外国人。领导点名由徐家大院接待,确定了桌数和菜品后,还支付了买菜买肉的钱。这一天,外国客人吃得都很高兴。以后,接待量不断增大,徐家无法再“免费招待”,慢慢地便开始按成本收费了。

但是,真正有意识地经营农家乐却是1993年在一家旅游企业老总的策划和推动下。1993年省里一位领导带着几个人来到徐家,其中有一位是旅行社的老总,在参观了徐家大院后,这位市场眼光敏锐的老总便向徐文康建议,要搞经营、搞产业,把农家乐推向旅游市场,吸引更多的客人。他还对徐文康的儿子徐纪元说,可以和旅行社联合组织个“成都郊县一日游”,每人收费30元,旅行社给老徐20元,剩余的10元就是车费和旅行社的导游费。那个月,这位老总一共组团三次到农科村,第一批客人就让徐家赚了200多元。从此,老徐的农家乐经营开始萌芽。不久后,各家纷纷效仿,农家乐竟在农科村形成规模了。

新世纪以来,成都各区市县农家乐遍地开花,发展十分迅猛,许多新办的农家乐起点高、配套好、规模大、服务理念先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徐家大院的生意开始下滑了,有时甚至一周都没有一个客人。作为农家乐的创始人,自然不愿农家乐在农科村就此消失,于是,2002年徐文康和三个儿子商量后,便毅然投资200多万元,对徐家大院进行了重新规划,不但有四合院,还有了现代化的楼房,有餐厅、客房、会议室、多功能厅等多种设施,与此同时又成立了专门的公司,对徐家大院的景观、建筑、道路风貌、菜品、服务等各方面进行统一设计、统一策划。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中,县政府对农科村的道路和沿线风景也进行了彻底改造,农科村终于变成了一个交通方便、环境优美、独具特色的旅游胜地。

如今,徐家大院平均每天都有三四十桌客人用餐,年营业额按最保守的估计,也在500万元以上。

年逾八旬的徐文康仍然耳聪目明,在幸福地颐养天年,而他的三个儿子除经营农家乐外,主要精力已经转向另一种农业特色产业——近年来高速发展的花木业和绿化产业,苗圃和花木的种植规模已经达到300余亩,为上百名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了就业问题。苗圃工人最低月工资约2000元,最高的可达万元以上。近年来他们的园林绿化工程已经辐射到了省外。

经历过2001至2002年的挫折后,徐文康的儿子——徐家大院现今的经营者徐纪元的风险意识和竞争意识都大大增强,他曾经多次到成都锦江区三圣乡的“五朵金花”等地考察学习,2011年对徐家大院进行了提档升级,目的是“跟上游客的消费习惯”。徐纪元认为,以前到农家乐消费的人主要是城里人,现在农村越来越富裕了,农民的喜宴、寿宴、满月酒等都往往选择在农家乐进行,农家乐的消费群体出现了多样化,这也对农家乐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认为,农家乐要发展壮大,就必须跟上时代,无论服务质量、菜品品种、建筑风格、园林风貌,以及培训设施等都得及时更新改造,“只有不断学习,不断改进,紧跟市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金花”朵朵诗意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