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作林通过海选名正言顺地成了支部书记，大家鼓掌欢迎他讲话，他涨红了脸豪爽地笑着大声说：“第一，我感谢大家的信任；第二，我要一步一个脚印地服好务，办好事、办实事，让大家多卖点花，多搞点钱。现在，我有个小小的要求——在座的党员70%我不认识，今天会后想请大家喝杯小酒，摆摆龙门阵，希望大家给我扎起，让我把工作做好！”
听了这话后，党员们笑了，原农科村的几个老党员便高声回应道：“酒不喝了，你一人发一二十元钱吧，我们回去喝！”
听了这句话，宗作林便回头请示主持选举的书记，书记笑着一面走出会场一面摇着手说：“这事我不管，我不管……”
于是宗作林便从衣袋里掏出了几千元钱，请村主任给每个参加会议的党员发50元，请每个党小组长负责发放并让党员们签上字。用这种“非正规”的方式，他终于弄清楚了全村党员的名字。
选出了支部书记后，镇上仍然任命原先的两位副书记担任副书记，并且让宗作林为他们准备办公室。这个决定让性格执拗的宗作林认为很不妥，他对镇领导们说：“这是你们任命的，我不认，也不会准备办公室，我要另外选一个助手！本来我应该听党委的话，但你们的安排不恰当！他们过去都是这两个村的书记，现在却都变成了副手，心里会怎么想？领导班子会不会产生矛盾？我会天天处理各种矛盾，工作怎么推动？”
后来，宗作林又和两位副书记诚恳地进行了沟通，两人也认同他的想法，终于没有来上任。
宗作林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自他担任支部书记后，借城乡统筹发展的春风，村民的收入一直节节上升，2005至2008年，在年终考核中，年年都是全县第一。2008年，农科村被农业部确定为“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负责对我国西南片区的农村实用人才进行培训。2009年共办了4个班，每班100人参加；到2010年6月又已经办了3个班，每班仍是100人参加。农业部的官员和许多专家都曾在培训班上讲课，宗作林讲课的题目是“艰苦创业，发展农村经济”。
农科村旅游的主体是农家乐旅游，这种旅游形式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在当地萌芽。当时由于宗作林所培育的苗木品质特别好，便引起了一些客商的注意，他本人也被温江农校聘为技术顾问，温江农校承接的苗木订单许多都从农科村采购，于是农科村便常常要接待来自省内外的客户。作为互惠条件，当时村民们便免费为客商们提供食宿、代办出入境检疫证件、联系火车皮和解决短途运输等。这种方式很受客商们的欢迎，也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如今宗作林认为，这种为苗木客商提供餐饮住宿服务的方式，便是农家乐的雏形。
1987年以后，郫县农科村等地花木生意日益扩大，客商越来越多，县党委、县政府敏锐地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商机，于是1990年便出台了一项政策，以10至20户花木大户为基础，把单纯的接待花木客商转变成旅游接待，将免费接待变为收费接待，目的是在农村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但是出人意料之外，这个新的设想一出台就遭到了许多花木大户的反对。原因是，这些大户认为自己已经财大气粗当老板了，哪能降低身份去搞接待、搞餐饮侍候人？经过政府反复动员，反复宣传，最后农科村只有宗作林和徐家、何家3家大户愿意试一试。这3家大户利用自家花木、盆景的优势，借钱买来了厨具、桌椅、卡拉OK，改造了环境，目的是吸引城市市民前来吃农家饭、观农家景、住农家屋、购农家物。政府特意给了许多优惠政策帮助他们发展，包括第一年免除所有的餐饮税赋、有关的工商注册等手续全部由政府上门服务等，但是开张后最初客人并不多，前来消费的人很少。当时宗作林已是镇人大代表，老板们便向他反映，希望他能呼吁呼吁，于是宗作林便去找镇领导，镇领导无法解决，他又找到了县委书记和县长，并且直率地对县领导们说：“搞农家乐是你们号召的，现在有困难了，总得想法帮大家解决嘛！”
怎样帮助这些刚刚出现的农家乐呢？
1996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锦涛对农家乐特别进行了考察，引起了四川省、成都市和郫县各级领导的进一步重视，通过媒体的报道，农家乐出现了火爆的场面，连许多外省的专家、干部都纷纷前来进行考察。在这个背景下，郫县县委便特别召开了常委会研究农家乐的发展问题，紧接着县委、县政府又正式出台了相关文件，从各方面对农家乐的发展进行了扶持。
县党委、县政府不遗余力的扶持，终于让农家乐这个新生事物从萌芽逐渐壮大起来。到20世纪90年代末，农科村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上百家，2000年后更发展到200来家。
农家乐创造出了第一、第三产业就地融合，花木苗木生产交易与农村旅游相辅相成、有机融合的新模式。农科村还自觉地对农家乐注入了文化内涵，巧妙地把川西民俗元素融入其中。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观赏性的提高和休闲品味的提升，农科村的农家乐集花木销售、生态观光、休闲度假、民俗风情于一体，传统的农耕文化与现代文明巧妙地融合，唤醒了许多城里人的梦想，满足了他们回归大自然的愿望。特别是一年一度的海棠节，贴梗海棠烂漫似火，垂丝海棠和西府海棠千娇百媚，漫步在鲜花丛中感觉着春天的美丽和勃勃生机，品尝着川西“九斗碗”“千人坝坝宴”，欣赏着“十八村姑推豆花”以及“舞百米长龙”、骑牛、骑马、推鸡公车、丢沙包、田园捉鸡等川西民俗活动，真让许多城里人流连忘返，每逢节假日，各农家乐总是爆满。
2000年以后，农科村的旅游业在县领导的推动下，逐渐进入了规范化发展阶段，县有关部门制定了《农家乐星级评定标准》，在全国率先推行了农家乐星级评定；县、镇政府聘请专业规划设计单位对农科村进行了总体规划。2003年成都市推行城乡一体化发展以来，郫县一方面通过公推直选的方式，充分发扬基层民主，把能带领农民致富的能人包括宗作林等选进了领导班子；另一方面大力加强了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让花木掩映的农科村成为一个道路宽阔、供水供气、有完善排污设备的美丽村庄。为了让农科村的外貌更美，镇政府和农家乐的经营户还按7∶3的比例，共同出资1000万元进行了“风貌整治”。
近年来，川西坝子各区（市）县的农家乐都有很大发展，特别是2006年三圣乡的“五朵金花”迅速崛起，成为业界新的标杆，以后一些地方更出现了一批“星级农家乐”，有的农家乐已经实现了升级换代，成为现代化的“乡村酒店”。面对这种形势，宗作林和农科村的农家乐老板们已经感到了很大的压力，正如宗作林所说：“我们这里是培训基地，全国各地都搞起了农家乐，我们就有危机了。农科村的农家乐必须升级换代上档次，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搞出新的特色。我们可以通过招商入股等各种方式吸引社会资金，把农家乐的品牌做大做强，再一次闯出一条农村产业发展的新道路！”
2011年初，农科村正式对外宣布，将进一步提炼并注入川西民俗元素，按照《农家乐旅游服务规范》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深入挖掘郫县积淀深厚的古蜀文化、川西民俗文化和农耕文化资源，建设“民俗文化村”和以田园深度体验为主导的第三代农家乐，创造出一个人们梦想中的“生态家园”。2011年春节前，宗作林正式向游客们发出盛情邀请，邀请人们到农科村过一个地道的“民俗中国年”。春节大假7天内，仅农科村的游客便达到了4万余人次。
民俗中国年活动既有传统韵味，又有现代气息，构成了新的人文景观。作为闻名全国的农家乐旅游发源地、盆景之乡和扬雄故里，农科村传统的古蜀文化、川西民俗文化，正在成为成都市建设现代田园城市中新的靓丽风景。
◆中国农家乐第一家
除了宗作林被称作农科村农家旅游带头人，郫县农科村还有一个大名鼎鼎、被称作“中国农家乐第一家”的地方，这就是“徐家大院”。
在农科村的一丛丛绿树红花中，鳞次栉比地密布着一家家农家乐，徐家大院是其中之一，在这个农家乐门前的山石上，赫然有一行大字：“中国农家乐第一家”，大院中套着一座座小院，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既有川西特色的农家平房，又有美丽的仿古小楼，园内还专门建设了全国唯一的“中国农家乐史料馆”。
创办这家农家乐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就和宗作林一起偷偷种植苗木的徐文康。
徐文康现在已经年过八旬，但精神矍铄，记忆力也很好，每天仍然在侍弄花草。他曾在成都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刚教了半年书成都就解放了，以后便被安排在阿坝税务局工作。但在搞“新三反”的时期，被诬告贪污，又因为据理力争“态度不好”，再加上上学时糊里糊涂地参加过“三青团”，就被关了起来，关了一段时间后被下放回乡务农，多次申诉也没有回音，直到打倒“四人帮”后才平了反。
公社化时期，乡里办起了一处花果园，以后又在一队搞农业实验，和宗作林一样，他也是在农科站技术人员帮助下，学了一些种植花卉和果树的技术。曾上过师范学校的他，是农村中的知识分子，曾自学了浙江农大有关果树园林方面的教材。在一张废报纸上，他偶然地看到了有关世界各国绿化比例的介绍，直到现在他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中国的绿化比例仅为全球倒数第三！
这个报道刺痛了徐文康，让他对发展果树园林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决心。
“文化大革命”时，观赏花卉苗木被斥为“封资修”的余毒，他曾因偷偷兜售自己种植的万年青苗被大队干部斥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准备开会批判“割资本主义尾巴”，徐文康心里十分不服，以至通知参加批判会时竟没有出席，会虽然没有开成，但搞得他以后再也不敢种植万年青和别的苗木了。
打倒“四人帮”以后，公园和学校重新考虑如何美化环境，开始逐步恢复“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的风景，有人下乡来购买苗木了，于是徐文康又恢复了对花卉苗木的种植，种了女贞、南天竺、万年青等。1983年徐家已经成为郫县的万元户，被县上奖励了一辆永久牌加重自行车的购买指标。“那时，这是计划指标，只有乡镇干部才有，真是光荣得很！”徐文康的儿子徐纪元曾这样说。
种植苗木赚钱后，到1986年，徐家已经有了1.6万元存款。有了钱，首先想到的便是修房子，颇具审美眼光的徐文康便和儿子们一起按川西民居的风格，修了一座优雅大方、青瓦白墙的四合院，院内又种植了许许多多花草，并培育了大量盆景，进行了绿化和美化，使之成为一个佳树环绕、花草葳蕤的美丽庭园。
乡亲们在他和宗作林等人的带动下也纷纷效法，家家种起了花草苗木，培育起了盆景，于是全村逐渐变成了“鲜花盛开的村庄，没有围墙的公园”。
徐家大院美丽的新居，以改革开放后崭新的农村形象，吸引着许多人的眼球，也引起了郫县、成都市乃至四川省许多专家、领导和媒体的注意，于是自1987年以后便常有人前来参观、考察、采访。当时从县城到农科村的道路很糟，基本上是条坑坑洼洼的土路，汽车开得很慢，早晨上班时出发，参观、考察后往往便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徐文康和儿子们便以四川人特有的好客、热情，诚恳地挽留客人们吃一餐便饭，推点豆花、煮点腊肉、炖只鸡，最后还不好意思收钱。
“当时我们没得经营意识，即使干部们硬要塞钱给我们，也是坚决不收的。”徐文康回忆说。
1988年郫县搞望丛赛歌会，来了不少外国人。领导点名由徐家大院接待，确定了桌数和菜品后，还支付了买菜买肉的钱。这一天，外国客人吃得都很高兴。以后，接待量不断增大，徐家无法再“免费招待”，慢慢地便开始按成本收费了。
但是，真正有意识地经营农家乐却是1993年在一家旅游企业老总的策划和推动下。1993年省里一位领导带着几个人来到徐家，其中有一位是旅行社的老总，在参观了徐家大院后，这位市场眼光敏锐的老总便向徐文康建议，要搞经营、搞产业，把农家乐推向旅游市场，吸引更多的客人。他还对徐文康的儿子徐纪元说，可以和旅行社联合组织个“成都郊县一日游”，每人收费30元，旅行社给老徐20元，剩余的10元就是车费和旅行社的导游费。那个月，这位老总一共组团三次到农科村，第一批客人就让徐家赚了200多元。从此，老徐的农家乐经营开始萌芽。不久后，各家纷纷效仿，农家乐竟在农科村形成规模了。
新世纪以来，成都各区市县农家乐遍地开花，发展十分迅猛，许多新办的农家乐起点高、配套好、规模大、服务理念先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徐家大院的生意开始下滑了，有时甚至一周都没有一个客人。作为农家乐的创始人，自然不愿农家乐在农科村就此消失，于是，2002年徐文康和三个儿子商量后，便毅然投资200多万元，对徐家大院进行了重新规划，不但有四合院，还有了现代化的楼房，有餐厅、客房、会议室、多功能厅等多种设施，与此同时又成立了专门的公司，对徐家大院的景观、建筑、道路风貌、菜品、服务等各方面进行统一设计、统一策划。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中，县政府对农科村的道路和沿线风景也进行了彻底改造，农科村终于变成了一个交通方便、环境优美、独具特色的旅游胜地。
如今，徐家大院平均每天都有三四十桌客人用餐，年营业额按最保守的估计，也在500万元以上。
年逾八旬的徐文康仍然耳聪目明，在幸福地颐养天年，而他的三个儿子除经营农家乐外，主要精力已经转向另一种农业特色产业——近年来高速发展的花木业和绿化产业，苗圃和花木的种植规模已经达到300余亩，为上百名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了就业问题。苗圃工人最低月工资约2000元，最高的可达万元以上。近年来他们的园林绿化工程已经辐射到了省外。
经历过2001至2002年的挫折后，徐文康的儿子——徐家大院现今的经营者徐纪元的风险意识和竞争意识都大大增强，他曾经多次到成都锦江区三圣乡的“五朵金花”等地考察学习，2011年对徐家大院进行了提档升级，目的是“跟上游客的消费习惯”。徐纪元认为，以前到农家乐消费的人主要是城里人，现在农村越来越富裕了，农民的喜宴、寿宴、满月酒等都往往选择在农家乐进行，农家乐的消费群体出现了多样化，这也对农家乐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认为，农家乐要发展壮大，就必须跟上时代，无论服务质量、菜品品种、建筑风格、园林风貌，以及培训设施等都得及时更新改造，“只有不断学习，不断改进，紧跟市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金花”朵朵诗意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