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春色:改变农民命运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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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村社变社区 村民变居民(3)

刘大爷除了担任栋长,还被选为村议事会成员。从2009年起,成都市和郫县财政每年给村里拨21万元(2011年已增加到25万元),用于公共服务方面的建设和需要。老百姓要求议事会进行监督,做到“专款专用”。经大家讨论,2010年这笔钱用来修路、修水渠。动工前做了预算,动工时又跟踪检查,完工后还要大家验收合格签了字才能付款。

正说话时,刘大爷的老伴儿散步后回来了,一进门便说:“咋把灯开得这么亮?”看见有客人便不说话了。60多岁的她烫了发,穿着花上衣,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好几岁……

◆去掉“农”字搞规划

唐昌镇是古蜀人进入成都平原的必经之地,在唐高宗时为唐昌县,取唐朝繁荣昌盛之意,故名唐昌,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唐昌原是崇宁县治的所在地,民间流传的成都市上五县“温郫崇新灌”中的“崇”就指的是唐昌镇。取消县治后部分划归彭州,部分划归郫县。

战旗村地处郫县西北角的柏条河畔,郫县、彭州和都江堰“三交界”地区,没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和地区优势。当地人告诉我,这里是龙门山脉的尾部,地质构造特殊,是个缓冲断层,能像海绵一样把地震的能量释放,因此在“五?一二”大地震中,都江堰和彭州许多地方山崩地裂,遭受重创,而这里连瓦片都没有动一动,难怪当年西汉的道家名人、在成都卖卜的严君平,会把自己的墓址选在附近的横山上(一说严君平墓在邛崃的童家桥)。

柏条河是都江堰内江的四大干渠之一,在唐昌镇的四周都有柏条河的分支流过,“竹林夜雨”,流水潺潺,让唐昌镇平添了一股灵动之气。

战旗村原本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村,但如今却已经“蜕变”成一个小集镇,整齐美丽的别墅式建筑,带着川西民居特有的风格掩映在红花绿树中,平坦宽阔的村道两旁种植着行道树,有超市、商店、餐馆、医疗站和学校,汽车和摩托车来往穿梭。2009年,人均纯收入已经达到了8848元。

在上世纪60年代,战旗村是全省著名的学大寨先进单位,曾发动民兵大改条田,“横山脚下春意浓,改天换地战旗红”这两句话便源自那个时代。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迅速发展,战旗村也先后办起了酒厂、砖厂、机面厂、铸造厂、预制厂、树脂厂等12个集体企业。当时,战旗村的集体资产保持在千万元以上。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战旗村的集体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但由于经营者采用各种手段侵吞集体资产,包括使用扩大成本、收入不上账等“虚亏”的手法,使集体资产大量流失,集体企业逐渐萎缩。名义上的股份制企业,实际上却是“四不像”,打上了浓浓的“家族制”烙印。

2002年下半年,村里的工作陷入了困境,眼看再过两三年,上千万元的集体资产就会全部流入私人的腰包。就在这个时候,个子不高、瘦瘦的、皮肤黝黑、鬓边已现出白发的李世立临危受命,当选为村支部书记了。

当时有人曾好心地劝阻他:“你是‘瓜’(傻)的?这个烂摊子不好整,是‘脱死人衣裳给你穿’,这个书记没得当头。”但李世立没有听从他们的劝告,而是立即全力投入了工作。

选谁来当自己的搭档——担任村主任呢?李世立很动了一番脑筋,最后选中了精明强干、办事公道的高德敏。高德敏是村里的能人,成功地经营了自己的企业,在“竞选会”上他发表的“施政演讲”讲的是以后如何发展战旗村的经济,让村民们受益,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最后便高票当选了。

为了防止集体资产继续流失,李世立和高德敏首先对全村的集体企业进行了清产核资,弄清资产的归属关系,然后便邀请了大学教授和省政府参事室的专家到村里讲课,讲解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什么是股份制,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关系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健全企业的内部运行机制。

当时,一些厂长、经理想不通。特别是专家们说“经营者也是打工仔,也是放牛娃儿”时,他们更想不通,认为厂长、经理既然是企业的领导,就应该是企业的所有者,企业的大事、小事都应该自己说了算。针对这种现象,李世立和高德敏一方面以村委会的名义收购了大量散股,让村集体重新成为最大的股东,并完善了企业的股份制,另一方面又以“重奖”的形式安抚了过去的经营者。

最初一些经营者对他们的做法曾强烈反对,声称:“随便把股份卖给哪个,都不得卖回村里!”有人还上门威胁李世立:“你再不收手,要把你家的人放倒两个!”上级领导表示“支持”他们的做法,但一些干部对这种做法抱怀疑态度,认为经营者们有权有势、极有能量,不好惹……

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李世立和高德敏没有退缩。李世立大义凛然地对持反对态度的经营者说:“按合同规定,已经连续亏损两年或两年以上的企业,应该由村上收回,你们有什么理由反对?”

顶着沉重的压力,经过两年的努力,村委会用70来万元资金,陆续回购了经营者和职工所占的散股。经过一番整顿,终于救活了企业,并让集体资产不再流失,也稳定了企业的就业人员。以后便采取公开招标的形式,选择了企业的经营者。两年中,战旗村回收到了420万元资金,然后又把这笔资金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以此壮大了集体经济,为统筹城乡建设新农村打下了物质基础。

村领导的做法受到了村民们的热烈欢迎。过去一些抱怀疑态度的人纷纷向李世立伸出了大拇指,称赞道:“李伯儿,你们这一步棋走得太好了!”

担任村干部后,李世立和高德敏都放弃了自己原本经营得不错的企业,他们新的梦想是,一定要让战旗村在全国“挂上名”,让大家都知道战旗村这个地方。这是他们人生价值的追求和体现。

集体经济富了,2005年战旗村村集体已经拥有自有资金1280万元(其中现金460万元)。从这年开始,便给每个村民每年发放40元“以工补农”款,60岁以上的老人每年可以领160元养老补助,全村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费用全部由村集体负担。

战旗村更大的发展是在成都市推行城乡统筹之后。

2005年成都市大规模推进新农村建设和“三个集中”。最初郫县确定的试点地中并没有战旗村。李世立在一个会议上得知郫县将要按照省、市的部署开展土地整理、拆院并院等试点工作后,立即向镇政府借来文件连夜研读。

“这个政策太好了、太适合我们了!”李世立兴奋地对高德敏说,“我们不是参观过华西村和一些示范村吗?哪一个经济发展得很好的地方还在一家一户地自己种植一小块土地?哪一个不在搞规模化经营?如果战旗村也能实行拆院并院,让农民集中居住,腾出多余的宅基地和城市建设用地项目挂钩,并且搞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岂不是会进一步改变战旗村的落后面貌,是又一次发展的机遇。”

和村干部们商量后,他们一面征求村民们的意见,一面向镇党委、镇政府申请试点。在上面还没有批准的时候,村上就主动花两万元请来了成都市的一家测绘公司,对全村每家每户的承包地、宅基地等进行测绘。以后村集体又出资上百万元,改造和整治了道路、沟渠、管网等等,并且请规划设计单位对集中居住点进行规划设计。

当时有的村民同意集中,有的反对(约占40%)。最大的阻力是观念的制约,“穷家难舍,热土难离”,不愿意告别传统的老房屋、老习惯,舍不得丢弃原先祖祖辈辈传下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县委宣传部的帮助下,战旗村采用了“高校+支部+农户”的办法,让大学生住进农家,让学校资源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终于让村民逐渐接受了新的观念和新的生产、生活方式,赞成集中居住的人逐渐增加。

2007年成都市被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市委书记李春城到战旗村考察,听了村干部们的汇报后高兴地说:“这个村很有想法,我看应该支持!”于是,战旗村成为全市首家农村新型社区建设示范点。这一年村委会再一次就愿不愿意集中居住对村民们进行调查,结果颇出大家意料之外,全村501户中,竟有496户同意拆院并院集中居住,只有5户表示“要再考虑一下”了。

为了把集中居住区建成有特色的、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生活小区,战旗村郑重聘请成都市村镇设计院对新型社区进行设计。设计院最初提供了两种户型,都很单调,并且有猪圈和鸡舍,胸怀大志的李世立和村委会否定了这些规划,李世立诚恳地要求设计人员们“转变观念,去掉‘农’字搞规划”,强调当时战旗村的村民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养猪、养鸡的人很少,完全可以按照城市的生活方式进行设计,他明确要求:“按成都市的小区规划设计,中等偏上,上等偏下,户型按连体别墅户型,而且家家有车库,每户都有一到两个带卫生间的卧室,便于老人们居住。”强调“要做到设计20年不落后”。

“去掉农字搞规划”,“按城市的生活方式进行设计”,这对于川西坝子农村的居住环境来说,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啊!农村人祖祖辈辈谁敢有这种想法呢?这正是成都市推行城乡一体化希望达到的目标!

改变观念后,设计图纸进行了修改,小区不再是单调的、一览无遗、四四方方的“火柴盒”式房子,别墅式的住房中有花园,有弯弯曲曲的小径,有湖泊、小溪和绿化带,群众看了后表示满意,稍稍进行调整后便按图施工了。

关于卫生间,还出现过一些趣事。

李世立要求,3人住的套房要有3个卫生间,5人住的套房要有4个卫生间,村民们绝大多数都觉得卫生间太多,楼上有一个卫生间、楼下有一个卫生间就够了,搞那么多有啥必要呢?但见过世面的李世立说服他们:“你们要考虑啥叫20年不落后!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活要求都在不断提高,过去厕所不进楼房,后来全家一个厕所,把厕所放在楼梯间,现在则发展到楼上一个楼下一个了。以后呢?会有主卧、次卧之分,主卧要求更加方便,现在城里人已经接受了这种设计,我们也要适应,以后还可能每间房都有卫生间哩……”

是的,有人说,厕所代表了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战旗村的变化也是如此。

至于绿化呢,小区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总的要求是要实现住房在花园中、住房在森林中,公共场所由村集体负责绿化,房前房后则由住户自己种花种树。

2009年8月,占地200多亩、投资9500万元的社区新居竣工,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商业、文体等公共服务配套完善,每户村民平均只掏了1.4万元就住进了楼上楼下宽敞漂亮的别墅式新居。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战旗村居民小区移栽和新栽的树木花草都已经成气候了,许多村民还养了画眉、八哥和别的小鸟,漫步在小区的花径中,到处都可以听到小鸟清脆悦耳的鸣叫声。

村民集中居住后,原来的宅基地进行了复耕,仅此一项全村便增加了耕地300多亩。其中新增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230亩,由郫县统筹安排“挂钩”到郫县郫筒城镇规划区出让,战旗村回收了建设新社区所需的资金。

◆采访札记

让城乡群众共创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的核心内涵。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实质,就是要建立城乡群众共创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体制机制。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所指出的:“成都实践是一场以人为本的历史性变革。”

为贯彻“农民向城镇集中”,7年多来,成都市上百万农民有序地进入了城镇、农村新型社区,进入了第二、第三产业。与此同时,为适应农民改善居住和生活条件的迫切要求,成都市实施了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村村通水泥路(或柏油路),城乡居民用电同网同价、自来水和天然气覆盖农村、村(社区)垃圾集中处置、村村通固定电话和广播电视、移动信号覆盖率100%……总之,成都的农民已经享受到了现代化的福泽,他们居住的地方已经不是“村社”,而是城里人一样的“社区”,他们不被称作“村民”而被称作“居民”。一些新型社区和城市的“别墅区”相比,毫不逊色。于是许多农民说,“这是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

截至2011年8月,成都已经交付使用的新型农村集中居住区已达1726个,56万多户农民搬进了现代化的新居,与此同时,农民也交出了原有的宅基地,或进行复耕,或变成集体建设用地。新型社区漂亮的房子外面有宽敞的绿地,清新的空气、姹紫嫣红的花草和蓬勃生长的蔬果,构成了一道新的、靓丽的风景,总是让城里人和前来参观者艳羡不已,甚至有城里人希望出重资“购”得一个农村户口,但基层干部和农民笑着摇头,坚决回答:“不行!”

让上百万农民离开祖祖辈辈世代居住的老屋,搬迁到新的地方,不但涉及许多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也涉及许多观念上、文化上甚至感情上的问题。而让农民放弃原有宽敞的宅基地搬进狭窄的楼房,就更加复杂,绝不是一件小事了。成都为什么能做到?为什么农民不但没有闹事反而得到了他们的衷心拥护,让改革实现了“软着陆”?

深层次地进行审视,原因之一是市财政加大了对“三农”的投入,每年把城市较大部分的土地收益用于支持农村,近7年累计投入近800亿元,仅2010年市县两级财政对“三农”便投入了229亿元,较2002年增长31倍,集中居住的农民不交钱或只交少量的钱便大大改善了居住条件。原因之二便是成都市自城乡一体化启动开始,就以“三个集中”联动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在此基础上,又大刀阔斧地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系统、配套地推进“六个一体化”和农村“四大基础工程”,资源配置市场化、管理民主化、社会公平化,让广大农民和城里人一样能够平等地享有改革开放的成果,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因而得到了他们的广泛拥护。

这就是成都模式的精髓和实质。

当然,农民集中居住后,腾出的宅基地能否真正地复耕,如何复耕,让它们不只是“统计上的数字”而重新变成良田,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还需要认真研究、贯彻和落实。而农民集中居住后,如何继续提高他们的素质,如何继续发展家庭副业、庭院经济等等,也是一些需要长期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