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春色:改变农民命运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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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村社变社区 村民变居民(2)

她笑了笑解释道:“文明户指的是精神文明,包括家庭和谐、讲究卫生等等;而勤劳、有产业的就可以颁发创业奖。我们全家都很勤快,农业上一年可以收入几千元,过去不带娃娃时种草莓可以收入1万多。我爱人不打牌,天天骑自行车到12公里外去种庄稼,说是锻炼身体。我们整个小区内打麻将的也不多,老人们有的搞竹编,有的编草帽,老太婆们摆龙门阵时手里都在编草帽辫,年轻人出去打工了,老人们在家也忙得很。小区里很和谐,大家素质提高了,都很爱干净,没有吵嘴打架的。3年了,我们这里只发生过一次偷盗,还是外面的未成年人到小区来偷东西,后来破案了。”

说话时,有人送来了新出版的《双流报》,是县政府免费送给每家每户的。这又是双流县在建设新农村中让人想不到的新举措。

谢绿蓉还介绍,小区成立了专门的管理委员会,住户们每月每平方米交一毛钱物管费,请了四个清洁工,负责打扫清洁,维护小区的环境,小区里备有垃圾桶,垃圾专人负责集中拉走,还有警务室和医疗站……“城里人都羡慕我们哩,一个北京的报社社长参观后就说‘你们住的是部长级的连体别墅……’我们这里最先烧气,现在城里有些地方还办不到。自来水也通了,和城里一样。但我们这里比城里安逸,比城里舒服。娃娃两岁大就会爬健身器了。你说怎么样?”

迎着我羡慕的目光,谢绿蓉又高兴地邀请我参观她的后花园。花园不大,种满了豇豆、豌豆、辣椒、茄子和番茄等蔬菜,还有蜀葵、海棠、石榴和桂花等花木,篱笆也是由鲜花组成的。蜀葵正在开花,粉红的花朵非常灿烂,正如谢绿蓉的笑容,也像她幸福的生活,深深地印进了我的心里。

◆我的腰杆挺起来了

“我的腰杆挺起来了!”当我向郫县安德镇交通村村主任张家林了解安置小区的情况时,他竟充满感慨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他的这句话最初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大概由于我不是个农民,便从来没有体会到他作为“二等公民”在心灵深处的那种悲哀、无奈和不平。

张家林是一位五官端正、身材魁梧、刚刚跨进40岁的“帅哥”,但一提起过去的生活,他的脸上便会出现一种十分复杂的表情。他回忆起了过去有些城里人对农民一些带侮辱和歧视的称呼,诸如“弯脚杆”“硄子石”“豁皮”(对农民的蔑称)等。他说,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大家都知道“劳动创造了世界”,但由于体制和政策上的鸿沟,农民始终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改革开放后虽然在唱着《在希望的田野上》,但农村的希望仍然十分渺茫。城市人在心理上有一种优越感,而许多农村人却有一种自卑心理,这种自卑心理像毒蛇一样啃啮着人们的心,似乎只有通过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毕业后跳出“农门”,才是农村人唯一的出路。

“我的姑姑是清华大学的教授,这是全家人的骄傲,但我却常常觉得她和我似乎不是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张家林叹着气感慨地说。

由于家庭贫穷,张家林16岁初中毕业后就被迫到成都打工,最初是每天1.7元钱的泥工,后来又去餐馆,每月有了30元钱……到后来,聪明的他和许多进入城市的农民一样,自己做小生意,开小餐馆、办标牌厂、搞广告公司,挣得了一些钱,结了婚,也盖起了一座一楼一底的小楼。

然而,小楼的四周仍然是贫穷的农村,小楼虽然漂亮,但却没有天然气、自来水和光纤,没有快捷的信息通道,四周也没有宽阔平坦的道路。在和城里的生意伙伴们聚会时,敏感的张家林仍然感到自卑。

“直到2005年搬进了集中居住小区,我的腰杆才硬了,”张家林的脸上浮上了微笑,“在朋友面前,我的腰杆挺起来了!那时一听要搞工业园区,搞‘三集中’,老百姓便强烈要求拆迁,要求搬家,巴不得能马上享受城市人的生活。现在,我们的小区就在城镇上,有天然气、自来水、光纤和物业管理,我仔细算了算,我们的绿化面积比城里的小区大得多,房屋的密度比他们小。总之,我们也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而且居住环境比城里人更好!说句老实话,我们农村和农民是统筹城乡最大的受益者。”

张家林的话让我的思想震动,过去我只想到搬进小区是让农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却没有想到,在“人格”上、在做人的尊严上,搬进小区对他们也是如此重要。

什么叫“让农民过着有尊严的生活”?什么叫“让农村共创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我想这应该是具体的体现之一。

安德镇在搞中国川菜产业化园区之初,为推进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社区集中,曾大张旗鼓地动员农民迁入新建的小区,张家林的小楼正好在工业园区规划的面积之内,于是便进行了拆迁。

拆迁的政策十分优惠,农民原有的楼房每平方米赔偿280元,林盘、青苗、猪圈、围墙等都要进行赔偿;而小区的新房每平方米价格也是280元。拆迁后每人可购35平方米新房,两者相抵,拆迁户还会剩下几万元用来装修。张家林原有的小楼面积约两百平方米,5口人便分得了175平方米。

正如张家林所说,新房就在安德镇街上。门前的马路四通八达,小区附近有超市、宾馆、药房和餐馆,还有一所著名的职业高中和两所大学;小区内有美丽的花园、健身广场、篮球场。绿化带上种植了大面积的桂花、海棠、桃树、金叶女贞和红叶李……高高低低,红红绿绿。对现有的新房和小区的环境张家林感到十分满意。

除了居住环境,让张家林感到满意的还有社保。“土地征用后上面就给农民买了社保,这是真正的好政策!男60、女50或55岁(2010年后女也是60岁)以后每个月可以领到七八百元养老金。说句老实话,我都没有每个月拿几百元给父母亲……征了土地的有社保,没征用土地的,和城里人一样,也可以购买养老保险,交得多领得多,解决了老龄化问题,过去是‘养儿防老’,现在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了。在医疗方面,农村合作医疗和大病补充保险,也解决了农民因病返贫的问题。”

“拆迁的农民得了好处,没有拆迁的呢?”我问道。

“没有拆迁的也得了很大好处。产业化园区建设后,几十家企业投了产,很多农民经过培训进厂当了工人。就说自己种地吧,过去我们这里很多村连路都没有,卖粮卖菜都很困难。有个姓方的种菜大户,单是雇人拉菜,每亩地就要花去400到600元。现在路好了,收菜的老板可以把车直接开到菜地边,再也不用雇人拉菜了。交通改善后土地也增值了,过去1亩地的租金只有300元钱,现在提高到800斤大米了。”

我问,现在的农村还有没有问题呢?张家林坦率而尖锐地回答:“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民的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搬进小区并不等于就变成了城里人。不光失地农民要提高素质,整个农村都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否则整个社会的水平也不会提高。”

在担任村主任之前,靠做生意,张家林一年有十几万元的收入,担任村主任后,由于工作忙,他已经把公司承包给别人了。村主任的工资是每月530元,另外的500多元到年底视任务完成情况而定,用车、打电话都靠自己掏腰包。农村基层工作直接面对千家万户,矛盾很多,特别在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时,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长远利益都息息相关,矛盾更大量涌现,村干部挨骂已是家常便饭。再加上现在的村主任主要是为村民们服务,财务开支以及各种重要问题都要交村民大会或议事会讨论,大家签字后才能进行。因此,有时他也认为“这个主任没当头”,但反过来一想,这活路总得有人干,既然大家信任,选举了他,就还是得好好干下去……

◆我的龙门阵摆不完

傍晚,我走进了张家林住的居民小区。小区一片祥和的景象,年轻人在篮球场上打篮球,儿童们在花园里追逐着嬉戏,老年人坐在一起聊天。69岁的老大爷刘祖贵听说我是来了解统筹城乡的,便凑上来热心地邀请我到他家里看一看,并且说:“我的龙门阵摆不完!”

这一句话引动了我的好奇心,便去到了刘大爷的家里。他家也是建设产业园区时被征地拆迁的。拆迁前有220平方米的小青瓦平房,老两口、两个儿子、两个孙子都住在一起。拆迁后分家了,两个儿子各分得了105平方米的三居室,他和老伴儿的住房是71平方米。由于面积增加,全家找补了3000多元。

刘大爷的住房是全装修的,还吊了顶,安装了豪华的灯具,房里沙发、电视、博物柜样样齐全。家里没有人——老伴儿晚饭后出去散步了,这也是农村人近年来养成的新习惯。

刘大爷摆起了他的龙门阵:

“过去我们家难得吃一回肉,老婆白天在地里干,和男人一样手里拿根扁担,晚上还得熬夜给娃娃们做鞋。我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买一个‘锅盔’(一种面饼)都得分成四份,根本不够吃。每天从清早做到天黑,年底一算账还‘倒挂’。女儿要上学,连学费都交不起……”

“我原先在电站工作,1960年从电站回来结婚,当时家里真是一贫如洗。妈的眼睛看不见了,家里的房子也拆了当柴烧……我用三块石头支了口锅,用树枝丫搭了个‘叉叉房’……老汉儿是推‘鸡公车’(川西平原上的一种手推独轮车)的,66岁死了。姐姐害了肿病,40多岁就死了!现在看见小区里七八十岁的老人还过得快快乐乐,我就想起了他们……

“我曾经修过五次房:修叉叉房结婚,以后修‘花花穿’——穿斗房,再以后盖的房被火烧,最后修了小青瓦房……老乡(当地人对‘老婆’的称呼)人虽然勤快,但家里还是每年到腊月间就没粮了。‘文化大革命’中有农民偷偷拿自家的鸡蛋、布票进城换点粮票,我也换过。有个女人悄悄进城卖鸡蛋,被市管会抓住了,说她投机倒把。女人想不通,最后竟跳了河。我们把她捞起来时,已经死了……直到改革开放后日子才慢慢好了起来,可以做生意了,我便在路边开了个小餐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苍蝇馆子’。”

提起现在的生活,红光满面的刘大爷表情便生动起来,嘴角挂着微笑,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神情。“原先我们住的地方像个烂泥塘,一出门便是烂泥巴,下雨天即使穿胶靴都不行。现在呢,一出门就是水泥路,离街又近。我不开餐馆了,早晨起来后就做做老年操,早饭后上街买点菜,下午打打牌,老乡晚饭后还要出去转转,像城里人一样散散步,回来再看看电视。穿的衣服两三天一换。家里电视、冰箱、饮水机啥都有。过去一个月吃顿肉,现在是隔顿不隔天,天天都可以吃。老人们个个都养得白白胖胖的……”

70左右的刘大爷还骄傲地说:“至今我也没闲着,我被大家选为小区里的‘栋长’了!”

“栋长”,顾名思义就是一栋楼的业主代表,不是“官职”,主要是进行公益性服务。刘大爷的任务正是如此,除了监督小区的环境卫生外,还负责小区的保卫工作。

刚进小区时,散漫惯了的庄稼人对环境卫生并不讲究,“不干不净,不生毛病”本是一些人的口头禅。垃圾靠风吹,污水靠蒸发,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乱折花木的人不少。后来小区便雇了三个保洁工和一个“劝说员”。劝说员是小区内的住户,工资不高,每个月只有300来元报酬,但在劝说员和“栋长”们的说服、监督下,住户们终于逐渐养成了爱护环境卫生的习惯。整个小区变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了。除了“卫生”,还有个“安全”问题。过去小区里“贼娃子”很多,外贼和内贼相勾结,住户们防不胜防,经常丢这丢那。这个拥有500多住户的小区,共有汽车170辆左右,曾一个夜晚丢了两部,一个月内连续丢了好几辆;自行车和电瓶车丢失得更多,曾一夜丢了6辆。社区每月花8000元请了10来个保安,并且包吃包住,仍然无济于事。后来保安们嫌责任大、工资低,竟干脆辞职不干了!

怎么办呢?经大家研究,便把责任交给了6位栋长,由他们日夜巡逻,解决治安问题,工资仍然是每人每个月800元,只是不包吃住。6位栋长的年龄都是50至70岁,对村里的情况很熟悉,他们纷纷找有“前科”的人摆龙门阵、“打招呼”,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与此同时,又执行了严格的巡逻制度。白天3个人值班,晚上还有3个人通夜值班,每隔10分钟便巡逻一次。采取这些办法后,效果十分明显,社区已经半年多没有丢失过财物了。

过去刘大爷家的土地是以租代征,每年每亩地可以得到400公斤大米和350公斤小麦的租金。但多年来已经离开农业生产的他,一直想把土地干脆出让。2010年元月,便以每亩25800多元的价格“卖”给了征地部门。夫妻俩2.6亩多地,一人拿到了4万多元现金。拿到现金后,除剩下3万多元外,两人花5万元买了养老保险。从交费的第二个月起,每人每月便领到了700多元的养老金。

对于“卖”掉自己的承包地,两个儿子并不同意。他们看得更远,认为土地还有很大的增值空间,想等以后土地增值后再处理,但刘大爷有自己的道理,他对儿子们说:

“我们苦了一辈子,儿子结婚、女儿打发都靠我。办喜事时哪回不是摆了20多桌?现在我们老了,要是不卖了土地买社保,让你们俩每人每月拿出500元给我们,恐怕3个月后你们就得闹离婚!买了社保,我们活得逍遥,活得开心,也不会给你们增加负担。又有啥不好?”

儿子们想想父亲的话确有道理,也就默认了。

刘大爷说:“现在村里的老年人绝大部分都想通了,都愿意让出自己的承包地。过去很多家庭都是为了钱吵嘴过孽(闹纠纷),儿媳往往对老人不好,老人们吃受气饭,很造孽(可怜)。现在有社保后,小的对老的态度变了。话又说回来,我们眼睛一闭,财产还不都是他们的。”

刘大爷的话说得很透彻,他是一个智慧的老人。

现在刘大爷老两口过得幸福,孩子们的生活也不错,两个女儿和女婿都在企业里打工,一个儿子开歌城,另一个儿子搞装修——遗憾的是,这个儿子的媳妇患上了一种疑难病,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花了1万多元,出院后仍然每半个月就要到医院去一次。由于有社保,报销了一部分费用。村委会曾想让他们家吃“低保”,但被儿子拒绝了。儿子说:“我们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