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亲们的说法确实也有一些道理。当时，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留下的只有老弱病残，靠这些人修路，好几公里的碎石路真不知道会修到何年何月。但性格坚韧、善于“做梦”的刘本金并没有动摇，他斩钉截铁地说：“愚公可以移山，铁杵可以磨针，只要全村群众团结一致，总有一天会把路修通！”
于是，他首先召开了村组干部和党员会议，统一思想，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然后又多次召开群众会，并且挨家挨户地拜访，讲道理，谈发展。纯朴的村民被感动了，纷纷说，刘书记，你确实在关心大家，就凭你三天两头来我们家做工作，也应该支持你！
就这样，反反复复磨了一个多月嘴皮子，花楸山的机耕道建设终于动工了。但是，靠极少的资金，靠原始的工具，靠一些老弱病残，要在悬崖上修出宽5米的道路是何等的困难！开工半个月，日夜苦干，才仅仅修了10来米。为了不让大家灰心，不让工程半途而废，刘本金带头干重活、苦活，每天坚持第一个到工地，下午等大家都走了后才把钢钎、铁锨等收拾好背回家……超负荷的劳动在最初一段时间他还能够支持，但是后来便感觉到似乎已经筋疲力尽，站起来就想坐下，坐下就想打瞌睡……
有一天，天已经快黑了，刘本金才满身疲惫地背着一大捆工具往回走。走着走着，一阵眼花，一脚踩虚，竟摔到了10多米高的悬崖下，人昏死过去，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在山风的吹拂下才苏醒过来……想爬起来，但浑身疼痛，一点力气都没有，根本爬不起来，只觉得头上有股热乎乎的东西在往外流，用手一摸都是血！他用微弱的声音喊“救命”，正好村民李泽荣牵着牛路过，听到喊声跑了过来，然后便找来村民把他抬到了医院……在住院期间，许多村民都赶到医院里看望，有的拿着几个鸡蛋，有的买来几袋白糖，有的提鸡，有的逮鸭。贫穷乡亲们的情意让刘本金非常感动，在病床上更加
坚定了带领大家把路修通的决心，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刘本金呀刘本金，你这条命是乡亲们帮你捡回来的，他们是你的再生父母，你一定要报答他们！”
就是这样，出院后刘本金仍然带领全村老百姓在农闲时间坚持修路。农忙时生产，农闲时修路，一年修两次到三次，特别冬闲时的10至12月都是修路时间。
2001年，成都市实施“村村通”水泥路工程，上级要求对范沟村到花楸村的机耕道进行硬化，村民们人均筹资500元，水泥浇铸由承包方负责施工，花楸村负责对工程进行监督。于是花楸村党支部的三个成员便轮流值班，认真履行监理的职责，严格检查水泥的标号、路基的质量，甚至经常把手伸进泥浆里，检查碎石是不是夯实了、压平了。严格的监督竟引起了施工方的不满，有两次施工老板给在场的人敬烟时，竟有意不给刘本金，想当面给他一个“下马威”。但老板这种侮辱性的举动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不但让刘本金这个血性汉子从此下决心戒烟，而且以后对质量检查得更加严格。由于质量过硬，这条水泥路修好后近10年了，也没有发生一条裂缝。
连接花楸山的水泥路通了，但是村里五个组之间仍然只有悬崖上的石梯路。怎么办？还是要修路。2003年，刘本金再次动员大家修路。这时老百姓都理解了支部书记的苦心，也都明白了修路的重要，于是从十四五岁的少年到年已八旬的老人都主动上路。一些妇女还背着吃奶的小娃娃，需要背石头的时候，就把娃娃从背上解下来放在路边，怕娃娃乱跑乱爬出现意外，就用背带把他们绑了起来。老百姓除了义务投工，还自己凑钱买钢钎、铁锤、炸药……有的交两百元、100元，有的交30元、20元，有的拿来米、菜、肉……
曾在悬崖下救过刘本金生命的“李家大院”住户李泽荣，当时担任组长，为了修路，把肩膀全都磨破。党员李秉茂不但自己处处带头，还把17岁的儿子暑假时“赶”到工地上修路。当时由于国家加强了管理，原先可以偷偷买到的炸药已经再也无法买到，即使可以制出土炸药，但导火索也无法解决，在石头上修路，只得靠一锤一锤地敲，一锤一锤地錾，许多人虎口都震出了血，用纸简单包扎一下后又接着干……
就是在这种艰苦甚至悲壮的条件下，依靠“386199部队”，花楸村300来个全劳力和半劳力，仅仅用了6个月时间就修好了6公里多的简易公路，基本实现了“组组通”。
路通了，竹子价格涨了，几分钱每公斤的竹子涨到两三角，以后又涨到四五角每公斤。汽车可以上山下山，村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卖竹子，再也不用自己背下山。村子里还出现了一批搞竹产品初加工的老板，吸收了100多村民（最多时达300多人）进厂打工，每个月可以拿到1000来元的工资。猪老板也自己上山收猪了，每头100公斤重的肥猪至少可以多卖40元。茶叶的价格也从两块多钱每公斤涨到了60来元，村民们对种茶又恢复了信心，茶园面积迅速增加，仅仅这一项，全村人均收入就增加了好几百元。
群众收入增加了，老百姓对刘本金的态度也有了180度的大转变。过去妻子经常埋怨他整天在外面忙不顾家，每月挣100多元还不如出去打工，搞得供女儿上大学还要东挪西借，甚至找信用社贷款，但是现在经常听群众夸奖：“你们家老刘太能干了，我们村的变化真是托了他的福！”于是这个勤劳的女人也从心底理解了自己的男人，并且用实际行动默默地支持他。她白天和大家一起修路，晚上摸黑割猪草、喂猪、做饭、洗衣服……
2004年刘本金当选为成都市优秀党支部书记，并在表彰会上发了言。
他的发言引起了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的注意，市委书记对他说：“我一定要到你们村里看一看。”
一个月后，关注统筹城乡发展的市委书记果然到花楸村进行暗访了。虽然已经通了路，但是雨后陡峭的、低等级的山路仍然泥泞难行。李春城来到刘本金的家里促膝谈心，他问刘本金：“能不能把大家迁到山下去？”刘本金回答：“没地方迁，茶叶和竹林都在山上，让村民在山下集中居住不现实，再说万一遇到地震等灾难更成问题。”市委书记沉吟了一下便说：“我们一定要把路修到你们的家门口！”
在成都市和邛崃市交通局的支持下，花楸村20来公里的土路终于全部变成水泥路了，平整、宽敞的水泥路果真通到了村民们的家门口。
2005年5月，刘本金获得了“建设成都杰出贡献奖”，并得到了3万元奖金，李春城书记亲自给他颁发了奖杯。
揣着3万元“巨款”刘本金回了家，这一夜夫妻俩翻来覆去都睡不着，活了半辈子，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啊！和妻子俩把钱数了又数，有了这些钱，可以把四处漏风的墙壁补一补，家里没一样像样的家具，可以买一两样家具，也可以把女儿上学的贷款归还一部分——老村长还曾经帮他们借来了3000元钱哩……贤惠的妻子想了又想终于说：“这钱我们不能要！花楸能有今天，你能评上奖，这是全村父老乡亲的功劳，这奖金也应该大家分享。”于是第二天刘本金便把全部奖金都交到了会计那里，嘱咐他把这些钱继续投入修路。
当时，有的村民感动地说：“刘书记，你流血流汗修公路，也该留点钱把家里顾一顾哦！”但也有人对刘本金的做法很不理解，甚至个别亲戚还编顺口溜讽刺他：“得了奖金全充公，趁机想当活雷锋……”但刘本金心里很坦然，他想的是，妻子说得对，没有群众的支持，我刘本金纵有三头六臂一个人也不能把路修通、把花楸村建设好，作为共产党员，作为支部书记，不能攒私房钱，应该堂堂正正，心底无私。我虽然捐出了3万元钱，但回收的却是乡亲们建设“乡土人家，世外桃源”火一般的激情！
花楸村逐渐富裕后，流落在外的乡亲纷纷回家，人口增加了，到2010年全村人口已经从2000年的500多人增加到1600多人。从事竹产品深加工的老板已经有10来家。曾从悬崖下救起刘本金的村民李泽荣感慨地说：“花楸村这几年的变化，抵得上过去的50年！真没想到，路一修通，还真有不少游客到大山里来休闲！”他已经成为核桃坡客栈的老板，每逢节假日，全家5口人光接待、应酬都忙不过来。开业一年多便净赚了两万多元，甚至还有老外到他的农家乐来。
刘本金的女儿是学医的，大学毕业后又考上了研究生继续深造。刘本金的家里仍然说不上富裕，但是他说：“群众的日子过好了，花楸发展起来了，这就是给我最大的安慰。今天的花楸山更青了，水更绿了，人们的精神更爽了，可是面对未来，花楸如果要进一步发展，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采访札记
至2011年前，我国的城镇化率是46.6%，而城镇户籍人口却仅占总人口的33%，因此有人认为，我国的城市化只是“半城市化”，许多进城的农民并没有真正成为市民，而是“被城市化”了。
2011年5月，成都市统计局公布了《成都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公报显示，自城乡统筹发展以来，成都市城市化进程加快，在1404万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约为920.2万人，占65.51%，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相比，城镇人口增加了约318.9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了12.03个百分点。
2010年11月，成都正式出台了《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这是在统筹城乡发展中一次石破天惊的创举，破除了长期附着在户籍上的城乡权利不平等，实现统一户籍背景下享有平等的教育、住房、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这一创举可说是动摇了多年以来我国城乡分割二元结构的体制基础，从此，“农民”不再是身份的象征，而仅仅是一种职业。而实行新的户籍制度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后，通过确权颁证，农民可以带着产权进城，即使读了大学也有土地，这一体制更让城里人羡慕不已。
城乡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协调推进的城市化，经过8年来的探索，成都走出了一条新型城镇化道路——顺应城镇化梯度推进的趋势，成都市在努力推进中心城区和县城加快发展的同时，选择并扶持了一批重点乡镇优先发展，使一批区域中心镇迅速实现了“华丽转身”，转变为现代小城市，产业水平不断提升，辐射力和人口吸纳能力显著增强。在此基础上，对一般乡镇再进行扶持和改造，以不断缩小差距，共同繁荣。这条新型城镇化道路，不只是缩小了城乡收入的差距，也缩小了在基础设施、社会建设、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促进了城乡同发展共繁荣，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从而较好地避免了传统城镇化的弊端。
到成都考察后，许多专家都肯定了“成都实践”的伟大意义。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认为“成都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引领城市”。著名国情研究专家、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十二五”规划参与者胡鞍钢教授认为，“成都实践”是“一个伟大的创新”，“成都所探索出的这条新型城市化道路，是我们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宝贵经验，经得起群众的检验，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专家们纷纷认为，自推行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以来，成都市提升了乡村发展的活力，促进了城乡经济的良性循环，提升了中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促进了社会和谐，为我国在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实现社会和谐转型积累了成功经验。
“成都实践”甚至引起了许多国外媒体的注意。2010年10月，美国知名财经杂志《福布斯》发布全球未来10年发展最快的城市榜，成都摘得冠军。《环球时报》报道这一消息后，又发表了《中国城市化
西部将是引擎》一文，深度解析了成都的城市竞争力优势。同月，中新社发表的深度报道《成都成为全球未来10年发展最快城市之首背后》和《未来10年发展全球最快，成都突变演绎造梦之城》，这些报道纷纷被巴黎《欧洲时报》、美国《侨报》等刊载。11月25日美国全球知名的《纽约时报》（美国版）和《IHT国际先驱论坛报》（国际版）推出了《成都：引领中国城市建设的典范》等文章。2010年底，美国著名杂志《财富》在亚洲版和欧洲版中同时发表文章《成都：未来十年发展最快城市》，称“成都已经成为中国西部大开发中的引擎城市、中国内陆投资环境标杆城市和新型城市化道路的重要引领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