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春色:改变农民命运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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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追梦之地(4)

专家们认为,目前国内的旅游开发,饮食文化只作为旅游的一部分,还没有哪个地方专门把某个菜系作为旅游的主打产品,这个市场还是一片等待开发的空白。而旅游产品的细分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也是旅游市场的需求,从市场角度来看,川菜主题式旅游肯定是有市场的。

因此,善于创新的安德,极可能再一次抢得先机了。

在推进城乡一体化中,安德镇不仅实现了第一、第三产业互动,而且“接二连三”(第一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联动),成功地创建了一个覆盖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新型食品生产加工基地,这个基地必将带领一方百姓共同走向富裕。

◆羊安春色

在离成都市中心70多公里处的远郊——“三圈层经济圈”有“千古风流卓文君”的故乡邛崃市,近年来邛崃的羊安镇被誉为“平地起新城”,是成都市推进“三个集中”的典型缩影。

邛崃古称临邛,为巴蜀四大古城之一。“锦江腻滑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这个山环水绕、山水相依的历史文化名城,是我国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西出成都的第一个驿站,在西汉时期就孕育出了卓文君和司马相如浪漫的爱情,在历史上一直是以盐铁著称于世的名城,是人类最早使用天然气的地方。邛崃在汉代是中国经济水平发展较高的地区,卓王孙、程郑等家族都因冶铁成为巨富。直到南宋时期因天然气用尽,盐井已封,邛崃的经济才开始衰落。

在2003年成都市开始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时候,邛崃不但仍然是一个农业市,而且是一个小城市带大农村的地方,发展较“一圈”“二圈”的一些区(市)县相对落后。

在推进城乡统筹中,按产业集群发展的规律,成都市将过去的116个开发区整合为21个工业集中发展区,并对“一”“二”“三圈层”的产业发展作出了明确界定。按照总体规划,离成都市40多公里的邛崃市羊安镇被确定为全市优先发展的重点镇之一,羊安工业园区将建成以精细化工和家具产业为支撑的高端产业园区。

直到2005年,羊安镇和许多经济并不发达的乡镇一样,只能算个当地人常说的“幺店子”,没有基础设施,没有产业,没有规模,只有一些零星的作坊式的小企业。但羊安镇党委却紧紧抓住了被确定为成都市优先发展重点镇的机遇,决心艰苦创业,确定了“工业化立镇,城镇化兴镇,产业化富镇”的工作思路,让产业支撑城市,城市配套产业,雄心勃勃地力争用3至5年的时间,通过产城融合,建设起一座“生态工业城市”。

仅仅过了5年,羊安镇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依托工业园区,推进“产城一体”,建成了一座“羊安新城”。这里有宽阔、平坦的道路,有完善的雨污管网、水、电、光纤等基础设施建设,有标准化的医院和幼儿园、中小学校。虽然还说不上繁华和热闹,但街道上已经有餐馆、美容美发店、食品店、百货店和电动车门市部……工业园区出现了大量崭新的标准化厂房,2011年,入驻的企业已经达到100多家,引进的项目已经达到130多个,建成区面积达到6.3平方公里,初步形成了以精细化工和家具制造为特色的产业集群,为6000多位产业工人解决了工作场所和生活居住的问题,常年在园区务工的农民工达到9000余人,待所有项目建成后,将提供就业岗位3万多个。

2010年园区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了29亿元,占到了邛崃市全市工业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到2015年,全镇工业增加值预计将达到100亿元,与此同时,羊安镇还将建成一个“宜居宜业的生态工业城市”。

在建造“羊安新城”的同时,羊安镇在全镇范围内实施了土地整理,新建了6个农村新型社区,成功地将两万多分散的农民转移到城镇中集中居住。在推行“三个集中”之初,羊安镇的农民并不愿意集中,当时的镇干部们曾经“舌战群户”,说明向城镇集中的好处。以后随着“羊安新城”和农民新居的出现,农民们终于逐渐被良好的居住条件和新型的生活方式吸引,加快向城镇集中了。2009年城镇建成区面积已经由2004年的不到1平方公里扩大到2平方公里以上,农民集中居住的达到2.85万人,城镇化率达到69%。

在招商引资中,离成都较远、区位优势并不突出的羊安镇也曾经遇到过很大困难。为了发展产业,2007年春节前,羊安镇打响了招商“突围战”,镇党委书记和镇长带队组成了两个招商“突围”小分队,只要听说哪家企业要拆迁或搬迁便主动上门拜访。在凛冽的寒风中,他们曾多次执著地守候在一些企业的大门前,不知道拜访了多少企业,也不知道遭受了多少白眼和冷遇(当然也有对他们热情接待的)……锲而不舍,坚持不懈,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得到了著名的“八益家具”公司有意选址扩大规模的信息,于是便马上通过一位认识对方的村支书和“八益家具”联系。最初对方对离成都市区较远的羊安镇并不了解,对羊安的发展也缺乏信心,因此并不打算把总部迁到这里。后来经过多次主动上门拜访,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后,对方终于被“羊安诚意”和“羊安精神”感动,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后,决定把总部迁移到羊安镇。随“八益家具”的迁移,带动了一大批企业的入驻。

羊安镇的领导们分析,目前面临的新问题有:一是干部能不能适应新的发展形势?能不能改变多年来形成的农村工作习惯和工作方式,真正领会统筹城乡发展的精髓所在?二是邛崃市和羊安镇财力不足,农民集中居住安置房不能满足需要,造成部分农民长期“过渡”;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在一些方面落后于企业入驻速度,随着上百家企业进入,居住、文化、娱乐、医疗、教育各方面都显不足,以致造成一些企业短期内无法进入。三是建设用地指标不能满足项目入驻的要求……

小城镇发展了,工业园区建立了,新型社区出现了,但农业怎么办?现代农业怎样发展?在这方面,农民群众运用自己的智慧,走出了一条道路,羊安镇最津津乐道、最引以为自豪的“汤营模式”和“汤营农业公司”,就是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羊安新城中出现的。

汤营村共有3700多人、1000多户,人均耕地仅7分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农户们一直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生产方式。而人均不到1亩地又让他们叹息着“咋种都不来钱”,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是“386199部队”。只有在割麦插秧的“双抢”季节,青壮年劳动力才会回来“大战红五月”。也有一些人干脆以极低廉的价格把土地让给别人耕种,甚至“搁荒”。农民们曾经算过这样一笔账:1亩地自己种,满打满算能收600公斤谷子,毛收入约900元,扣去种子、化肥、农药等开销,只剩下三四百元,如果再扣去人工,就很可能是个负数了。

到2003年,这个村的人均年纯收入仍然只有3000多元,村集体没有任何积累,欠债3.8万元,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当时连支部书记每月200元的补贴、各村民小组组长每月50元的补助都无法兑现,于是往往干部会开不起来,干群关系紧张,以致成为有名的、让上级领导头疼的“上访村”。

2003年,时年不到40岁的胡桂全经过公推直选担任了村支部书记。

和汤营村绝大多数思想保守的农民不同,胡桂全是一个农村里的“能人”,精明强干,善于计算,胆大心细,敢于创新,改革开放后经过商,搞过建材生意,走南闯北见过世面。上任后他便盘算着怎样让汤营村的老百姓增加收入尽快致富。

他揣着个笔记本挨家挨户地拜访,了解贫穷的原因,也听取大家的意见。

在走访的过程中,通过反复和村民们交换意见,胡桂全的主意逐渐形成了:不能只盯着7分土地,一定要发展副业,并想法让有限的土地发挥出最大效益!

2004年成都市结合城乡统筹发展,开展了土地流转工作,汤营村也以每亩年租金800元的价格,把500来亩土地流转给了来自浙江台州的客商。台州客商种的是蔬菜和西瓜,倚仗良好的气候和灌溉条件,绿油油的蔬菜和圆滚滚的西瓜长势都很好,胡桂全多次有意路过这些土地,而每次路过时都会让他感到惊奇、羡慕和一些后悔。一年过去了,每亩地的利润竟达到了3000至4000元,客商的利润几乎达到了两百万!

土地里藏着金元宝啊!仅仅依靠种瓜种菜,一年下来竟有近两百万元的纯利润,汤营村的农民和胡桂全都震动了!大家议论着,为啥会获得那么高的收益?说来说去,一个是产品适销对路,一个是规模化的种植。为啥自己有土地、有劳动力却只能让别人去赚钱?能不能自己也打破一家一户小本经营的方式搞规模化种植呢?胡桂全和许多村民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

2005年,四川省实施了“金土地”工程,对田地、道路、水利、林地等进行全面整治,农村的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大大改善,更便于进行规模化经营了。胡桂全便以此为契机,特意组织村里的养殖和种植能手们去双流、郫县、乐山等地的一些现代化农业基地参观,一面参观一面和大家讨论,什么是现代化农业,今后汤营村的路应该怎样走。而与此同时,村里自办公司,让乡亲们用土地入股的想法也在他的脑海里萌发了。

当年9月,中共邛崃市委召开常委会,这次常委会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做法:扩大基层民主,向普通党员开放。于是胡桂全便列席了这次会议。在会议上他大胆地提出了兴办汤营农业公司的想法,并问道:“在公司的启动资金方面能不能得到上级的支持?”

胡桂全和汤营村这个具有创新精神的想法,立即得到了邛崃市委和市政府的重视,会后县领导派专人进行了调研,调研后决定予以支持。邛崃市政府成立的兴农公司注入了风险资金1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这笔资金不是贷款,而是汤营农业公司的股份,每年参与分红但不拿走红利,把这些红利留作村集体的收益,待积累到一定规模后,再由村集体用100万元买回这些股份作为集体股。兴农公司平时不介入汤营农业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只保持对重大经营方针的话语权。

由于是第一次经营农业公司,胡桂全和大家心里都没有底,“规模太大、风险太大不好控制,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吧!”因此最初只让506户农民签订了协议,入股土地1000亩,村集体也以土地整理后新增的60亩耕地入了股。

就这样,一个以生产要素为纽带的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农民利益共同体——汤营农业有限公司——出现了。

按照现代企业正规的运作方式,公司召开了股东大会,选出了股东代表,成立了董事会、监事会,制定了完善的制度。镇政府和财务所将监督和审计公司的财务。

公司成立后,胡桂全和管理人员们立即与成都农科所等科研单位和政府的涉农部门联系,并对市场情况进行了考察,然后对土地进行了整体规划,决定以食用菌、时令菜和西瓜为主要产品,进行规模化经营。

仅仅过了一年,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效益便开始显现,和传统农业相比,收入竟增加了四五倍,每亩土地除分得了450公斤黄谷的保底收入外,还分得了红利115元。与此同时,又吸收了大量农民特别是妇女和老年农民到公司打工,多时500多人,平时也有两百多人,不但解决了本村300多个剩余劳动力就业,还吸收了外村的农民100多人。

三年后,公司已经有了一定经济基础,胡桂全和公司其他管理人员适应市场、驾驭市场的能力也大大提高了,于是公司便将经营规模扩大,土地增加到2070亩,入股农户增加到800多户。公司在农业专家们的指导下,先后开展了礼品西瓜和反季蔬菜的大棚栽培、良种苦瓜网架栽培、珍稀食用菌开发等等。到2008年年底,夫妻两个劳动力一年的工资、红利等各种收入已经可以达到两万多元。

三年来,汤营公司的股东们(汤营村的农民)每年都获得了“保底收入”和“红利”,让大家皆大欢喜,但是慢慢地公司董事长胡桂全却开始担心了:经营是有风险的,市场的情况千变万化,万一形势不好,这种“保底”分配、旱涝保收的办法就有可能把公司拖垮。于是,2008年10月在公司的董事会上,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公司要发展、壮大,就要所有的股东都和公司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不能搞成旱涝保收;再说,公司为了壮大实力就需要招商引资,扩大再生产,但是对村民们的‘保底分配’就像不平等条约一样,会把外来的投资者堵在门外。我认为,应该取消‘保底’,让公司完全市场化……”

听胡桂全这么一说,董事们仔细想想确有道理,当即表决通过。

但取消“保底”还必须得到股东们的同意,于是董事会成员便挨家挨户地征求意见。许多股东自己都在公司上班,过的是“种自己的田还要领工资”的日子,听董事会成员一宣传,也就理解了。当然也有个别人不理解,理由是:“万一将来公司赚不到钱,我们岂不是亏了?”对这少数人胡桂全解释道:“公司属于每一个股东所有,万一哪一天真的倒闭了,不是还有几百万元固定资产?这些资产仍然会分配给所有的股东。”

经过两个月的酝酿后,在股东代表大会上进行表决时,股东代表们一致同意取消“保底”收入部分,完全市场化,只按红利分红。

这个决议的意义绝不仅仅代表汤营农业公司分配方案的变化,而是意味着汤营村的农民从观念和体制上都开始真正走向市场,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的重大举措,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其影响将是巨大的。

取消“保底”收入后,为了规避风险并保障股东利益,公司每年从销售收入中提取10%作为抗风险基金,年底如果公司亏损,风险基金就用作股东的分红,如果盈利,利润的50%作为公司的发展资金,50%再加上风险基金都是股东的红利。

农业公司的成立,让空壳村集体经济得到壮大,农户的收入也由过去单纯的种植业变为“租金+务工+红利+个体经营”等收入。“种自家田,领公司钱”,由农民向农业工人转变,已是时下汤营村农民的真实写照。

60岁的农民岳双全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全家5口人,4.5亩地,入股前儿子外出打工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土地入股后,岳双全老两口和儿媳都到汤营农业公司打工,年收入除1.6万多元外,还分得红利900元。当我问他对公司的前景有什么看法时,岳大爷说:“他们都是村里的能干人,我信得过……”沉吟了一会儿他又说,“退一万步讲,即使公司经营不下去了,土地还是我的,那也没啥……”

60多岁的陈志洲也算了一笔账:家里6口人,4亩多土地,成立公司之前,除去人工,年收入不过千把块钱,“现在,土地全部流转给汤营农业公司了,儿子和儿媳去外面打工,我和老伴儿在公司里干农活,全家光是打工的收入就超过了3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