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春色:改变农民命运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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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确实权 颁铁证(2)

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在评价瓦窑村的改革经验时说:“它给人一种春风扑面的感觉,瓦窑村的实践,在确保基本经营制度不变的基础上,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做到了淋漓尽致。让我们看到改革所展现的美好前景,这个前景让人心驰神往。”

在进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之初,瓦窑村也曾发生过许多趣事,那时,只要看到干部和测绘人员进村,有的村民就赶紧锁上门躲到别的地方。甚至还有人对村支书唐朝阳说,我晓得你们政府又想来搞拆迁,又要拆我们的房子,征我们的地,所以才来丈地……

为了让群众理解确权的意义,自觉地参与。兴隆镇别出心裁地发动了小学生,镇中心小学除了给学生们讲解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外,还给学生们出了一道题:你家有多少土地承包,你们家的宅基地有多宽,你们家的房子是什么样子?并要求孩子们画出来……于是孩子们都回家去问家长,慢慢地,许多村民都知道要搞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了。

瓦窑村还学习电视台的做法,搞起了“开心辞典”,围绕产权制度改革拟出了许多问答题,答对的可以得到半公斤猪肉或一把挂面,于是村民在欢声笑语中懂得了“确权颁证”“市场要素”“土地流转”的意义。

确权颁证的工作按部就班地展开了,但村民们又有了新的意见。

有人说,1998年实行二轮承包时,规定的承包期限是30年,现在仔细算一算,这30年只剩下18年了,是不是18年后又要调整,又要推倒重来?那时的地还是自己的地么?于是,村民们纷纷要求政策保持稳定性。

但是,咋样才能保持稳定性呢?

村民卢万登开的小茶铺是村民们常来喝茶摆龙门阵的地方。2009年3月的一天,退休教师王永远到这里喝茶时,谈到他曾经仔细研究过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现里面有“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句话,认为这句话里大有文章可做……在村民们的眼里,王永远是个“明白人”,脑子灵活,办事公道,古道热肠,得到了大家的信任,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的话马上得到了卢万登的响应,卢万登兴奋地把王永远的想法告诉了喝茶的村民们,大家纷纷表示拥护。把意见反映给了村支书唐朝阳,唐朝阳立刻向上级党委和政府汇报,上面回答“可以大胆尝试”。

当时唐朝阳也曾产生过顾虑,把土地承包经营权等确权从30年改为“长久不变”,自己会不会因为“用力过猛”而“下课”?但转过来一想,“真正有利于村民的事就值得去冒险,大不了这个支书就不当了!”

于是他决定“顺应民意”,采纳群众的意见,把30年改成“长久”两个模糊的、没有具体期限的文字,并且实行了“生不增死不减”。他认为,这样做既可以让老百姓放心,安心搞生产,又能让前来进行土地流转的企业放心长线投资,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我们的做法既可以说是一种创新,也可以说是打了‘擦边球’吧!”唐朝阳说。

于是,按照成都市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部署,自2009年5月以后,瓦窑村便开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等“长久不变”进行了大胆探索。

在这个过程中,唐朝阳感觉到,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很多矛盾都难以解决。仅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方面,全村2360人只有2132亩耕地,人多地少、生多死少,100多名新增人口一直没有分到承包地,但如果进行土地调整,给新增人口分配承包地,由于打破了原有的生产格局、再加上本轮承包期未满等因素,也会引发一系列尖锐、复杂的问题。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而“长久不变”又涉及每家每户的长久利益,起点必须公平。过去的承包地不是按面积划分而是按产量划分的,面积有大有小,从长远看来,在土地流转或土地被征用时(这些都是按面积补偿),就会产生不公平的矛盾,这又怎么办?

凡此种种,他多次组织村、社干部进行讨论,都一直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后来,在双流县领导及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唐朝阳到都江堰市进行了学习考察。都江堰市成立村民议事会、监事会解决各种难题的做法,大大启发了他,于是通过海选,瓦窑村也成立了村组议事会。议事会成员也被村民们称之为“议员”,对选举“议员”村民们十分重视,比村委会换届还“庄严”,有的村民拿着选票去一边填,小心地不让人看到自己到底选了哪一个。

议事会在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并深入进行思想工作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究,形成了解决承包难题的决议:从有地村民中调出部分承包地,承包给2008年9月30日以前新增的无地人员,此后在本轮承包期限内集体不再为新增人口分配土地,但新增人口可以享受集体资产收益分配。这个决议既符合土地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的法律规定,又解决了新增人口有户无地的难题,得到了村民的广泛认可。

至于“长久不变”涉及的利益问题,解决的方案是:村民仍旧各自耕种现有的土地,耕种收益归其所有,而各种征占补偿、流转收益和国家按耕地面积发放的各种政策性补贴(如耕保金)则由确权到户的农户享受。

2009年6月,瓦窑村在完成了耕地面积实测之后,进行“确权颁证”,确权颁证的内容包括:给集体经济组织颁发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集体林地使用权等证书,给农户颁发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村房屋所有权、集体林地使用权等证书。

在确权颁证时,瓦窑村重新发放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面的承包期限由过去的“30年”一律改为“长久”。在瓦窑村,我特地拜访了一些农家,小伙子刘彬的家便是其中之一。刘彬本来一直在城里打工,最近开了农家乐,面积共两百多平方米,装修一新,厨房是“标准化”设计,不但很干净,而且洗菜分荤菜池和素菜池,洗碗有“一洗二清三消毒”三个不同的工序。

刘彬的房屋是2007年搞新农村建设时新修的,过去是“茅草棚棚笆笆门”。他一直保存着老房子的照片。他说:“1995年结婚时都没有一间新房!”他把结婚时土砖房的照片找出来让我看,“老房子不光旧,而且地势低,又在河边,老是被水淹,前前后后重修过三次,直到近几年搞新农村建设,才有了像样的家。”

我问他:“土改时你家划的啥成分?”

小伙子尴尬地笑了笑,“不晓得……得问问妈……”

的确,30来岁的他,基本上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成长,没有经历过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成分定终身”的年代,阶级成分在他这一代人的观念里已经很模糊了。

我又问他:“在推行城乡统筹前你的生活怎么样呢?”

他回答得仍然有些模糊,只说唯一记得的是,妈妈干活时把他装在竹筐里丢在路边。初中毕业后便跟着亲戚到河南打工,干的是炒瓜子、做沙发等活路,总之啥都干,干了几年回到成都后在一家企业搞橱柜安装,干了6年,每月工资1000多元。

家乡搞起了新农村建设并开发旅游后,刘彬回了家。回家后他没有种地,推行城乡统筹后他家的两亩多地全部出租,一年可以得到4000多元租金。他拆去旧房,新修了小楼。修房花了11万多元,政府补偿了8万多,自己只掏了3万多元。至于农家乐的生意呢,目前是有喜有忧。喜的是,从元月至5月收获草莓的季节,农家乐的生意不错,一个月的纯利润可以达到五六千元;忧的是,收获草莓的季节一过,客人少了,生意也清淡了,又得出去打工。因此他极希望村里能开发一些具有吸引力的旅游项目,让游客们常年都能前来游玩,这样他就可以不再出去打工了。

曾长期在城市里打工的刘彬并不留恋城市,“我觉得在家里干活比在外面打工强多了。现在的政策好,城乡间的不同只是城里的房子高一点,我们这里的房子矮一点。我们这里离成都和华阳镇都是20公里,是成都的后花园,空气比成都好得多。现在一些城里人想到农村买房子,这不行,农村的土地要保护,是不准拿来搞房地产的……”

说到最后一句话,刘彬的神情流露出自豪。

“你家里有几口人呢?”我问道。

“4口人,妈、我、爱人和娃娃,爱人在当护士,每月1000多元,儿子5岁半,在上幼儿园,快进小学了,父亲得了尿毒症,2004年走了。那时我们这里还没得医保,他一周要透析两次,500多元一次,从发现有病到去世只有两个多月……现在我已经给娃娃买了10年保险,今年争取把妈的医保也解决了。”

谈话间,刘彬的妈妈周国芳回来了,55岁的她,脸上没有多少皱纹,头发仍然浓密,只是绝大部分已经变成了银白色,但谈话和举止都很利索,勤劳的老人刚才利用空闲时间去村委会打扫清洁了。

我提起刘彬不知道家里过去的情况,周国芳笑了,她回答道:

“我娘家是贫农,家里五姊妹,我行三,老公家比我们家还穷,他14岁就父母双亡,小小年纪就自己耖田,还帮人放牛。当时我也在放牛,冬天常到他那里去烧喂牛的热水,他很照顾我,常给我帮忙,一来二去两人就熟了。我看他勤快,又觉得他很造孽……后来他爷爷介绍,我就同意了。结婚那天,连煮饭的米都没有,靠娘家人拿米来才煮了顿饭……第二天又没米了,以后也全靠娘家人帮忙。”

回忆起年轻时的爱情和苦难,周国芳的声调很平静。

“他家是三兄弟,他是老大,我嫁过来时,弟弟一个16岁,一个13岁,都要靠人养活,我们只有攒劲干活。那时女人的工分评得低,一般每天只有7分工,男劳力是10分工,10分工也只有几毛钱,我天天和男人一样拿根扁担担粪,也只评了8分工。生娃娃后我背起娃娃干,两个人攒劲挣工分,几年后慢慢有吃的了,不饿饭了……现在日子好了,他又走了……”

说到这里,周国芳平静的语音颤抖起来,她沉默了。

大概为了转移母亲的情绪吧,刘彬连忙拿出了推行“城乡一体化”后给他家颁发的户口簿和“五证一卡”。户口簿的封面上写着“居民户口簿”,而不是“农民户口簿”,在职业那一栏里写的是“农业劳动者”而不是“农民”——这一切都意味着,“农业劳动”只是刘彬一家人的职业,而不再是“世袭”的某种身份,刘彬全家已经从“农民”变成了和城里人一样的“市民”。

打开粉红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承包期限”那一栏里赫然写着“长期”两个字,这是瓦窑村农民的创新。除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还有“耕地保护合同”“瓦窑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股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和“集体土地使用证”,至于“卡”呢,就是一张耕保卡,每年的耕保基金都直接打到卡上。

基层干部们说,这几个证要值几百万哩,有它们就可以直接抵押贷款了!

最后,我突然发现刘彬还有三张蓝色的社保卡,看见我注意这几张蓝色的卡片,刘彬笑了,他说:“我一直以为自己还没有办社保,想不到现在我、老婆和妈都已经办社保了,原来是老婆办的……”

镇干部们告诉我,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到这里考察时,曾嘱咐他们不要把宝贵的土地资源拿出去让别人来经营,要自力更生探索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如今瓦窑村正在筹办现代农业发展公司,准备种植各种高档蔬菜,与此同时,还要发展有机草莓以及高端旅游。这样一来,刘彬的农家乐可能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他的心愿有望实现了。

◆艰难的“回头看”

2010年春天和夏天,成都市各区市县都在忙碌地搞“回头看”:村办公室的桌子上堆满了各种报表、图册,还摊开了大大的地图,工作人员们低头计算着、写画着;测绘队员和各村社长、组长、议事会成员、户代表在地里一块一块地实地丈量;村支书、村长们个个熬红了双眼,从早忙到晚,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不少基层干部叫苦连天,有的甚至闹着要辞职。

“回头看”是2010年春节后开始的。

何谓“回头看”?为什么要搞“回头看”?

“回头看”就是要看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宣传是否家喻户晓,基层干部的思想认识是否真正到位,农民的“五证一卡”是否颁发齐全,是否真正做到了土地、台账、证书、合同、耕保基金“五个一致”,民主管理机制是否完善,如此等等。“回头看”验收严格,目的是要让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至于搞“回头看”的原因则在于,成都市委、市政府经过明察暗访,发现在前一阶段的确权中,有的地方在“走过场”,在应付,丈量土地时马马虎虎,工作不认真,不逗硬,以致造成皮尺量出的土地和卫星定位确认的不一致;有的地方嫌麻烦,用“确空权”的办法敷衍上级,掩盖矛盾,即动账不动地,组里把土地总面积按人头平均,耕种的承包地却依然不变,耕保金也平均分配。这些做法虽然表面上“推行顺利”,暂时避免了一些矛盾,但却造成了农民手中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载的面积、地块、位置与实际严重不符,不但失去了产改的权威和意义,也留下了大量后遗症。

以彭州市的军乐镇为例,确权时就采取了“确空权”的办法,2009年有经营者要对军乐镇乐兴村上百亩的土地进行流转,在同村民谈判租金时,矛盾出现了:“到底应该按产权证上的面积付租金,还是应该按照农民实际耕种的面积付租金?”矛盾使得土地流转最后流产。

在“回头看”中,军乐镇推倒重来,花了三个月时间重新测绘土地,重新完成确权颁证,才终于让这项工作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

前一阶段工作做得扎实的,在“回头看”时只需要进行一些局部的微调和完善,比较简单;而一些煮了“夹生饭”的地方就很麻烦,做不到“五个一致”的必须返工,村干部、村议事会成员要带着皮尺、带着测绘队伍重新丈量土地。返工活难做,许多地方上上下下忙了四个多月才完成。2010年5月在双流县永兴镇采访时,我曾和村社干部们进行过一次有趣的座谈,一些人对“回头看”颇有微词,在座谈会上倒起了苦水。

一位名叫高利勤的组长说:“我们搞产改时本来比较顺利,田地部分矛盾并不突出,但上图后问题出现了——一部分土地流转出去成了鱼塘,不能再算作耕地,去年鱼塘是领了耕保基金的,今年没有了。这些鱼塘要重新恢复成耕地也很不好办。老百姓们说,当初是你们动员我们把土地流转出去的,现在咋又不承认了?我们想把全组的耕保基金拿来平均分配,但政策又不允许……我觉得,要让100%的人满意根本不可能,能有90%的人满意就很不错了!”

另一位名叫徐大金的社长,已经60多岁,满头白发,瘦得两个腮帮都凹陷了进去,他的第一句发言就是:“可能明天我就不当这个社长了!”然后接着讲,“我70年代就开始搞农村工作,整了几十年,累死了!每个月400元补助,我打电话就要用750元,另外还要坐车子,群众还说我们‘吃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