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始计篇”中有“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谋攻篇”中有“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指出，打仗的最高境界是使用攻心战术，争取人心，使民众服从，使敌人屈服，而不是直接与敌人交锋。在人际交往中，要想让人信服于你，就必须“俘虏”对方的心。得到了别人的心，就得到了别人的信任；得到了别人的信任，就有了最强的力量。
1.得人心者得天下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孙子兵法·始计篇》
在古代，政治就是要使民众与君主同心同德，从而使他们生为君主而生，死为君主而死，而不怕危险。这段讲的是政治精明的君主要争取民心的问题，就是谋求“人心”。
“令民与上同意也”，说明战争是“谋事在人”，而且在谋人心，争取民心，使民众服从，出人、出力、出钱、出物，以支持战争，使战争有所依靠。同时，争得了一个安定环境，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局面，才不使军队在作战时有后顾之忧。
刘邦起义后，带领众人进入沛县县城，入城后，城中父老想推举他为沛县县令，刘邦推辞说：“当今天下大乱，各路诸侯并起反秦，如果选择将领不当，将会一败涂地。我不是爱惜自己的性命，只是担心自己的才能薄弱，不能保全沛县的父老兄弟。这等大事，愿大家推举可以胜任的人。”但众人谁也不敢领头起义，最终还是推举刘邦做了沛公。
刘邦自第一次去关中，在咸阳纵观秦始皇帝车驾出游之后，便做起了皇帝梦。沛县父老推举他为沛公，他喜在内心，但表面上却再三推让。刘邦深知在场的人谁也不敢为首领，他的推让再三，是为了表明他带头起义不是出于私心，不是为了封侯称王，而是在父老兄弟们的再三推举之下，不得已而为之，目的是救民于水火；同时也是为了起义后有效地管束部下；既然是众人推举，众人就应当服从管束和指挥。
刘邦与多路起义军首领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起义不是为了封侯称王，而是把起义的第一天，视为踏上夺取皇帝宝座征程的起点。所以，当他答应沛县父老做沛公时，便胸有成竹地要取代秦始皇。刘邦令起义军的军旗一律为红色。于是，萧何、曹参、樊哙在沛县四处召收弟子，共得3000人，进攻胡陵、方与，还守丰邑。沛公所率领的这支起义队伍，从此加入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洪流之中。凡事有小就有大，有弱就有强。刘邦从此拉开了角逐天下的序幕。细想起来，刘邦之强并不在势力，而在于掌控人心的工夫。
三国时期，蜀国南方诸夷发动叛乱。蜀相诸葛亮深知南中之事，不仅关系到蜀汉后方的稳定，同时也关系到北伐大业，就下决心亲自率军远征。
诸葛亮兵分三路，沿途平定零星叛军，主力行至益州郡。孟获为叛军头领，为少数民族首领，在南中地区很有威信和影响。当诸葛亮听说孟获不但作战勇敢，而且在南中各个地区的部族人民中很有威望，想到如果把他争取过来，就会更好地解决少数民族和蜀汉政权的关系，消除南中时常叛乱的根源，会使蜀国有一个安定的大后方。诸葛亮深知用兵的道理，应以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不可专用武力，而应注意征服他们的心。于是，下令对孟获只许活捉，不得伤害。
当蜀军和孟获的部队初次交锋时，诸葛亮授意蜀军故意退败，引孟获追赶。孟获仗着人多势众，只顾向前猛冲，结果中了蜀军的埋伏，被打得大败，自己也做了俘虏。当蜀军押着五花大绑的孟获回营时，孟获心知此次必死无疑，便刁钻使横，破口大骂。谁知一进蜀军大营，诸葛亮不但立即让人给他松了绑绳，还陪他参观蜀军营寨，好言劝他归降。孟获野性难驯，不但不服气，反而倨傲无礼，说诸葛亮使诈。诸葛亮毫不气恼，放他回去，二人相约再战。
孟获跑回去之后，重整旗鼓，又一次气势汹汹地进攻蜀军，结果又被活捉。诸葛亮劝降不成，又一次把孟获送出大营。孟获也是个犟脾气，回去又率人来攻并同时改变进攻策略，或坚守渡口，或退守山地，却怎么也摆脱不了诸葛亮的控制。一次又一次遭擒，一次又一次被放。到了第七次被擒，诸葛亮还要再放，孟获却不肯走了，他流着泪说：“丞相对我孟获七擒七纵，可以说是仁至义尽，我打心眼里佩服，从今以后，我决不再提反叛之事。”
孟获回去之后，说服各个叛乱部落全部投降，南中地区重新归属蜀汉控制。
能为别人着想，也善于为别人着想，这会使对方一下子就知道你的义气情分，知道跟着你做事决不会吃亏，他也就心悦诚服地被你拉住了。
2.宽厚待人
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孙子兵法·作战篇》
《孙子兵法》中“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译为：对俘虏士兵要优待和使用他们，这就是所谓越是战胜敌人也就更加壮大自己。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善待战俘，宽厚待人。
周文王问姜子牙说：“怎样做才可以治理天下呢？”姜子牙说：“胸怀比天大，然后才能包容天下；诚信比天大，然后才能约束天下；仁德施于天下，然后才能使天下归附；恩惠施于天下，然后才能保有天下；权威比天大，然后才能不失天下；遇事当机立断，就要像天道不能改变，就像四季不能更变一样。具备这六个条件，就可以治理天下了。”姜子牙主张以大度、诚信、仁德、恩惠、权威、遇事当机立断六者为标准去治理百姓天下，百姓必然会拥戴主政者。这六条原则，是稳定局势的要略，其中又以“包容天下”为首，它可以作为领导人物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
《宋名臣言行录》中记载了宰相吕蒙正的故事。吕蒙正中进士后没几年就当上了参知政事，在当时相当于副宰相之职。有一天早晨上朝，听到有人隔帘指责他资历太浅不能居参政之职，吕蒙正装作没听见。随行的同僚要为他追查说此话的人，吕蒙正却说：“如果我知道这个人的姓名，我还会耿耿于怀，这有什么好处呢？再说，不追究此事，对我也没有什么损失。”正是因为有着这般的宽容大度，吕蒙正辅佐太宗巩固了宋初的统治，成为一代名相。
人与人之间贵在和谐，如果谴责别人的小过失，揭发别人的隐私，念念不忘别人的旧恶，将使我们的心受到挟制，心眼狭小，更造成自己与别人相处时的潜藏危机，为自己树立更多的敌人。相反，一个讲宽恕待人之人，心胸开阔、宽恕仁爱，他自身的修养不但臻于完美，与他人之间也是一团和气。没有敌人，灾害自然也不会降到他的身上。
杨继盛有一次在写给儿子的书信中说：“宁可我让人，不要使人让我；宁可我容人，不要使人容我；宁可我吃亏，不要使人吃亏；宁可我受气，不可使人受气。别人有恩于我，我终生不忘；别人有怨于我，我及时丢掉。看到别人的好处，就称赞不已；听到别人的缺点，就守口如瓶。有人向你说某人对你要感恩报答，就说他有恩于我，我无恩于他，这样就使感恩的人感受更深。有人对你说某人恼恨毁谤你，就说他平时与我最要好，怎么会有恼恨毁谤我的道理，这样就使恼恨毁谤的人听后怨恨自然化解。”
杨继盛这段话堪称是做领导的铁定原则，如果每一位领导都做到这一步，天下怎么不美好？人类怎么不和平共处？
黄石公说：“不抛弃小怨，就会产生大怨。”又说：“怀念旧恶而排斥新功的人没有好结果。”成就大事的人，具有宽恕的美德与雅量。只要对方有才能、无论他是仇人与否也要任用；只要对方有功德，无论他怨恨与否也要奖赏。
刘邦初定天下，大封功臣许多人，余者日夜争功不休。有些将官还三五成群在一起窃窃私议。一天，刘邦问道：“诸将所议何事？”张良说：“他们正在策划谋反。”刘邦大惊，忙问怎么回事，张良回答道：“陛下起自布衣，与此辈同取天下，现今陛下贵为天子，所封皆昔日故旧、亲信，所诛皆平生结怨之人。此辈恐不仅不能受封，反因往时过错而被杀，所以才聚众谋反。”刘邦转生忧虑，问道：“那要怎么处置？”张良反问：“陛下平日最恨的人且为群臣共知的是谁？”刘邦答：“雍齿与我有旧怨，起事后又曾叛汉降魏，并再三困辱过我。我早想杀他，只因其功劳，不忍下手。”张良便劝他赶快先封雍齿，而后必自安。刘邦依言，先封雍齿为什方侯，然后敦促丞相、御史快快计功封赏诸将。群臣见状，皆大欢喜，纷纷议论，像雍齿那样的人都能封侯，他们还担心什么。张良略施微计，不但纠正了刘邦用人惟亲、循私行赏的偏向，而且轻易地平息了一场轩然大波。他这种赦小怨而坚众心的做法，不能不说手段高明。
宽容是一种精神，它要我们超越自己的偏见；宽容是一种态度，它培育我们的博大胸怀；宽容是一种境界，它意味我们有可能战胜自己的弱点；宽容是一种理想，它召唤我们走向崇高。会宽容人的人，虽然从来不指望得到回报，更不会去索取回报，但往往会得到回报，甚至是更大、更多的回报。
3.成功，就是使人屈服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孙子兵法·谋攻篇》
用兵的法则是，能使敌国完整地降服是上策，击破敌国就差一些；能使敌人全军降服是上策，击破敌军就差一些；能使敌人全旅降服是上策，攻垮这个旅就差一些；能使敌人全卒降服是上策，打败敌卒就差一些；能使敌人全伍降服是上策，打垮这个伍就差一些。因此，百战百胜还不是好中最高明的，不战而降服敌人才是优胜中最高明的。
孙武以非战手段避免兵燹战祸的战略为指导思想，认为军事斗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安国全军保民，而任何战争都不可避免地造成军民伤亡和经济的破坏，因此他提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武“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本义是：不通过直接交战而使敌屈服。按照他的主张，大至于敌国、敌军，小至于敌之旅、卒、伍，都可以不战而使之屈服。也就是说，孙武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既是一种战略主张，也是战役、战斗的主张；当然，重要的还是战略主张。
怎样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孙武没有具体论述，但从全书中可以反映出其基本内容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心理等斗争手段，把战争遏止于萌芽状态。这种战略目标只有在具有诸多绝对优势条件下才可能实现。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孙武在肯定这一思想的同时，基本的还是论述以战制敌。
康熙十三年，任陕西提督的王辅臣打死了陕西的刑部尚书莫洛，举兵反叛了。这个王辅臣，是山西人，强盗出身，为人骁勇善战。顺治年间就已反叛过清廷，后来归降后随洪承畴南征时升任总兵，到了吴三桂手下，吴三桂待他如子，非常信任。
在一次酒后，王辅臣骂了吴三桂的侄子吴应麒。吴三桂为此让人捎话责备王辅臣，说：“你要吃我的脑髓，这是什么意思？惹得别人笑话我，说我吴三桂老头儿平日对王辅臣爱如珍宝，现在反要吃他的脑髓，岂不让人寒心！再不能说这种话了”。王辅臣听了此话心中不满，就找机会离开了吴三桂，调到平凉任陕西总督。吴三桂对此十分惋惜，给他两万银子做路费。吴三桂反清后，极力对王辅臣实施诱惑，王辅臣又感念起吴三桂的旧恩，果然又回头上了吴三桂的贼船。
然而，康熙面对突然事变，却镇定不惊，进行了冷静的沉思。康熙认为王、吴之间，感情并不扎实，于是不惜一切对他采取招抚政策，主要动机是减轻主战场压力，保证正面战场以主要力量打击吴三桂。康熙帝深知王辅臣为人，尽管他是第二次叛变清朝但居心不坚，假如再度宽容，相信会招抚成功。为此他专敕慰勉，说王辅臣杀死将军莫洛的原因是由莫洛控驭失宜，军心不服所致。任用莫洛，是他皇上本人知人未明，咎在朕躬，于你王辅臣是没有罪的。此说教最终感化了王辅臣，使他重新归顺了朝廷。
康熙对王辅臣的招抚体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说明他善于在军事战争中结合政治手段，把军事斗争升华为政治斗争的继续而取得成果。在战场上，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必要时政治策略能起到军事战略一时所起不到的关键作用。王辅臣的归抚，使得朝廷从而解脱了西北战场的军事威胁；挫败了吴三桂借助王辅臣之叛，从西北方向进军北京的阴谋和企图。这以后，康熙广泛使用剿抚并用政策，在军事打击的同时，以招抚瓦解敌人，收到了重大效果。
继西北招抚成功之后，福建耿精忠也被招抚归降，致使闽、浙相继平定。后叛的尚之信也被招抚归降。康熙向各地统帅、督抚部署：凡在贼中文武官员兵民，悔罪归正，前事悉赦不问，仍照常加恩。如果有擒杀贼者，投献军前，或者以城池兵马归抚者，仍论功奖赏。依此形成制度，每到战役关键时刻，康熙帝都发招降敕书，由专门负责招抚的人掌管送达。可说是攻心战。
而对于个别投降之后又复叛的人，则不一味宽容，而是加重处理。如广东的祖泽清于康熙十七年再次叛清，康熙下令兵部训斥他：前次叛时你可以说自己是被逼迫，不得已而从贼的，现在你降后复叛，就说明你是“苦心附贼可知”，即死心踏地了。于是康熙明确宣布：罪情重大，国法难容。不许招抚，亦不许其投诚。最后捉住一定要处死。这就给一些归抚的人敲了警钟。
招抚政策显示了威力，极大地削弱了叛军的力量。在三藩之战中，为彻底平定叛乱，在情形非常复杂的情况下，康熙帝以一颗不变应万变之心，采取一系列剿抚并用的战略，使叛臣归降，孤立主要敌人，从而扭转了僵持的战局，最终打击了极少数顽固叛贼，取得了全面胜利。
在收复台湾的问题上，康熙帝同样采用招抚政策，他总的指导方针是：先抚后剿。把招抚明将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作为主要目标。由于战略决策的正确，加上总督姚启圣和提督施琅的忠实执行，使康熙帝的招抚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大大减轻了渡海作战的难度。对台湾的招抚不仅针对郑氏官兵，康熙还非常重视出示安民、秋毫无犯、使百姓乐业的宣传。
为使招抚取得重大成功，康熙对下边的合理建议往往给以大力支持。譬如郑氏集团曾有人想栽赃陷害原海澄公黄芳泰，因黄芳泰在汀州居住，所以归抚的将士们不敢来漳州、汀州归降，怕受到报复，而且汀、漳二州有不少人冒充海澄公的家人，故意做出违法的事情，让地方官吏不敢过问。对此，闽督姚启圣特意疏请康熙帝下令，让海澄公黄芳泰离开汀州，以利招抚。康熙看到疏请，马上命黄芳泰举家迁赴京师。
为了加强招抚效果，加快招抚，同时显示招抚的承诺，康熙帝对归抚而来的降将尽量给予委任，表现好的还委以重任。最后和平收复台湾，基本上完全依赖于招抚的成功。
招抚也即劝降，劝敌投诚，在古今中外战场上均有所见，是传统兵法之一，也是现代做人成事之谋道。因此“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一条智慧无边的大学问。
4.诚信是世界上最大的资产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孙子兵法·始计篇》
信，即诚信。人生在世，“必诚必信”。也就是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必须诚实守信。诚实是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守信是格守信约，说到做到。
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言必信，行必果，这是做人的学问，也是领导管理的学问。
诸葛亮四出祁山时，所带兵马只有十多万。而魏军主将司马懿迎战蜀军，拥有精兵三十余万，还有久经沙场的大将。蜀、魏两军在祁山对峙，旌旗猎猎，鼓角相闻，战斗一触即发。
正在这紧张时刻，蜀军中有4万人因服役期满，需退役还乡。蜀军将领们都为此担忧：一旦离去4万人，部队的战斗力将大打折扣；服役期满的老兵们也忧心忡忡：大战在即，回乡的愿望肯定要化为泡影。将领们共同向诸葛亮建议：延期服役一个月，待大战结束再让老兵们还乡。
诸葛亮断然说：“治国治军必须以信为本。老兵们归心似箭，他们家中的父母妻儿也盼亲人回来望眼欲穿。我怎么能因一时的需要而失信于军民呢？”说完，下令各部，让服役期满的老兵速速返乡。
诸葛亮的命令一下，老兵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随后，一个个热泪盈眶、激动不已。这一来，老兵们反而不走了，“丞相待我们恩重如山，如今正是用人之际，我们要奋勇杀敌，报答丞相！”老兵们的激情对在役的士兵更是莫大的鼓励。蜀军上下，群情激愤，士气高昂。
四出祁山，诸葛亮虽然没能取得预期的功绩。但他设计诱杀了魏军大将张郃，又在形势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平安地率领蜀军撤退回国，这不能不说有4万服役期满的老兵的功劳。
苏洵云：“为将之道，当先治心。”一个组织的领导者要想真正得到一个人的忠诚与归顺，必须从情感和良知上征服他，让他感激你则为永久之功。
以“信义”争取民心，这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纷争天下之际，更是如此。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法令已经制订好了，但还未公布，他担心老百姓不相信，就竖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在南门口，说：“谁要是将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口，就赏给他十两金子。”老百姓感到奇怪，不敢搬。商鞅又说：“能扛到的赏给五十两金子。”有一个人扛起木头走到北门口，商鞅马上赏给他五十两金子。这样一来，变法的法令一公布，老百姓们就相信了。由此看来，商鞅立木是为了立信，以此告示天下，表示坚守信用，是为变法鸣锣开道的。
西门豹治邺时，将粮食储藏在民间，说好战争一旦爆发，以鼓为号，立即将粮食集中起来。魏文侯不相信，西门豹于是登上城楼，下令击鼓。第一遍鼓响之后，百姓们有用肩背的，有用车装的，迅速把粮食集中起来。魏文侯说：“算了，让他们回去吧！”西门豹说：“在老百姓中建立信义不是一天就可以完成的。一旦欺骗了他们，以后就不能再取信于民了。现在燕国侵占了我国的八个城市，我请求让我率军向北反击，以收复被侵占的城池。”于是，举兵讨伐燕军，收复失地后，凯旋而归。
司马光曾经说过：“信义，是君王的最大法宝。国家靠人民保护，人民靠信义保护，不讲信义，就无法使唤人民，没有人民，就没有办法守卫国家。所以，古代的君王，不欺骗天下之人；称霸天下的人，不欺骗邻国；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欺骗自己的臣民；善于持家的人，不欺骗自己的亲人。如果上面不相信下面，下面也不相信上面，上下离心离德，最终导致失败。这岂不是太可悲了吗？”
为人处事，信守诺言是非常重要的。那些受欢迎的人，常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他们的特长展现在人们面前，其中最显著的特长便是任何时候都有守信、遵约的美德。
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之一，自古以来，中国人都十分注重讲信用，守信义。清代顾炎武曾赋诗言志：“生来一诺比黄金，哪肯风尘负此心。”表达了自己坚守信用的处世态度和内在品格。可以说，中国人历来把守信作为为人处世、齐家治国的基本品质。
东汉时，汝南郡的张劭和山阳郡的范式同在京城洛阳读书，学业结束，他们分别的时候，张劭站在路口，望着天空的大雁说：“今日一别，不知何年才能见面……”说着，流下泪来。范式拉着张劭的手，劝解道：“兄弟，不要伤悲。两年后的秋天，我一定去你家拜望老人，同你聚会。”
落叶萧萧，篱菊怒放，这正是两年后的秋天。张劭突然听见天空一声雁叫，牵动了情思，不由自言自语地说：“他快来了。”说完赶紧回到屋里，对母亲说：“妈妈，刚才我听见天空雁叫，范式快来了，我们准备准备吧！”“傻孩子，山阳郡离这里一千多里路，范式怎会来呢？”他妈妈不相信，摇头叹息：“一千多里路啊！”张劭说：“范式为人正直、诚恳、极守信用，不会不来。”老妈妈只好说：“好好，他会来，我去备点酒。”其实，老人并不相信，只是怕儿子伤心，宽慰宽慰儿子而已。
约定的日期到了，范式果然风尘仆仆地赶来了。旧友重逢，亲热异常。老妈妈激动地站在一旁直抹眼泪，感叹地说：“天下还真有这么讲信用的朋友啊！”范式重信守诺的故事一直为后人传为佳话。
在现实生活中讲信用，守信义，是立身处世之道，是一种高尚的品质和情操。它既体现了对人的尊敬，也表现了对自己的尊重。但是，我们反对那种“言过其实”的许诺，也反对使人容易“寡信”的“轻诺”；我们更反对“言而无信”、“背信弃义”的丑行！
人际交往中诚信的建立非常重要，首先示人以诚，各种策略才能有效实行：若失信于人，任你再高明的计谋也无法实现，任何事业也很难做成。
在现实生活中，与人相交相处，都要以诚心待人，以善意待人，以和气待人，以礼貌待人。不管对师对友，对上对下，总要以诚意相处。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最重视的就是“信”，人无信不立。对他人不撒谎，守时、守约是美德，切勿轻诺寡信，失信于人。
5.与人为善，助人助己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谿；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孙子兵法·地形篇》
孙武主张将帅既要爱兵，又要从严治军。他提出要爱兵，“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
“爱”是友好的表示，爱亲人，爱朋友，爱恋人，这都是内心情感的需要，是人的本能。而“爱你的敌人”却是令人费解的事……
能当众拥抱敌人的人，他的成就往往比不能爱敌人的人高出许多。
智勇双全的蔺相如，先在秦廷战胜了残暴的秦王，完壁归赵，不辱使命；后在渑池迫使秦王为赵王击缶，维护了赵国的尊严，由于如此巨大的功绩，蔺相如被拜为上卿，地位超过了赵国宿将廉颇。
这事惹恼了急躁刚直的廉老将军，他想：我出生入死，攻城野战，功勋卓著，才赢得眼下的高位。那蔺相如有何本领？他不过是摇唇鼓舌，和秦国打了两次交道罢了。他原来地位那样低贱，现今却官居我之上，我怎能咽下这口气？见到他，非羞辱一顿不可。
蔺相如听说这事，每逢上朝就经常推托有病，不肯和廉颇争位次先后，有时外出，远远见到廉颇的车马，蔺相如就急忙令人把车让到小巷子去。
蔺相如的门下看到这些情况，颇为不解，纷纷说：“我们仰慕您高尚的人品，才投到您的门下。现在您和廉颇居于同等地位，他说出那样难听的话，您却躲起来，害怕得不得了。对那种难听的话，平民百姓都难忍受，何况像您这样的大臣呢？我们没什么本领，请允许我们辞别吧！”
面对众门客激烈的言词，怎么辩解呢？蔺相如先不作解释，却采用“明知故问”的方式，岔开话题，问了一件似乎与此无关的事：
“你们看廉将军和秦王两人哪一个厉害？”
“廉将军当然不如秦王！”众门客异口同声地回答。
“那么，秦王有那样大的威风，我敢在秦廷大声叱责他，还敢于责骂他的文武高官，难道会害怕廉颇吗？我所想的是：强暴的秦国之所以不敢发兵侵扰我赵国，只是因为我和廉颇两人在罢了。现今两虎相斗，必有一伤。我这样避让廉将军，就是把国家的利益放在前面，而把私人的恩怨放在后面啊！”
众门客顿时领悟，由衷折服。这些话传到廉颇耳中，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羞惭不已，立即上蔺府“负荆请罪”。
两人化干戈为玉帛，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为赵国抵抗秦国的侵略做出了卓著的贡献。这一故事使人们明白了化敌为友的重要性。
敌人和朋友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很难说清楚。也许，人们为了利益之争会结成各种各样的集团、组织和阶层、阶级，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或目标走到一起，又行动一致、思想大致相当，因此成了朋友。而敌人呢？可能是有些与自己格格不入的地方。也可能是具有无法避免的冲突对象。这样朋友与敌人的关系便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个人在人际关系的核心。你的父母、妻子、子女肯定会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而你的竞争者则大多数会成为你的敌人。但是这只是我们以一种静态的眼光来看问题，实际上这种关系是不断调整，随时都可能有变化的迹象。正如英国著名的外交家托马斯·潘所说：“我们没有永恒的敌人，我们也没有永恒的利益，我们所有的是共同的利益，一种与英联邦一致的共同利益。”可见，敌人与朋友，只是相对而言的，也只是暂时的，并非永恒不变的，那种幻想拥有永远的朋友和怀有永久的仇恨者，是超现实的，是无法做到的。
南京周围有四家较大规模的化纤工厂，为了争原料争市场，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因此，各个公司都为此感到力不从心，望“洋”兴叹。江湖恩怨几时休？这不，随着，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产业化、专业化、国际化不断加强，跨国公司的蜂拥而入，给这几个公司的领导人当头一棒，他们才清醒地意识到，原来真正的敌人却是来自海外的“狼”，于是，四家公司，马上调头，目标一致对外，组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产业集团。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他们还是化干戈为玉帛，成为患难与共的朋友了。
因此，一个人要想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光靠朋友的力量也是不够的，只有将那些过去与你是竞争对手的人，纳入到共同利益里，以壮大力量，才能夺取更大的胜利。朋友和敌人，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和永恒的，只要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标，甚至是同病相怜，都可以结成朋友，而结成朋友的根本目的，就是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在社会的奋斗和交往中做到游刃有余，左右逢源。为自己、为他人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更多的机会与福利。敌人，有时候也是我们的错觉所致，或是我们由于目光短浅、孤陋寡闻所致，使他在心理上印上了你的敌人的强烈印象，而你一旦想改变这种先入为主的第一印象，却是难上又难。所以，这一切全靠你的勇气和非凡的远见与卓识，与敌人握手，与人为善，助人助己。
有多大的心胸，便能做多大事；有多大的心胸，便有多大的人格魅力。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在社会纷繁芜杂的人际关系中，你不妨去冷静地观察，努力寻找你的朋友和能够成为朋友的敌人。总之，冷眼看世间冷暖，笑谈人生得失，与敌人化干戈为玉帛，也不失为一种心满意足、春风得意的心境吧！
6.把大家拧成一股绳
是故方马埋轮，未足恃也；齐勇若一，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孙子兵法·九地篇》
“齐勇若一”是孙武关于全军协调一致，形成整体威力的作战指导思想。
一个好的管理人要管理好员工，最聪明的办法是让他们觉得你对他们好，获得他们的心，得到他们的信任。大多数人并不在意自己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但他们确实在乎自己付出的努力是否得到承认。如果他们努力一番却无人所知，这会使他们感到被人利用，遭受剥削，因而灰心丧气。当这种情形发生时，他们只得采取不再卖力或进行一些消极怠工的活动以示反抗。这样就要激励他们并让他们尝到激励的“甜头”，从而能协调一致，形成整体威力。否则你就会看不到显而易见的工作效率，结果是你自己会吃苦头。
激励是一门艺术，在激励的时候要记得讲真话，这样才有效果。
关于统一军队的意志，克劳塞维茨曾在《战争论》中讲过，一支统一了意志的军队，可以说是拥有了武德，这是战争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之一。历史上亚历山大统率的马其顿军队，凯撒统率的罗马军团，亚历山大·法尔涅捷统率的西班牙步兵，古斯达夫·可道夫和查理十二统率的瑞典军队，腓特烈大帝统率的普鲁士军队及拿破仑统率的法国军队，无不拥有着这种精神力量，它几乎无坚不摧。
军队的意志，或者说战斗精神，就好像是电池中的电流一样，最忌随意糟踏和浪费。一个良好的统帅，很善于培养部下的这种潜在的能量，会在适当的时机给予充电。
拿破仑便很善于激励部下的精神，他总是刺激他们的虚荣心，增强他们的信心，从而减轻他们的恐惧。他说：“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高于民族的荣誉和同志们的尊敬的人，根本就不应当成为法兰西陆军中的一员。勇敢，是金钱买不到的。举起你们的军旗吧！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
战斗的胜利主要在于士兵们的心，蒙哥马利强调，高级将领应该时刻不要忘记部下，要学会激励他们，把激励当成一种艺术，使得部下能够并且愿意追随你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他认为，战斗力是精神和物质两个因素组成的，但相比之下，精神因素更重要。
成大事者在处理自己与周围人的关系时，往往能挥洒自如，这是因为他们一般都有良好的协调能力。
领导者能否与他们的友好相处，互相配合，协调一致，使上下级相互沟通，同级相互信任，劲往一处使，直接关系到领导工作的成败。要有能妥善处理与上级、同级和下级之间人际关系的疏通、协调能力。
组织协调能力对一个欲成大事者来说尤为重要，它能真实地反应成大事者的水平。出色的组织协调能力才能让你的计划迅速展开，各种事情有条不紊，才能让别人更好地为你服务。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长处，在关键时刻，我们更要懂得怎样用人，怎样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即使他们的能力相同，也会有更好的协调方法。
在一个组织中，每一个员工都有着不同的兴趣、爱好与价值准则，这也正是你的组织能如此富有活力，充满生气的原因所在。有人也将组织比喻成一个大熔炉，从四面八方加入到其中的人们，不仅带来开展生产所必须的技术知识与人力，也带来各样的处事态度与行动原则，他们使你的组织在融百家之长的同时，也出现了“水”与“油”不可相溶的现象。
个人价值观是人在历经世事波折之后个人感悟的沉淀。其形成过程，如同“蚌育珍珠”，它是一个人筋骨与心志都经过了一番世事的洗礼之后，得出的个人的生活准则。它似乎是很难改变的，但它是可以发展与延续的。信任关系的建立也正是基于这种共同的坐标观基础之上的。
当一个雇员进入了组织之后，你就应该让他深切地体会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指导着每一个人走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并且要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地宣扬它、贯彻它，并身体力行地将它在你的工作表现中适时地展示给大家看，因为雇员们往往更相信自己的眼睛，耳朵对他们来说由于频繁地使用已走向老化。
在雇员们朝夕相处的工作氛围中这种组织价值观的渗透，会将两颗相距太远、缺乏了解的心拉近。为了组织的共同目标与他们的共同理想，他们的手也会紧紧地握在一起。
一个人的协调能力与他的事业成功有直接关系，作为一个欲成大事者，你必须要能有妥善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能力，把大家拧成一股绳。
7.与众相得，才能兴旺发达
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孙子兵法·行军篇》
“令素行者，与众相得”，“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是孙武关于军兵和爱、使内部团结一致的带兵思想。他认为“上下同意”，内部团结，是战争取胜的基础。孙武认为，那种先施暴虐，失去民心后又害怕部众的将吏是最愚蠢的人。因此，带兵要做到爱抚而不骄惯，亲附而不放纵。
公元198年夏，曹操率军从许都出发，讨伐在穰县（今河南邓县东南）的张绣。当时正值麦熟季节，老百姓都因躲避战乱而逃入山林，遍地金黄的麦子无人收割。民以食为天，曹操见已到手的粮食无人管，很是心疼。为了让百姓安心回家收麦子，他立即命令士兵沿途张贴榜文，号召百姓回家收麦，并在军中颁布严格的军令：“值此麦熟季节，黄金遍地，百姓所倚，凡我军上下均应爱护百姓之禾稼。有犯令毁麦田者，定以军法处斩勿论。”将士们闻令，个个小心谨慎，路过麦田时一个个都下马步行，以手扶麦，缓缓而过。曹军的这种良好的行为，给百姓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那些逃入山林中的人得悉后，纷纷返回家里，挥镰收割。
但是，就在曹操率军行进中，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一天，曹操乘马路过麦田时，他的坐骑因前面突然飞起一只斑鸠而吓惊了。那马乱蹦乱跳，在麦田里折腾好一阵。曹操费了好大劲才稳住，但跟前一大片黄橙橙的麦子已被踏伏倒地。侍从人员也被惊呆，不知如何是好。曹操定下神来，令人叫来主薄官议罪。主簿官心里非常明白，按照军令，毁麦者斩首勿论，你曹操要议，无非就是不想按军法处置。于是，他为曹操想出一条下台阶的计策。他急忙走上前去对曹操说：“按《暮秋》之义，法不施于尊。丞相的马践踏麦田，不能与将士犯律同日而语。”曹操觉得这种理由难以服众，不处罚自己，以后军令又如何贯彻下去？于是便说：“制定法令的人自己犯法，不加处罚何以令众？我是全军的统帅，虽然不便处死，但也必须用刑。”说完就撕下自己的头巾，举起宝剑，割下一大把头发扔在地上，说：“权且以此代首，快雏去号令三军！”将士们听后，人人肃然起敬，更加深信军令不可触犯。
曹操严律于己，重视军队的教育，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在以后统一北方的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作为企业的领导，要实现自己的意图必须与下属取得沟通，而富有人情味就是沟通的一道桥梁。它可以有助于双方找到共同点，并在心理上强化这种共同认识，从而消除隔阂，缩小距离。
富有人情味的上司必是善待下属的。
上司要赢得下属的心悦诚服，一定要恩威并施。
所谓恩，则不外乎亲切的话语及优厚的待遇，尤其是话语。要记得下属的姓名，每天早上打招呼时，如果亲切地呼唤出下属的名字再加上一个微笑，这名下属当天的工作效率一定会大大提高，他会感到，上司是记得我的，我得好好干！
有许多身居高位的人物，会记得只见过一两次面的下属名字，在电梯上或门口遇见时，点头微笑之余，叫出下属的名字，会令下属受宠若惊。
对待下属，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聆听他们的忧虑，他们的起居饮食都要考虑周全。
武汉锅炉厂职工过生日时，厂里派人送去象征性的贺礼；逢年过节，厂领导纷纷到下属和曾闹过别扭的职工家里登门致贺，共叙家常，消除隔阂。一位政工干部说：“靠这份情感，我们创造了全厂齐心协力的局面。”有一年冬季的一天，下了一场大雪，冰天雪地，行走十分困难。全体领导早早起床，分别到离厂较远的汉口、汉阳各主要车站去接职工上班。这一天，全厂3000多工人竟无一人迟到。
所谓威，就是必须有命令与批评。一定要令行禁止，不能始终客客气气，为了维护自己平和谦虚的印象，而不好意思直斥其非。必须拿出做上司的威严来，让下属知道你的判断是正确的，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
上司的威严还在于对下属布置工作，交代任务。一方面要敢于放手让下属去做，不要自己包打天下；一方面在交代任务时，要明确要求，什么时间完成，达到什么标准。布置了以后，还必须检查下属完成的情况。
恩威并施，才能驾驭好下属，发挥他们的才能。
要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必须有人为自己出力，而要使人心悦诚服，就一定要恩威并施。既要善待他们，又要严格要求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