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少了一味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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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晚饭后,一群人围着桌子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我听得无趣,回房拿出那本《刘邦与项羽》,刚翻几页,赵诚看不下去了,冷眉冷眼地问我:“你看这种书干什么?”我笑着回答:“没事干,看着玩。”

他哼了一声:“你看书又能说明什么?我问你,刘邦和刘秀是什么关系?”我说刘秀是刘邦的后代,中间隔了两百多年,不是九世孙就是十世孙。他不置可否:“那我再问你,刘秀和刘备是什么关系?”我说刘备的身世十分可疑,他自称是中山靖王的后代,但隔了好几百年,谁知道真假?他们俩都姓刘,可未必有什么血缘关系。

赵诚满脸轻蔑之色:“你还当过老师呢,连这都不懂!我告诉你吧,刘备是刘秀的爷爷!”我大吃一惊,还没来得及反驳,旁边的大学生郑杰发话了:“赵哥,你肯定记错了,刘秀在前,刘备在后,一个是东汉的,一个是三国的,刘备不可能是刘秀的爷爷!”

赵诚不服,脸红脖子粗地跟我们辩论,争了半天没分出胜负,他又提出一个问题:“那我问你,刘备跟赵氏孤儿有什么关系?”这位赵先生是个戏迷,听了一肚子戏,可就是分不清年代,常让张飞杀岳飞,关羽斗项羽,只要他高兴,秦香莲一撇腿就会嫁给西门庆,还给他生了俩西门小官人,不知道陈世美该哭还是该笑。

这问题把我考倒了,我没看过《赵氏孤儿》,不过对程婴杵臼略有所知,知道那是春秋战国的故事,跟刘备隔了六七百年,八竿子也打不到一起,琢磨半天,只能胡诌了,先问他:“你知道伍子胥吧?”赵诚点头:“知道,《过昭关》嘛。”我说刘备是伍子胥的外甥,赵氏孤儿的爷爷管伍子胥叫表哥,你算去吧,就这么个关系。赵诚被我绕晕了,掰着手指头喃喃分解:“他是他的外甥,他的爷爷管他叫表哥,那他应该叫他舅爷?不对!咦,这是什么关系?”

我和郑杰相视而笑,这时嫂子提着两个塑料袋走出来,袋里装的全是《羊皮卷》和笔记本,她把书本摊开,正告我:“哥,把你那本书收起来!”说着递给我一个崭新的笔记本,告诉我把《业务洽谈》抄一遍,还有格式要求:第一页不能写字,从第二页开始抄。第一行写“业务洽谈”,字和字之间要留出大拇指宽的距离,然后空一行写一行,不能写连笔字,更不允许草书,还特意叮嘱:“一个字都不能抄错,连标点符号都不能错!为什么?我告诉你,《业务洽谈》四千二百九十五个字,每个字都有它的含义,每个标点符号都有它的道理!你错一个字、错一个标点符号,意义可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也会认为这番话是编出来的,可千真万确,她就是这么对我说的。此后的几个晚上,我一直在抄这破玩意儿,为此发生了两次争执:

《业务洽谈》中有这么一句话:“有了五级三阶制才能更好的分配我们的财富。”我抄写时把“更好的”写成了“更好地”,嫂子发现了,戳戳我的笔记本:“这个字写错了!把这页撕掉,重抄!”我跟她争辩:“怎么说我也当过语文老师,‘的、地、得’还是能分得清楚,在动词前面就是该用‘地’!”嫂子据理力争,寸步不让,道理还是那个道理:《业务洽谈》四千余字,字字皆是真理,错一个字就会引发滔天大祸,“哎我跟你说不能抄错,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大为恼火:“别说我没写错,就算我真的错了,不就一个‘的’和一个‘地’吗?能造成多大的歧义?”她也有点生气:“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我让你重抄你就得重抄!”那页纸已经快写满了,可是没办法,只好撕下来重抄。

另一次可以算是“名誉”之争。《业务洽谈》中还有一句话:“以公司的名誉面向社会招聘自己的业务员。”这里的“名誉”显然是“名义”之误,我提出异议,他们不听;我上诉,他们维持原判;我急了,跳着脚跟他们争论,赵诚冷冷地来了一句:“看把你聪明的!《业务洽谈》能有错吗?有错也是你的错!”我没话说了,只好低头认输。后来我和小琳谈起这事,我给她讲词根、讲词义,从《说文解字》一直讲到《康熙字典》,终于把她说服了:“对,你没错,应该是‘名义’。”没想到第二天她就改口了,语重心长地教育我:“郝哥,我想通了,那个词就该是‘名誉’,你想啊,公司经营的都是优质产品,行业也是利国利民的行业,名誉肯定很好……”

西谚有云:愚蠢是无止境的。如果能愚蠢到狂热,怎么也该算是极高境界了。荷兰大贤伊拉斯谟一生反对狂热,我跟他是一伙的,都反对过激的正义、盲目的崇拜和无原则的忠诚。当满世热情高涨,我们就躲到一边儿凉快;当人们齐唱赞歌,我们就逃回自己的洞里翻白眼玩。我们知道,热情一旦超过限度,就会变成肆虐的毒火。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虽然《业务洽谈》拙劣不堪,传销者却都视之为圣经,认为这东西完美无缺,一万年也挑不出半点瑕疵,更容不得半点质疑,仿佛就是“文革”中那声震云天的呼喊:“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

多数人都有这样的基因,却向来少见真正的反思。都说封建迷信不好,却依然迷信。人们看不见近在眼前的事实,不分对错、不辨善恶,把坏的当成好的,把臭的当成香的,抱着萝卜就当教主,拿着笤帚疙瘩就当观音菩萨拜,还以为自己真理在握。

小琳中专毕业,本该分得清“名誉”和“名义”之别,她只是失去了判断力。后来她回到三亚,在网上给我留言,说她喜欢毕淑敏的文章,也喜欢普希金的诗。我相信,如果她在上饶就能读到毕淑敏和普希金,她一定不会认为《业务洽谈》是多么了不起的文字。我更相信,如果我也处在她的境地:与世隔绝,读不到任何别的文字,每日里只是喃喃念诵《业务洽谈》,再加上时时有人提醒:“《业务洽谈》可不得了,四千二百九十五个字,字字都有深意!”我听多了,念久了,肯定也不会在乎什么错别字,如果时间再长些,我说不定也会挖空心思为那个愚蠢的“名誉”辩护。

传销洗脑有两大法宝:言论控制、思想禁锢。不允许争论、不允许质疑,先把人变成哑巴;再禁绝一切外来信息,把人变成瞎子和聋子。没了参照物,也就没了方向感,人们跋涉在茫茫沙漠之中,走得再远也只是原地打转。清末严复说八股文有三大害处:“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这说的简直就是传销。

思想禁锢必然会降低人的智力水平,所有传销者都在经历着这样的蜕变:前三个月抵触,中三个月怀疑,后三个月相信,再给他三个月,他就会狂热地崇拜。把正常人变成白痴,不需要天打雷劈,只需要短短十二个月的思想禁锢和野蛮灌输。

中世纪的欧洲历史证明,思想禁锢只会造就文化萧条、人才凋零的局面。当数以千万计的传销者耗光了积蓄,熬垮了身体,当他们有家难回、走投无路,却发现这“行业”只不过是一场骗局,他们又该如何回报这一直纵容传销、姑息传销的人间?我只能期待他们继续善良下去。

我抄了一个多小时的《业务洽谈》,抽了四支烟,这是传销团伙内的“晚读时间”,所有人都装模作样地拿本书坐在桌前,不过谁都没认真读,一直唧唧喳喳地说笑,小琳看的是《羊皮卷》中的《成功誓言之四》,二百一十八页,从七点到九点,这一页始终没翻过去。我抄累了,从她手里拿过来读了一句:我不再难以与人相处了。管锋嘿嘿地笑:“哥,你读错了,正确的读法是‘我不再与男人相处了’。”我哈哈大笑,心想这小子还知道反讽,是个好苗头,《羊皮卷》这种垃圾书就该尖刻地嘲弄。没想到几天后我们就学到了这一段,众人轮流朗读,轮到管锋了,他款款站起,神情神圣而庄严:“《羊皮卷》让我睁开了眼睛……”

鱼生来能游,鸡啄开蛋壳能走,藏羚羊出生后十五分钟就能站立,然而这些脑袋洗空的传销者,活到几十岁依然睁不开眼睛。

抄到九点多,该睡觉了,众人洗脚上床。李新鹏和我睡同一张床,他喜欢蒙着头睡,我终于不用担心有人在脑后哈气了,睡得十分舒坦。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耳边铃声大作,接着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对不起,我是个警察。”我蓦地惊醒,翻身坐起,只见李新鹏满脸歉意:“哥,没事儿,是我的手机彩铃。”我惊魂未定:“大半夜的,你这彩铃也太吓人了。”他又露出那行贿般的笑容:“这是《无间道》里梁朝伟的台词,哥,没事儿,放心睡吧。”我长吁一口气重新躺倒,听见他在被窝里咕咕哝哝地讲电话,足足讲了半个钟头,我本以为他在跟女朋友谈情,后来隐约听到了一句:“他今天表现挺好的,对三笔财富和五大学科……”我恍然大悟,原来组织上正在关心我的成长,心里一阵发冷,想这帮家伙够周密的,思想工作做到了床上,我可得小心点,万一露了馅可不是玩的。

心中烦躁,怎么都睡不着,起来上了趟厕所,发现嫂子正在灯下摆弄烟盒,这团伙中的男人大多抽烟,可从没见过一个像样的烟灰缸,全是用烟盒拼起来的:把六个烟盒首尾相连,拼成一个六角形,底部粘上一张锡箔纸和一层厚纸壳,一个完美无缺的手工烟灰缸就算造成了。这玩意儿很不可靠,平均两三天就要烧毁一个,有时还会燃起明火。制作工艺也很复杂,要描绘图纸、裁剪纸壳,还要消耗一定量的墨水和透明胶。据我观察,造一个这样的烟灰缸大约费时四十分钟,这还得是熟手。嫂子加入行业一年有余,至少做了七八十个,总费时四十八小时以上,约合六个工作日,而在上饶的便利店里,最便宜的烟灰缸只卖一块钱。

节俭是美德,但也有个限度,如果补一双破鞋的成本比买一双新鞋还高,那就应该扔掉破鞋穿新鞋,但传销者不然,为了省一块钱,他们宁愿花费六个工作日甚至更多,平均每个工作日约合一毛六分钱。

根据最新的《劳动法》,每人每年的正常工作时间为二百五十一个工作日,这时间如果用在传销团伙中,价值约等于四十二个烟灰缸。如果传销者可以活一百年,其一生所创造的价值也不过四千二百个烟灰缸。然而你知道,这就是传销行业的五大保障之一:节俭。嫂子教育我:“哥,你这么说不对,哪能乱买东西呢?行业干的就是一个节俭!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能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