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进门时，老太太吓得差点摔倒，以为我做下什么惊天大案了呢。我当时也有点蒙，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那两个警察倒很客气，胖的那个操一口浓重的自贡口音，说话时舌头翘得能舔到鼻子，问我在家里谈方不方便，我妈紧张得两手发抖，可怜巴巴地望着我。我搂了一下她的肩膀，说不用怕，是我们公司的事。胖警察连连点头，帮我圆谎，说阿姨放心吧，不是他的事，是别人的事。我妈一下子活了过来，颠着小碎步要给人上烟倒茶，我从茶几里拿了一条中华，对她说别忙活了，我们出去谈。
走出大院门口，我自觉地伸出两手，问那两个警察，“要不要铐上？”他们俩都笑，说没那么严重，我们就是了解一下情况，你这么主动，不是不打自招么？我赶紧赔笑，说警匪片看多了，还以为跟警察说话就得铐上呢，没想到还有你们这么和气的。这马屁拍得有点水平了，两个家伙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我把他们带进对面的陆羽茶坊，心想王大头说的真是不错：态度决定一切，你只要装出忠厚老实的样子来，挨打都会挨得轻一些。
看来这事必须要动用王大头的力量了。小姐把茶端上来后，我借故溜到卫生间，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咬牙拨通了大头的手机。这还是李良出事后我第一次跟他联系呢。
电话里一片嘈杂，大头说他正在吃午饭，问我什么事，我把情况简单说了说，问他能不能帮忙，心想龟儿子只要说半句推辞的话，我就立马挂机，死也不去求他了。
“是哪个分局？”大头嘴唇吧嗒吧嗒地响，像叼着一口活猪。
我说是某某街派出所，不知道哪个分局。大头嘟囔了一声，像是骂人，又像是咬了舌头，然后告诉我：“你先跟他们应付着，一句明白话也别说，”嘎吱嘎吱嚼了半天，他接着说：“我半个小时以后到……你也不用害怕，公安系统我还认识几个人。”
我心里暖烘烘的。大头毕竟是十多年的朋友，平时闹得再不高兴，关键时候还是肯伸手。洗了把脸，对着镜子看了看，我似乎还算年轻，薄有几分姿色，我怎么会走到今天呢？我黯然低眉，在心里叹了一口气。走出卫生间的时候有点脸红，想起我踹他的那一脚，想起我跟李良诋毁他的那番话，惭愧得差点趴在地上。心想如果这事能够平安过去，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他，嗯，给他买个手提电脑吧，他吵着要买很久了。
不知不觉间，我就已经被时代淘汰了。街上流行的歌，听半天都听不出唱的是什么玩意儿，最酷最in的玩法，我几乎一窍不通，连这个词都是从报纸上看来的，也不知道什么叫in，反正我是out了。王大头和李良都上网，经常跟我说网络生活有多么精彩，我骂他们富极无聊，但真要我坐在电脑前，连打字都不会。走在街上，看着一群群红头绿羽的新人类，哼着流里流气的小曲摇臀而过，我经常会发出感慨：唉，看来真是老了。这两年经常会无缘无故地心慌，不知道自己一生将走去哪里。我这个最早穿蝙蝠衫，最早拿手机、呼机的弄潮儿，在几十年之后，会不会也像我的父母一样，枯坐在生活的角落里，看着一切都摇头叹气？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自觉地退出生活的前台，坐在儿女们绚烂的灯影里，一面抠着衰老的鼻孔，一面追忆自己万劫不复的青春？
那两个警察问我欠款数目和欠款的原因，我遵照王处长的教导，大耍太极推手，如封似闭，不阴不阳，一句实在话都不说，光抱怨资本家惨无人道、丧尽天良的残酷剥削，“差旅费一天才一百元，又吃又住还不让我们坐公共汽车，怕影响公司形象，你想想，怎么能不赔钱？”然后历数我给公司作出的贡献，一九九九年一亿二千万，二〇〇〇年一亿六千万，二〇〇一年前十个月就超过了一亿五千万。说到这里心里一酸，想起一九九八年我刚当上经理时，有一天重庆老赖急要六十万的货，跟催命似的，我连搬运工都来不及请，和刘三、周卫东他们光着膀子，汗流浃背地往车上搬。不到两个小时，六百多箱货全部装完，又担心司机中途搞鬼，我愣是坐在蒸笼一样的大卡车里一路押送过去，到重庆后全身发麻，屁股都不跟我走了。
瘦警察嚓嚓地往本子上记着什么，忽然抬起头来问我：“剥削的‘剥’字怎么写？”我不胜景仰地望他一眼，蘸着茶水画了半天，心中愤愤不平，想他妈的，老子今天居然落到你这个大字不识的家伙手中。
王大头来得煞是牛×，戴着明晃晃的二级警督徽章，在杨钰莹麻酥酥的歌声里，昂然自雄地走了过来。我还没来得及介绍，他就开始喷着唾沫发飙，“你们所长、指导员我都认识，前两天我还和你们所长一起喝酒，他跟我要车，我说你龟儿子今晚要是能把我喝翻，我就给你，否则想都不要想。”中气十足，像帕瓦罗蒂在赶大车，听得我双耳蜂鸣。那两个警察洗完口水澡，都有点发蒙，半天才想起来问：“您是哪里的领导啊？”王大头叼上一支中华，我赶紧为他介绍：“这就是分局装备处的王处长，也是我大哥。”
王大头在我们宿舍排行老二，但他一直藐视老大童钦伟的合法席位，说自己身份证搞错了，他其实是一九七一年的，是我们宿舍的真正老大。为这事跟老大闹得很不愉快，互咬数次。在一个宿舍住了四年，王大头没做过什么让我注意的事，没拿过奖学金，没当过班干部，连妞都没泡过，除了偶尔打打麻将，也没违反过校规校纪。所以我一直都当他是个可以忽略的人，承包录像厅发财后，有一次请同学们喝酒，忘了叫上他了，回宿舍后看见他气鼓鼓的，一晚上都没甩我。和李良闲谈的时候，我断定王大头跟我们在一起有自卑心理，那时校园内正流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放个屁都有政治背景。我从各方面列举王大头自卑的原因：成绩一般、学问一般、长相一般、家世一般，还找不到女朋友，“他凭什么不自卑？！”
回头看看，其实我一直都高估了自己。一九九二年的陈重想得到吗，那个各方面都不如你的王大头，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了你的救星？
两个警察不咸不淡地又问了两句，大头根本不让我张嘴，直接当上了陈重发言人，对瘦警察说你就这么记：“第一，差旅费标准太低，钱是花了，但都是为公事花的；第二，”他转过脸看了我一眼，“他还有一部分费用没报销，”我赶紧点头，说就是就是，我们公司业务不规范，很多隐形的费用，根本开不出发票来。这倒是实话，去年为了应付全行业的质量大检查，我和董胖子绞尽脑汁，终于找到一个主管科长，连夜送了五千元红包，隔天就看见我们的产品登在报上，成了消费者信得过产品。胖警察问没报销的数目有多少，我犹豫地看着大头，只见他眉毛不动声色地扬了扬，我心里一下有了谱，说大概有二十多万。胖条子一脸严肃，说你可要想好啊，这事可挨上商业贿赂的边了，“那也是犯罪！”我福至心灵，忽然明白了王大头的意图，挺挺腰杆，理直气壮地回答他：“没错，至少有二十万是拿出去送礼了！”
这招我也会，叫“遇事先把水搅浑”，是我们大学时最尊敬的林老师教的。林老师是个笑眯眯的小老头，矍铄干练，一尘不染，一年四季打着领带，好像随时要去联合国大会演讲，他从不在黑板上写字，唯恐粉笔灰弄脏了衣服。
笑眯眯的林老师有一个容量惊人的脑袋，知识渊博得让人愤怒，天文地理、三教九流、社科自然，没有他不知道的。每次讲完正课后，他都要来上一段野史，比如叔本华的梅毒、诸葛亮的痔疮、玛雅文化覆灭的原委，听得教室里笑声不断。毕业喝散伙酒时，老头被我们灌得找不到厕所的门，第一次把领带取了，醉醺醺地说我再给你们来一段好不好？大家拼命鼓掌，林老师摇摇晃晃地站在前面，沉吟了半天，说今天的话就算是临别赠言吧，我一生吃了不少亏，希望你们不要像我一样。
那就是著名的《人生四诫》：
不为婊子动真心，
不为口号去献身。
见了领导要服小，
遇事先把水搅浑。
留美博士、著作等身的林老师一生未娶，到死都是个副教授。有时想想，他这一生，该有多么郁闷和辛酸啊。关于《人生四诫》的最后一句，到今天我才算是真正明白：清白无法自证。被人泼了污水，光辩解自己干净是没有用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泼水的人也沾上污水。
林老师一生风纪俨然，死的时候却极不光彩。他洗澡时发了心脏病，赤身裸体地倒在马桶上再也没能起来，身上屎尿横流。那是七月份，他的尸体在几天后被发现，一群苍蝇正贪婪地噬咬他一生微笑的脸。
两个警察走后，我问王大头接下来应该怎么办。他这时倒表现得很冷淡，乜斜了半天，阴森森地问我：“你不怕我吃你的钱？”我不好意思起来，讪笑着给了他一拳，说你还把这事挂在心上啊，我那不也是为了朋友吗？王大头一把将我的手拨拉开，差点闪了我一跟头，“少跟我套近乎！”他气吼吼地说，“用得着的时候管我叫大哥，用不着的时候把我说得禽兽不如，有这么做朋友的吗？”
我结巴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开口，脸红得像个烂番茄，心里又气又羞，恨不能把他一脚踢下楼去。大头发作完了，吹了半天气泡，忽然忧郁起来：“你妈的，要不是我了解你的狗脾气啊，这次说什么都不会帮你。”我艰难地笑了一下。
大头背过脸去收拾东西，像长官一样教训我：“一定要把事情搞复杂！不管谁问你，你都要一口咬定那些钱是行贿了！要是问你行贿的名单，你就把以前你贿赂过的人随便说几个，”我正要插话，被他瞪了一眼，“你放心，口供我会压住的，肯定不会扩大。”
这我就全明白了。大头的目的只有一个：要吓得我们公司不敢追究这事。出大门时，他说：“只要他们还想在四川做生意，我就不信他敢把所有的盖子都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