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杜鹃来自门隅，带来故乡气息
1683年是清康熙二十二年，也是藏历水猪年和农历癸亥年。这一年的三月一日，也就是阳历的3月28日，西藏藏南门隅地区（今西藏错那县境内）纳拉山下的达旺附近的乌金凌，一个小男孩呱呱坠地。这就是日后成为六世达赖和西藏历史上最著名的诗人的仓央嘉措。
关于这位特殊人物的生地，有关藏、汉文资料的记载出现过域松、沃域松、纳拉沃域松等三个地名。根据有关专家的考证，这三个地名其实是一个意思，而且并非具体村镇之称，而是一个泛指，是“地区”的意思。
专家考证认为，仓央嘉措的祖上久居门隅地区的派嘎村，是红教世家、名门望族，但到了他的父辈时已沦为贫苦农民。他的舅父顿巴和姑母见财如狼，趁机夺走他父母仅有的微薄财产和房屋，故其家不得已迁居到紧靠乌金凌寺旁边的一所陋室。不久，仓央嘉措即在此诞生。
据说九百多年前的藏域奇书《神鬼遗教》就曾预言了仓央嘉措的降生：“骄慢所生战乱日，心生厌离皈佛法。莲花大师幻化身，有缘生于水界癸亥年，教主乌金岭巴将临世。”
后来为仓央嘉措弟子的阿旺多尔济（阿旺伦珠达吉喇嘛）在其所著的《仓央嘉措传》中，也记述了前世高僧大德对仓央嘉措降生的预言：“秉此殊业者，将于香拔雪山西南隅，降生成为众生主，执掌圣护苍生。”
在旧时的西藏，人们对生日普遍并不重视，一般只在小孩子出生第三天才小范围庆祝一下，就连孕妇和产妇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婴儿一般在满月时才起名，名字最好由一位大喇嘛赐予，男女的名字并无太大区别，很多喇嘛都喜欢把自己的名字赐给婴儿，所以西藏同名的人特别多。
根据现在能够找到的资料，仓央嘉措最初的名字叫阿旺诺布。阿旺在藏语里是“语自在”的意思，诺布也写作罗布，是宝贝的意思。后来根据一位喇嘛的意见，小阿旺诺布又改名阿旺嘉措，嘉措在藏语里是海洋的意思。
后世的很多人都把仓央嘉措称作“藏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抒情诗人”。其实在这一方面，准确的称呼不是“藏族诗圣”，而是“西藏诗圣”。虽然仓央嘉措的族属在历史典籍中无明确记载，近世一般著述也均以藏族称之，但越来越多的专家考证认为，仓央嘉措的家乡是门巴族聚居区，他当是门巴族无疑。
专家们还在门巴族聚居的错那和墨脱地区搜集到这样一首赞美仓央嘉措的民歌：“布达拉宫顶上，升起金色太阳。那不是金色太阳，是仓央嘉措的光芒。”
一瓶水躺在超市里，最多三块钱；被带到了沙漠，它的价值也许就是一个人的生命。人生也是如此。一个人是怎样的人往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什么位置、和谁在一起。这个在恰当的时间出生在恰当的地方的幼小生命，即将开始他传奇而曲折的人生旅程。
根据目前能够看到的历史文献，仓央嘉措的父亲名叫日增·扎喜丹增，其祖上为著名的密宗大师日增·白玛岭巴。母亲名叫次旺拉姆，是西藏赞普后裔，系被逐至洛扎地方的王室后代。据信为仓央嘉措弟子的阿旺多尔济在《仓央嘉措传》中称颂说，仓央嘉措的父祖、母祖七世之间，行止俱无弊端，“父母的种姓纯正、贤能、聪慧、正直、坚毅、谦恭寡欲”。
《仓央嘉措传》中对这位后来成为六世达赖喇嘛的尊者的生母更是给予了崇高的赞颂，称其“知礼仪，乐捐施，笑容可掬。聪慧、谦恭、无畏、博闻、贤能。无妄诈，无喜怒，远离嫉妒悭吝。不桀骜，不懒惰，不喧嚣，忍让有信，守廉知耻，贪、嗔、痴之毒极少，妇人之弊端绝离，持家有方，谨守道。各种功德，堪称圆满”。
藏族传统观念中尽管不乏轻视女性之处，但对母亲十分尊重，因为每个人的肉身都是母亲给的，每个人出生后最初的老师都是母亲。在藏语中，母亲的称呼和“活佛”的称呼很像，事实上，很多西藏人在学佛时都是以母亲对自己的慈悲心为榜样的。
总体而言，仓央嘉措留下的文字并不多，但很多记录仓央嘉措生平的历史典籍都提到了他的母亲，盛赞其贤德，称其具备当时为世人所看重的“八德”，即与丈夫志同道合，能多生育子女，门第相当出身高贵，夫妻和睦，不嫉妒别的女人，不贫嘴薄舌，不邪视，不为别人引诱等。
“只要听到公堆颇章的圣名，就能逢凶化吉；只要看到公堆颇章的圣容，就能升入天堂。”仓央嘉措诞生的乌金凌村，正是位于圣山公堆颇章附近。这里是喜马拉雅山东段最高山脉南迦巴瓦峰的南坡，雅鲁藏布江水由东北流向西南。根据民间传说，这里还是女神多吉帕姆的肚脐。
仓央嘉措后来之所以被选为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据说和他诞生时的种种奇妙天象瑞兆有关，其中最常被引用的是“彩虹罩屋，七日同升”。对仓央嘉措一生产生最重要影响的、时任西藏首席大臣的桑结嘉措在其回忆录《金穗》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民间传闻：“虹彩空横，天雨神花，异香扑鼻……有许多穿戴华丽宝石的神男神女展现在天幕之上，显现出身着披风和头戴僧冠的众多喇嘛给新生的孩子进行沐浴的景象，刚出生落地……大地震撼三次，突然雷声隆隆，降下风露花雨，枝绽花蕾，树生叶芽，七轮朝阳同时升起，彩虹罩屋。”
仓央嘉措诞生的那所小屋的遗址至今仍可寻访。据说在他的家乡，今天还能在石头上看到一个孩童的脚印，那是孩提时代的仓央嘉措有次被母亲追打时留下的。相传仓央嘉措曾亲手在乌金凌种过一棵柏树，此树至今犹在。在今天的达旺寺中，还存留有仓央嘉措用过的小茶具、衣物以及他母亲的遗物等。不过，因为仓央嘉措的出生地达旺今天仍在印度控制中，这一切目前还都不易考证。
中国和印度接壤近2000公里，分西、中、东三段，每一段都有争议地区，仓央嘉措的故乡就在东段有争议的达旺地区。
“杜鹃来自门隅，带来故乡气息”，据传这是后来成为六世达赖的仓央嘉措怀念故乡所作的两句诗。这一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东段南坡，常年温暖湿润，森林茂密，物产丰饶，历史上曾是藏南地区重要的行政中心所在，首府即是达旺。
在遥远的古代，门隅一带的门巴族人信奉的是原始宗教。从11世纪后期开始，藏传佛教宁玛派传入门隅。宁玛派是最早传入门隅的一个佛教教派。如果把莲花生作为宁玛派的开山祖师，那么早在吐蕃中期（8世纪）宁玛派就在门隅有所传播。8世纪中后期，莲花生大师来藏，一路降妖伏魔，帮助赤松德赞修建了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三宝俱全的桑耶寺。在门巴族民间传说中，桑耶寺建成后，莲花生沿河谷向南，翻越亚堆拉、雪香拉、俗坡达拉和波拉等大山，捉妖降怪南下门隅，至今在错那和上门隅勒布一带，还有许多相传是当年莲花生大师传教时留下的遗迹。
由于宁玛派吸收了原始宗教的不少内容，很快为门巴人所接受和崇信。宁玛派高僧乌坚桑布修建了属宁玛派的桑吉林、乌金凌和措吉林三座小庙。有名的“达旺寺”的前身也是宁玛派，只是后来才在五世达赖喇嘛的推动下改宗为隶属于哲蚌寺的格鲁派重镇。达旺寺的改宗和扩建标志着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在门隅正式确立，从此，门隅便纳入西藏地方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
根据有关专家的考证，早在7世纪，门隅即属于吐蕃地方政府的版图。17世纪中叶，五世达赖喇嘛在蒙古人的帮助下统一西藏，对门隅地区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有效管辖。
上个世纪初，当时印度的宗主国英国策划在印度西姆拉召开会议，企图策动中国西藏独立，未能得逞。但英国殖民者仍不甘心，其代表麦克马洪和顾问柏尔哄骗和逼迫西藏代表伦钦夏扎进行私下交易，使其在麦克马洪所划的印度和中国西藏分界的地图上画押，制造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将包括仓央嘉措故乡在内的一直属于中国西藏管辖的藏南大片土地划归英属印度。英国方面在几十年后才将这一方案悄悄塞进地图中，而伦钦夏扎也没正式向十三世达赖喇嘛报告，西藏地方政府方面也没有批准过这一非法的领土划分，历任中国中央政府都从未承认过这条所谓的边界线。
2、 五世达赖喇嘛抱憾离世
就在仓央嘉措出生的前一年，西藏历史上功绩最为显赫的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抱憾离世。五世达赖曾借助蒙古和硕特部势力统一西藏核心地区，确立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在雪域高原的主导地位。
1636年，驻牧在天山南麓的和硕特部蒙古首领固始汗起兵南下，先后消灭了盘踞在青海与格鲁派为敌的却图汗部和康区的白利土司，并随后进军西藏，在以五世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的支持下，推翻了藏巴汗政权，建立起和硕特汗王与达赖喇嘛共同领导的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甘丹颇章政权”，格鲁派最终取得了在西藏社会一枝独大的局面。
随后，为了巩固局势，西藏的蒙、藏领袖们积极地向新崛起的清政权靠拢。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顺治皇帝派员入藏迎请达赖入觐。顺治九年（1652年）二月，五世达赖及随从三千人从拉萨动身，清廷派了专员和护军沿途照料。十二月，五世达赖至京师，顺治皇帝在南苑设宴洗尘，此后不但令亲王、郡王依次设宴款待，还特地修建了黄寺作为达赖留京时的驻锡之所。
达赖在京逗留两个月，于顺治十年（1653年）二月请辞回藏。顺治帝准其所请，在太和殿赐宴饯行，又赐鞍马、金银、珠宝、缎匹等物，命和硕承泽亲王等亲率八旗兵丁护送达赖至代噶。是年五月，清帝敕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封号，并将颁给他的金册、金印派专人送往代噶。自此，达赖喇嘛的封号和在西藏的宗教地位，得到了清朝的正式确认，以后历世达赖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遂成了一项制度。
在册封达赖喇嘛为宗教领袖的同时，清朝册封西藏实际的政治掌权人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也颁赐了金册、金印，让他“作朕屏辅，辑乃封圻”。宗教和政治两大领袖双峰并存的格局，也为日后蒙藏集团的权力争斗埋下了伏笔。随着西藏局势的稳定和格鲁派地位的巩固，五世达赖喇嘛对蒙古人总揽西藏行政大权的现状日益不满，利用各种手段对固始汗的权力进行侵蚀。
五世达赖得到清朝的册封回西藏后，一面向皇帝上表谢恩，一面凭借清政府的支持，继续扩大格鲁派寺院集团势力，强化自己的影响，并在甘丹颇章地方政权中进行渗透。
实际上，和硕特蒙古人在西藏的统治地位之所以能够形成，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西藏格鲁派在政治、军事上对他们的依赖。藏传佛教格鲁派自15世纪诞生以来，一直和西藏其他教派进行竞争和斗争。通过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以来与俺答汗的联盟以及对和硕特蒙古人刀枪的仰仗等，格鲁派最终在西藏得到了不可侵犯的神圣地位，而和硕特蒙古人则登上了藏王宝座，两者似乎都如愿以偿。
但是，昔日号令西藏佛教诸宗的噶玛噶举派被赶下台以后，长期不甘心失败，召聚自己的信徒和施主们一再反抗，把矛头指向达赖喇嘛与和硕特蒙古汗。同时，临近的不丹法王兼国王主巴噶举首领时附时叛，西藏局势并不稳固。在联合抗击内外反对势力的过程中，藏传佛教格鲁派僧侣集团与和硕特蒙古贵族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然而，经过和硕特蒙古部固始汗、达延汗和达赖巴图尔等汗王的经营，后藏复辟势力完全被击败，格鲁派在西藏的地位越来越稳固。同时，通过打击和征服域外反对势力，收复阿里地区，西藏呈现出稳定的局势。在这种情况下，对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势力来讲，和硕特人似乎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蒙藏统治集团联盟日趋瓦解。
1668年初，固始汗之子达延汗去世后，其六弟达赖巴图尔行使汗权。这年5月，当时担任第巴的丕凌列札木苏去世。由于汗位空缺，按照汗廷的惯例，第巴之位也空悬了一年。由于第巴是具体负责行政事务的，不能不设，于是1669年8月，五世达赖喇嘛乘机命其崔本罗卜藏图多布为第巴，并从此掌握了最高办事官员“第巴”的任命权。对此，蒙古达赖汗于1671年即位后，也只好予以承认。
“第巴”又称“第司”，原为酋长之意，是当时西藏地方政府设置的管理行政事务的最高官阶。任命第巴之权的旁落，是汗权的一大损失。蒙古人虽然控制着卫藏地区的统治权，可是具体负责行政事务的首席大臣又都是五世达赖派来的亲信，蒙古人的权力遂受到公开挑战。
1679年，五世达赖喇嘛任命自己一手培养的桑结嘉措（1653-1705）为第巴。桑结嘉措是前任第巴丕凌列札木苏的侄子，8岁时即被送进布达拉宫，在五世达赖喇嘛身边长大。五世达赖喇嘛曾说，桑结嘉措“在处理政教二规事务方面也与其他第巴有所不同，处事做事与我亲自所办相同”，可见五世达赖喇嘛对他的信任。五世达赖喇嘛还把写有这些内容的条例交由“众护法神”保管，并把其中的一份挂在楼梯头上，甚至还在上面按上自己双手的印记。
桑结嘉措出任第巴后，凭借五世达赖的宠信和自身卓越的综合才能，一面在暗中进一步强化了摆脱和硕特蒙古汗王对西藏控制的努力，一面私下同另一股蒙古势力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建立联系，谋图借助噶尔丹的军事力量拔除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既有根基。
准噶尔部与和硕特部同属卫拉特蒙古，原在天山北麓一带驻牧，后实力不断扩大，四方攻击侵扰，与清朝为敌。该部首领噶尔丹（1644-1697）曾于17世纪末叶在拉萨学经，与五世达赖、桑结嘉措多有联系。噶尔丹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起屡次直接与清朝发生军事对抗。清廷曾派人到西藏，敦请五世达赖派人说服噶尔丹降清。当时五世达赖实际已经圆寂，第巴桑结嘉措秘不发丧，假借达赖名义，表面劝说噶尔丹罢兵归顺，暗中却挑唆噶尔丹继续向蒙古各部袭扰。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军大败准噶尔部于乌兰布通（今赤峰）。身陷绝境的噶尔丹也是借助桑结嘉措派来军中的僧人向清军假意求和，才借机逃脱了清兵的追击。
1682年，时年65岁的五世达赖悄然圆寂。当此之时，羽翼未丰的西藏地方政府尚处于与邻近的拉达克（今克什米尔东南部地区）的交战之中，而工程浩繁的布达拉宫仍未能最后完工。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五世达赖在西藏地方政权中的代理人桑结嘉措为了稳定局势，确保自身已取得的权势与地位，对五世达赖的圆寂秘而不宣，对外谎称五世达赖喇嘛“入定”，除第巴外不见任何人。这样一来，唯有桑结嘉措一人能“觐见”达赖喇嘛，别人不得接近，达赖喇嘛的“法旨”由桑结嘉措传达，实际上等于桑结嘉措自己掌握了大权。